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哲学家普特南访谈

【破土编者按】希拉里·普特南（1926.7.31-2016.3.13）是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一生观点多变，可谓是伯林所说的“刺猬”的最典型的代表。普特南出生于一个犹太裔家庭，他的父亲塞缪尔·普特南是一名活跃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作家，曾是美国共产党中的重要人物。而他本人也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反战运动的高潮时刻，在哈佛开设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并加入过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进步劳工党。虽然在他多变的一生中，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但他在漫长的运思生涯中，保留了一种不变的关怀：“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关切，以及将哲学活动作为这种关切的一部分的愿望。”破土在此翻译了普特南逝世前一年的一个访谈，他在这个访谈中回忆了他的学术生涯，这或许可以作为我们了解他哲学思想的一个入门简介。

希拉里·普特南，哈佛大学

列奥·佩鲁佐，巴拉那宗座天主教大学

 

1. 佩鲁佐：亲爱的普特南教授，您的哲学事业在一开始的时候显然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是卡尔纳普的影响。然而，我们知道，逻辑实证主义（除力主应该统一科学语言外还）认为科学理论可以描述“实在”。我相信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您就一直支持这样一种“实在论”：认为科学理论是近于真的。因此，我们应该从何种意义来理解科学理论的任务？它们可能在历史中的某个时刻，企及“实在”么？

 

普特南：请原谅我纠正你对实证主义的历史的描述，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就不可理解了！你对实证主义的描述，符合十九世纪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在巴西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在巴西以外的其他国家，它理应得到比它近年来所得到的更多的关注）——但根本不符合逻辑实证主义。对卡尔纳普来说，“实在”是一个无意义的形而上学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伪-概念。关于“伪-问题”(Scheinprobleme)，他最喜欢用的例子是“什么什么是实在的么”形式的问题，比如说，“电子是实在的么？”，“数字和其他数学物件是实在的么？”。科学理论可以描述“实在”是一个他会认为无意义(Sinnlos)的句子。

 

因此，在我最早发表的报告（我在报告中攻击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观），《理论不是什么？》（“What Theories Are Not”, 1960）中，在我说我主张“一种在极小程度上科学的实在论”的时候我就和逻辑实证主义决裂了，我是不同意逻辑实证主义的说法的。那么说我的意思是，我主张这样一种实在论：根据这种实在论，像“电荷”和“质量”这样的术语不可能也不需要只用卡尔纳普所谓的“观察术语”来解释，相反，这样的术语指的是实在的物理量。

 

关于科学理论最终是否能够“企及实在”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确实已经“企及实在”了。水分子由氧元素和氢元素组成（还要加上少量的氘，后者是氧的同位素）——我们有极好的理由认为，这个陈述，就是真的。但确切来说，原子如何活动，就是我们只有在我们有理论来解释何以眼下的量子力学和眼下的相对论能够同时近于真的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会知道的事情了。我们能否在“历史中的某个时间”得出这样的理论？我们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也不能言之凿凿地说它不可能。

 

2. 佩鲁佐：成熟的科学的成功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最接近“真”并为理解实在指出适当的论证。在何种意义上你相信这种视野将消除形而上学的偏见？对科学活动来说，还有重要的形而上学问题么？要思考科学的进步，逃离形而上学是必要的么？

 

普特南：对于那种认为我们可以在独立于科学的情况下从事形而上学研究的想法，我是拒绝的。对于那种认为科学只能忽视如理论实体的实在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想法，我也是拒绝的。实证主义的看法——即认为科学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预言可观察的实验结果罢了——在一些科学家那里依然流行，但它总会令人避开重要的基础性的问题。比如说，人们越来越广泛地承认我们在理解量子力学上有问题——也就是说，在弄清楚为了让我们最基本的物理理论如其所是地那样成功运作，物理的实在一定得是什么样子的这件事情上有问题——尽管几十年来，这样的主张一直在阻碍我们，使我们迟迟不能承认这点。那种主张就是，所谓的，尼尔斯·玻尔的“哥本哈根诠释”解决了所有问题。然而，玻尔版的“哥本哈根诠释”说到底也只是相当于这样一个模糊的哲学论题，即，人类的心灵不可能理解量子宇宙的存在本身，以及，人类的心灵应自限于告诉我们如何用量子力学来做预测！

 

3. 佩鲁佐：在2010年的一次访谈中，你说，如果你要重写博士论文的话，那你可能会写一篇心灵哲学领域的，更具体地说，写关于知觉问题的论文。我刚好也想到这同一个问题，那么，你是怎么看整合自由功能主义(liberal functionalist)理论的，知觉与心智内容之间的关系？

 

普特南：我正在写一些论文和一本书来为一种自由功能主义的知觉、统觉和意识观辩护，或者说阐发一种自由功能主义的知觉、统觉和意识观。所谓“自由功能主义”，我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心智是许多涉及世界的能力的集合。大脑可能（除是别的东西外）是一台电脑，但根据自由功能主义的看法，心灵不只是大脑。根据我坚守的那种反-个体主义的、外在论的看法，我们不可能在不描述生物体与环境——在人这里，这个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的交换的情况下描述心灵。自由功能主义不是化约论；就像我曾说过的那样，“各种解释都在寻找它们自己的层次”。（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我认为，事物有多层形式。）

 

在谈到第六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再谈谈知觉。

 

