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到了文革晚期，很多保守派发现，跟着当权派把造反派“整熄了火”，自己也成了多余的人，这个现象老田称之为“保守派悖论”。本文主要以外交部的文革为例，剖析一下保守派悖论出现的原因，以及与保守派悖论相关的中国政治变革过程。
在文革期间，保守派与当权派合作镇压造反派，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镇压完造反派之后，保守派多数不仅没有得到升官发财的好处，还在政治上成为多余的人，这种巨大的心理失落感是空前的，老田把这个称之为保守派悖论。
老田始终认为存在着三个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始终想要解决人的世界观问题，为此支持学术界的“小资本”批判“大资本”（学术场域的大小资本竞争是布迪厄的一个概括），据此重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领导权；而造反派的文革，则是针对日常政治生活中间的异化现象，而“坏干部+假积极”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就是政治生活异化的人格化推动力量，这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坚持批评的两大对象；第三个文革的内容是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镇压造反派，对照文革结束后的改革经验和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管理经验，目的实际上是要终结管理权的开放性，封闭跟随管理权开放性而来的毛氏公共领域，重新划定公私领域的界线，把面对面这一层级的管理权包括在私人领域之内，这就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一致性了。以此而论，保守派在文革期间的闪展腾挪，最终目的却是实现了把自己的政治主体性非法化，这应该是大多数保守派群众所未曾预料到的。因此，保守派参与政治的合法性，与造反派一样，端赖于毛氏公共领域是否存在、是否合理。
本文主要以外交部的文革为例，剖析一下保守派悖论出现的原因，以及与保守派悖论相关的中国政治变革过程。【本文所引的事实，多处于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和邹一民先生关于外交部文革的系列回忆文章。】
一、“保守派悖论”现象的普遍性
到了文革晚期，很多保守派发现，跟着当权派把造反派“整熄了火”，自己也成了多余的人，这个现象老田称之为“保守派悖论”。这个保守派悖论，还不同于历史上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保守派不仅意味着权力和利益分配方面的失落，还意味着保守派本身在政治上业已丧失了全部的合法性。只有把握了保守派悖论之后，才能够准确和全面地理解邓小平重要思想——“文革两派都错了”。
邓小平说两派都错了，武汉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一些成员至今不能够接受，一位名叫詹才扬的人为章迪杰回忆录的序言中间说：
“如果说文革中的百万雄师有‘派性’的话，倒也确实。不妨回顾一下当年百万雄师的所作所为，诸如肯定解放后的十七年，竭力保护一大批老干部，反对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错误行为，反对砸烂公、检、法，反对抢枪乱军、大揪军内一小撮等等、等等。据此，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百万雄师的‘派性’不正像共产党的党性吗？这样的‘派性’也要反对吗？有这种‘派性’的人不嫌少了点吗？……说文革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错误的，即‘两派都是错误的’，这一论断恕我不敢苟同。当年七亿中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卷了进去，所谓两派就是这个大多数的两个聚合体，一派造反，一派保护，保护也是错的吗？……文革中的两大派是尖锐对立的，一派为四人帮所利用，一派则是坚决反对四人帮的，他们几乎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由此可见，‘两派都是错误的’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对客观事实的背叛，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实际上就是站在四人帮一边说话，这是不能允许的。……我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该发生的革命，是中国人民的一场灾难，人民群众既是受害者，又是革命和建设成果的保卫者。所谓两派，其中一派是破坏者，另一派是保卫者，破坏者有罪，保卫者有功，罪者当诛，有功者该奖，天经地义。因此，说‘两派都是错误的’的人才是真正的错误。历史不属于个人，历史不容歪曲，历史对此会作出公证。”【詹才扬，为章迪杰《疯狂岁月》书稿所写的《序言》电子稿，2004年5月18日于武昌；该回忆录正式出版时更名为《峥嵘岁月》（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未收入这个序言】
