【破土编者按】时下粗布麻衣为有钱人追求自然简约生活的标配，“返乡”“乡建”也成墙内人对大自然美好想象的自我慰藉，正如欧宁所说“有钱人住农村宅院，吃有机食物，用手工制品；没钱人住城市楼房，吃便宜快餐，用工业产品。”在这样一种有情怀与无法有情怀的张力中，阶级差别也愈见于社会的伤裂。
(图片来源:freundevonfreunden)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累积，中国社会发生了戏剧性的倒转。大城市曾经是人人不惜代价要占有一席之地的竞逐空间，如今因为雾霾问题，有的人开始酝酿出逃的计划；过去弃之如敝履的名不见经传的村庄，现在则大受青徕，乡土社会所沉积的各种古旧事物，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微信朋友圈里充斥着美仑美奂的视频，不是拍摄隐在深山的民宿，就是纪录那些濒临失传的古老手艺。无人机在俯览青山绿水，特写镜头推近布满皱纹的劳动的双手，专业的布光手法让器物闪烁着神性的光芒，这种审美的目光选择性地遮蔽了残酷丑陋的现实。
生活方式的改变，背后是生产方式的转换。人类不能靠狩猎和采集来喂养越来越多的人口，于是发明了农业；手工业是与农业相伴的一种生产方式，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人类发明了工业来取替它；当工业带来污染，人类集体转向所谓的第三产业，旅游服务业、互联网和金融变成了当代的生产方式。在线性发展的时间轴上，每种生产方式的转变，都伴随着人类乡愁的爆发。乡愁本质上并不是对特定地理的追怀，而是人类天生的一种溯往的情感，时间越久远，过去越不可及，乡愁越浓郁。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因为地域发展的失衡，各种生产方式其实是并存的，这为人们寻找乡愁提供了一定的现实空间。
对古旧事物的审美，建立在三种距离之上。第一是时间距离：中国人历来有“好古”的雅兴，谈及圣贤，“言必称尧舜”；谈及人间理想，一定是周礼规训下的社会；恋旧癖造就了历代的收藏家和玩物者；在激烈变化的当代生活中，趋古的情怀更深厚。第二是空间距离：近处的司空见惯不及远方的陌生神秘，这是人类的一种“好奇”的本性使然。第三是阶级距离：处于社会上游的人对下游产生怜悯，跨越阶级的情感表达可以收获道德优越感，它反映了人类“好德”的冲动。“距离产生美”虽然是一句烂俗不堪的话，却也频能揭示某种真实。
今天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对乡村、传统、民间的兴趣，正是来源于上述的心理现实。不管是已成时尚话题的“乡建”、“返乡”，还是衍为潮流的“有机农业”、“民艺复兴”，概莫能外。这样的潮流虽然波澜壮阔，但结果却是：有钱人住农村宅院，吃有机食物，用手工制品；没钱人住城市楼房，吃便宜快餐，用工业产品。在人口流动和地理景观上，则出现“缙绅化”(Gentrification)现象：高收入阶层涌入历史社区或传统村落，原住民搬出，旧房子被改造成华丽舒适的豪宅，产权置换伴随着人口洗牌，造成一种市场现实。在情怀与审美的光环下，是阶级撕裂的硬核。
“民艺复兴”的提法，源于手艺崇拜。在民艺爱好者心中，以手造物是最美的，因为手连着心，所以手艺是有心的，而机器是无心的。手艺崇拜有一种天然的反资本主义基因，不管是威廉·莫里斯在英国领导的“工艺运动”还是柳宗悦在日本倡导的“民艺运动”，都反对机器对人的异化，希望回到手工业的行会（Gild，基尔特）时代。“民艺”(Mingei)一词，柳宗悦是这样定义的：无名者用手工成批制作的、在生活中流通的廉价实用物。被日本茶人奉为天下第一名物的茶碗“喜左卫门井户”就是高丽平民的日用茶碗，是最便宜的粗糙产品。这与中国现在顶礼膜拜的奢侈“民艺”相差甚远。
▲ 喜左卫门井户茶碗
由知名的设计师给贵族订制的工艺品，柳宗悦定义为“美艺”，它有落款、作者意识强烈，昂贵，数量稀少。作为日本民艺运动的哲学家，人们曾把柳宗悦与茶圣千利休相提并论，但柳宗悦对这样的赞誉却不接受，他不屑千利休的人格，以茶道依附丰臣秀吉这样的权贵，甚至连最后的遗偈“佛祖共杀”也是抄袭三国时代四川成都的僧人斡利休的。柳宗悦虽然抗拒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民艺思想却饱含平民意识。在他看来，器物是服务于人的，它应是温和忠顺的，而不是张扬个性的，和莫里斯一样，他认为民艺的黄金时代是在文艺复兴运动前的中世纪，不是靠少数的天才，而是靠无数的普通手艺人的集体智慧和经验来创造丰盈的器物世界。
▲ 千利休