据谭启龙回忆，邓小平在评论浙江1973-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期两派表现时说：两派都错了。邓小平这个评论出来之后，人民日报上还专门宣传过，但这个说法过于简洁——只有一句话，其重大和深远的政治含义不容易呈现出来。因是之故，文革保守派的很多成员——包括其中很多愿意思考的成员——至今都想不通：为什么我们紧跟当权派把造反派都镇压下去之后，我们自己就变成多余的了？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不说，甚至，政治上还变成了错误的了。
实际上，保守派的合法性不在于其保护当权派，或者捍卫当权派的利益死整造反派，这对于当权派个人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对于整体的当权派地位则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甚至是有不如无。保守派参与政治的合法性，其实与造反派是一样的：即管理权对被管理者的开放性。
在通常情况下，管理权由受过专业训练并在相关管理岗位上有过多年历练的当权派掌握、行使并垄断。一句话，管理权由具备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官员垄断是常态，在这种常态之下，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对管理事务都毋庸置喙。对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的被管理者开放管理权，是“非常态”的事情，在中共历史和政治实践中间，也不是官场多数人都拥护，更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管理权对被管理者开放，是1927年毛泽东通过“三湾改编”确立的革命规矩，按照毛泽东自己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间的著名总结，其特点是：废除繁琐礼节、经济公开、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后来更发展为，要求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要象总经理那样，关注并参与全部的革命管理过程，诸如思考并解决后勤问题（所谓打土豪筹款子、一切缴获要归公）、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创建根据地、打仗消灭敌人，这就是所谓的三大任务。有了三大任务之后，才有了红军（后来是解放军）被称为战斗队、宣传队和工作队的可能性。1948年毛泽东对管理权开放性的特点，再次总结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这“三大民主”，这系列的说法都对应着一个最基本当然也是最重大的事实：管理权向被管理者开放。
管理权向被管理者开放，应该说，受到绝大多数官员发自内心的反对，因为这降低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由此，被管理者对于管理权的参与，变成了一个需要被管理者自己创造其条件的事务：用群众的批评意见促使官员们接受他们不情愿的管理权开放，因此，被管理者对于管理权的分享，除了熟悉管理事务学习相关知识了解相关管理信息的技术性方面之外，还时刻被要求以批评意见形成有效的舆论压力作用于当权派，使其接受管理权开放的要求这样一个政治性方面。
逼迫官员们接受管理权开放的要求，是与群众的批评权联系在一起的，这后来逐步发展为毛泽东的路线斗争范式，建国后，在管理权开放性要求中间，技术性的一面逐步程式化，政治性的一面则逐步加强，群众批评权的地位反而逐步上升，文革期间则上升到了顶点。群众对干部的批评权，成为路线斗争的凭借和依靠。这个在革命时代确立的管理权开放性要求，为毛泽东一生所坚持，在文革期间被再命名为“毛主席革命路线”。
三湾改编确立的管理权开放性要求可以称之为“三湾宪章”，在毛时代单位制的管理中间，有着不同程度的落实，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上也是重申三湾宪章的管理权开放性要求。管理权对被管理者开放之后，就需要吸引被管理者投入管理事务的热情，诱导甚至强行要求群众对管理事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并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掌握相关信息和知识，毛时代老田上小学时，每个学期写自我鉴定，都需要对自己政治上是否要求进步、表现是否积极做出评定——也就是说，自己对管理事务投入了多少、投入产生的效果怎么样，这需要自己先给出评价，然后才是班级鉴定和老师的鉴定——他们也需要对个人的投入及其效果给出评定。