器物世界的温暖联系着人心，如果人心不古，都忙着逐利，那人们所创造和使用的器物必是丑陋的。因此，要有美的民艺，必须有好的社会。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勃兴时期，一些英国知识分子对挟裹人类而去的机器世界感到恐惧，于是开始构思各种各样的社会替代方案。费边主义主张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以温和的改良来渐进推行和平宪政和市政社会主义；莫里斯写了一本小说《乌有乡消息》，来描绘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彭迪(A.J.Penty)写作《恢复基尔特制度》，提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些都是逆潮流而动的努力，是要在丑陋的现实中建设乌托邦。
▲ 《乌有乡消息》扉页插图，莫里斯绘
民艺运动不能只盯着器物的制作，要拉远自己的目光看到关联的社会现实。更不能被“民艺”的名困住，要有平常心，而不是以情怀去神化膜拜。一种事物的出现和消失有它的历史逻辑，不要过份夸大自己拯救的努力和功德。一座乡村里巍峨壮观的祠堂，它的空置颓败是因为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发生转变，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宗族关系变淡漠，它原有的功能丧失了，而导致人们的无心守护，用古法修缮它可以恢复曾经建造它的手艺，但重建乡土社会才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一个不富裕和务实的社会里，生产耗时少并且低价实用的工业品的确比制作缓慢费时的手工产品受欢迎，快餐的确比慢食更符合低收入人群的需要，要让他们消费得起最奢侈的时间，那恐怕还是要从提高他们的收入着手。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道：“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却注定了劳动者的愚钝痴呆。”自资本主义来到这个世界，不论是莫里斯还是柳宗悦，还是今日中国兴起的民艺复兴的努力，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一个编织漂亮蓝子的篾匠自己不用，只能把它送到博物馆；一个在富士康生产iPhone的工人用不起iPhone，还可能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而跳楼。如果劳动者生产的器物不能为劳动者所用，如果劳动不是心灵的解放，那么这种劳动生产出来的器物就算美仑美奂，实质却是丑陋的。
中国目前的民艺爱好者，多数来自饱衣足食的阶层，他们因为“好古”、“好奇”和“好德”而将目光投注到寻常百姓的手艺生产。有的很贪婪，一点不遮掩自己古董贩子般的狂热收藏占有欲，看见什么都要买；有的做得稍好一点，用自己的文化资源和话语能力为手艺人充当代理人的角色；但还没有看见谁可以真正和手艺人结成共同体，互相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例子。设计师搜寻民间工艺，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创作瓶颈；建筑师跑到农村去盖房子，借用乡土建筑的智慧，却是为了成全自己强大的自我；民宿本是老百姓开放自己多余的房源与人分享，现在却成了投资者偷换酒店概念进行连锁经营的热门。在社交媒体的时代，所有这些举动都被包裹上“情怀”的标签进行大事渲染。
▲ 中国美院民艺馆
从民艺的本义来说，今日由中产阶级推动的所谓“复兴”，欠缺的正是“人民性”的浇铸。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初期，在“工农联盟是国家政权主体”的意识形态表述下，大量艺术家和工艺美术家被要求下乡采风，向民间学习，他们和普通老百姓一起工作的结果都是强调集体创作和去作者化的。“人民性”出现在各种文化产品中，和政权的法理紧密扣合在一起。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个人主义的兴起，个性开始被张扬，“人民性”逐渐稀释，没有实用价值的当代艺术被推举，工艺这种形而下的器物文化被冷落一段时间后才被一些“玩物者”重新捡起，于是便有了新的民艺运动。新兴的中产阶级自发下行至民间，带着善意和“情怀”，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但如果能减持自我，多点“人民性”的建设，则功莫大焉。
2016年1月28日，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