群众对于管理权的分享和参与，特别是群众对于干部的批评权的行使，导致常规管理条件下管理权这个“私人领域”的部分公共化，还由此形成了一个长期存在并由干部和群众的积极互动形成的“毛氏公共领域”。正是在毛氏公共领域中间，干部对群众的政治教育，考察个人参与管理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即个人投入的时间精力及个人参与过程的有效性观察），群众对干部的批评权，群众之间的相互评定等，一句话，共产党所谓三大法宝中“党的建设”“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在这个具体的公共领域中间开展和进行的。关于毛氏公共领域的相关分析，这是共产党在干革命年代对于常规管理想象力的一个根本性颠覆，也是毛泽东与苏共有着重大不同政见的关键领域（反修防修的起点就在这里），也是毛泽东和老共产党人创造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型现代性实践的经验所在，这需要写一篇专文来展开分析，本文不拟多加涉及。
在文革的具体政治博弈中间，保守派的主要努力方向是反对造反派对于当权派的批评权，等到造反派行使的批评权被视为反革命罪行而遭遇到系统清算之后，也就相当于把毛氏公共领域封闭了一大半。而根据邓小平的表述——两派都错了，这是要求干净彻底地全盘封闭毛氏公共领域。保守派从反对造反派开始，到帮助当权派封闭毛氏公共领域结束，在逻辑上就取消了自己的一切合法性。
文革结束后，许多保守派群众的心里失落极其巨大。1986年王绍光教授回武汉做文革口述史访谈，就已经有保守派表示悔不当初，还说要再次搞文化大革命的话，他肯定要参加造反派。据老田所知，对毛氏公共领域怀有朦胧和朴素的好感，多是底层的蓝领工人群体。知识精英阶层中间的保守派成员，文革后多数不愿意回头看，而是直接投奔他们还缺乏基本了解的美式民主。正是因为缺乏了解，美式民主才能够承载他们内心深处的期盼。
从邓小平主导改革的经验看，封闭毛氏公共领域的过程，大体上经历了这么几个重要步骤：首先是强调按劳分配，把被管理者的根本利益变成管理者的管理权力，实现管理权向干部手上的集中；第二步是推行一把手负责制和企业的承包制，并在舆论宣传中间把管理权的合理行使说成是企业利润的唯一源泉，在意识形态过程中间把劳动彻底边缘化、把权力彻底中心化；第三步是经过聘用制、合同制的过渡，最终走向买断工龄，把劳动者彻底雇佣化。大约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在“面对面”管理这个层级的管理权开放性程度，现在已经低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毛氏公共领域的彻底封闭，相关领域也完成了转型变成了私人领域，在法律上，相关事务都成为私法的调节对象，应用“意思自治”原则去解决。
在官僚权力垄断性增强之后，单位内部的毛氏公共领域彻底消失，普通民众的政治贫困化感受上升，结果，一些保守派成员就带着权力公共性的朴素期盼，走向要求美式民主政治。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期待某种节制权力的机制存在，不过他们的幻想在于：西方公共领域的民主不可能介入私人领域，更无从改善个人在微观机构内部因为权力剥夺和集中而产生的政治贫困化。不过，正是因为这种期待在民间广泛存在，中国公知对于美式民主的宣传和解读，着力突出或者许诺美式民主将改进私人领域内的个人政治贫困化，这已经成为美式民主内销过程中间的“中国特色解读”，目的当然是满足这部分心理需求，借以争取民心民意。
就老田做文革口述史研究的经验而言，在所接触的保守派成员中间，今天走向美式民主的人数不少，其中有些人热心鼓吹和贩卖美式民主能够解决私人领域问题的“特色解读”，更多的人则成为美式民主“特色解读”的拥趸，结果真的就像当年造反派所批判的：这些反对毛主席文革理论和实践的群体，肯定是要走向反毛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变成彻头彻尾的“三反分子”。
一个人无论他要如何疯狂地反毛反共，但是，对于改进自身政治感受、远离政治贫困化的要求则无法拒绝。在毛氏公共领域封闭之后，寄希望于宏观政治领域民主化效果对私人领域的延伸，则是一个新时代的民主乌托邦。这样的民主乌托邦因其拒绝毛氏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改造，反而更加病态地拥趸美式民主，因为这是仅有的希望，如果真有一天美式民主到来了，这些人会惊讶地发现：我原本要的并不是这个东西。
二、“保守派悖论”的最完备演绎过程
这个保守派悖论最典型的集中体现是在外交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美女保守派和老男人当权派对账，结果却“对不上账”的故事：
1972年8月的一天，“谈话中不记得是谁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时冠华被红卫兵抓去的事。冠华似乎一下子被激怒起来，猛然转头对我说:‘都是你们整的!你们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把我和老姬抓去，关在地下室，又关到你们学校!总理指示放人，要我们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对我!’我当时被他这无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着我。后来，我也生气了，我说:‘乔部长，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人!我又没造过你的反。我也挨过整，我们‘红旗大队’是保你们的，保‘陈、姬、乔’，你怎么乱冤枉人!’谁知冠华更火了，他说:‘你们‘红旗大队’也是造反派!我亲眼看到外交部15号门外的斗大标语‘打倒乔冠华’是署名‘北外红旗大队’。你们和‘造反团’都是要打倒我的!’我试图向他解释红旗大队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王力8月7日讲话后怕处于被动，想抛出乔，保住陈、姬，因为乔在反右倾中受过处分，有把柄。但‘红旗大队’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冠华武断地说:‘我不听这些，反正你们都是造反派！’”【章含之：《跨国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第96-97页】
在这一次对账过程中间，章含之作为前保守派成员，自认为是当权派不可或缺的战友，因此，一切基于本阵营损失最小化的策略，哪怕是机会主义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但在乔老爷看来，那简直是笑话，老子当官是自己挣来的，还要你保？你有几斤几两？你没有搞清楚自己算老几吧？！前述詹才扬对于邓小平的批评，也内含着保守派和当权派是同一阵营的同盟和战友关系的认识，但是，对于当权派和邓小平来说，这个所谓的同盟关系是虚假的，即便存在过，也不总是需要的。极而言之，在对政治贡献的评估方面，当权派认为保守派的贡献无限接近于零；反过来，保守派对自身贡献的评估，却大大超越了实际存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女和老男人的对账没有对上，至于詹才扬先生愤而声称邓小平是站在四人帮一边说话，那就更是一个笑话了——就好像詹先生比邓小平是四人帮更为强大而合格的对手似的。在这里，不得不说，造反派从自己参与文革的遭际方面（受到当权派不合理打压），具有比保守派更为有利的观察角度，从而能够更切近地理解毛氏公共领域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实质。
当权派对于保守派参与政治的评价，远远低于保守派自身，是这种分歧的源头。毛时代，群众参政的形式之一，是大量提拔各种优秀分子进入政权，除了文革期间的保守派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合当权派临时需要的群众之外，各种劳动模范获得高级职位也很常见。在政府机关中间，劳模也往往相当的边缘化，一位湖北省总工会工作的朋友说起他的感受，著名劳模马学礼在总工会就很边缘，没有什么人愿意理他。一位北航的大学生T毕业后在汉工作，他工作上与市机械局打交道很多，发现武汉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在机械局其实非常不受待见。邓小平在1975年曾经公开主张过“台阶论”，反对“坐直升飞机上位”，这其实是官场人士的惯习：有且只有通过官僚阶梯一步步爬上来的人士，其资历和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够得到习惯性的认可。不仅造反派在官场受到当权派的敌视，就算是保守派或者劳模当官，也不被官场顺利接纳。邓小平的看法，不是偶然的感受和个别表达，而是内在地体现了当权派的一般性要求——封闭毛氏公共领域并让群众滚开——的要求。
一个人如何看待其自身的付出的努力和获得收益，在与他人包括上下级相处中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校核尺度，那些极端膨胀自我的人，就很难相处。萨缪尔逊早期版本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间，提到东南亚华人资本成功的奥秘在于：这些华人是受压迫的少数派。这样的少数派，往往愿意为同等收益付出更高水平的努力，只要是有机会这样的人总是率先获得成功。在中国内地，经过文革的检验之后，会发现相反的代表性群体，太子党群体就存在着相反的人格特征，同等收益愿意付出的努力，只相当于平常人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这是为什么陈小鲁等太子党特别痛恨老师和校长的原因——他表现极差长期入不了团但他拒绝自省，象陈小鲁这样的太子党哪怕表现能够达到正常人的一半也会受到额外照顾的。在造反派的偏见里，也许太子党对自己的一份努力指望十份收益，而保守派也是一样的人，付出一份努力往往想要三份或者五份收益，为此目的，不惜谄媚权势，屈身媚上，成为那种受人诟病的马屁精式的的积极分子。因为这个原因，保守派往往成为体制的无条件顺从者，缺乏起码的批判意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是否开放毛氏公共领域持一种机会主义态度，而不认为是一种必须加以坚持的革命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