4. 佩鲁佐：众所周知，你的心灵哲学理论采取了一种实在论的立场。然而，它又否认心智状态可化约为物理状态，或大脑。原则上，通过功能过程来思考心智内容，难道不会复活某种形而上学的解释么？思考“心灵”为何的最佳意象是什么？

 

普特南：那种认为心智状态是功能方式的看法当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但它也提供了一幅科学的或者说被提议为科学的图景。我不相信形而上学是“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和科学必须互动，我们也必须同时进行形而上学和科学的研究。是的，我不再相信电脑是思考心灵的最好意象了。

 

5. 佩鲁佐：那么，让我们来想一想——也别是在功能主义的理论中——我们能说在不远的将来，机器、机器人和半机械人会有和人一样的能力；人工智能会是一个惊天之谜么？当前，“钵中之脑”实验能告诉我们这些问题有什么局限么？

 

普特南：你想的是“计算状态功能主义”，我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立场。自由功能主义对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和/或局限不做评论。

 

6. 佩鲁佐：感受性(qualia)包括情感或经验的现象方面，比如说毛毯引起的痒感，恐怖电影引起的恐惧感，夏日强光下覆满鲜花的山谷引起的欣悦感。感受性，按说是主观的，为个人所私有，并且，除公共事件外，一个人的脑中还会发生物理事件。在这方面，我们该如何解决著名的“别的心灵/他者的心灵”问题呢？如果我们对客体对象有相同的知觉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回答呢？相对论的说法——即，一个人永远不会知道别人的心灵中正在发生什么——有错么？

 

普特南：大部分传统哲学（康德是个很大的例外）都认为，有感受性，事实上就是知觉到某种东西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经验主义错误。在我看来，感受性并非知觉。甚至对动物来说，知觉也不是从感受性开始的（昆虫有知觉啊，但谁知道它们有没有感受性呢？），相反，知觉是从知觉再现（注意再现既不是一个现象概念也不是一个物理主义的概念，而是许多复杂的心理学研究的主题，不论它是否合乎哲学家们的宝贝范畴[如“心智”、“物理”、“意向”]）开始的。就人类而论，进入知识的不是知觉再现，尽管它们可以说，是“地平面”；进入知识的是统觉（用康德的术语来说）。当我知觉到桌子上有一杯美味的咖啡的时候，我的知觉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我和那杯咖啡之间的一种涉及世界的交换。事实上，我可以注意也可以不注意我的感受性：我看到那个杯子。

 

至于他人的心灵问题，我认为我们是这样被造的：我们生来就是要认识别人心里在想什么的（想想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怀疑论者会说这回避了实质性的问题。那又怎样呢？为什么我们应该假设我们要给怀疑论者一个怀疑论者本人必须接受的答案呢？我们已经把太多的墨水浪费在那个徒劳的计划上了。

 

7. 佩鲁佐：现在，我想回到你的“语义外在论”中的一个经典问题。根据你的理解，这一立场代表哲学中的一场“反主观主义革命”。我们该怎样理解这一论述。

 

普特南：我力荐读者们去阅读我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在访谈中我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总结文中的论证。但该文的主旨是，我们的词不只是通过我们的脑袋才有意义的；我们只有作为一种以特定方式与世界、和他人相关的存在，才会有有内容的思想。这就是我的“语义外在论”的核心思想。

 

8. 佩鲁佐：你的新实用主义观特别反对“科学主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阅读詹姆士，和对维特根斯坦著作的多元化解读得出的。特别是在《实用主义：一个开放的问题》(Pragmatism: An Open Question)中，你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主要的哲学问题是概念或语言的混淆。那么，在何种程度上，新实用主义依然算是一种有趣的看法呢？

 

普特南：我认为，我思想的这个阶段（特别是在《实用主义：一个开放的问题》中）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太重了。在《维特根斯坦：一个再评价》(“Wittgenstein: A Reappraisal”，载我的《科学时代的哲学》[Philosophy in an Age of Science])中，我往后退了不少。当然，哲学家们会犯错，哲学中也有混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像维特根斯坦想的那样，是语言的混淆。至于詹姆士和实用主义者，我喜欢他们整体的研究观，以及他们对事实/价值两分的拒斥，但我从来不信服他们的真理理论（或他们的各种真理理论）。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詹姆士和杜威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

 

9. 佩鲁佐：不可避免地（以及，幸运地），哲学活动是在科学的时代进行的，也就是说，它是知识的全球化的事件。你如何分析当代情景中的伦理、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么：人类将去向何方？

 

普特南：这里我没什么“三言两语的评述(sound bites)”。（我是一名左翼的、偏向社会的民主党人，尽管眼下持悲观态度。）给饥饿的人饭吃，给衣衫褴褛的人衣服穿，反对不义和压迫，为逃避迫害和饥荒的难民提供一席之地——同时，保卫言论和思想自由，包括艺术表达的自由——是我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10. 佩鲁佐：你的作品和思想影响了近百名巴西哲学家，特别是就面对语言和心灵的认识论问题的实在论立场而言。今天，你如何分析你的工作？在你看来，总的来说，哲学的方向是什么？

 

普特南：我的哲学生涯是从科学哲学开始的，尽管，在我第一部论文集的导论中我就已经写到科学哲学不是哲学的全部了。促使我说明逻辑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对科学的描述和作为一种意义理论都是错误的，以及，促使我从科学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和你刚才谈到的语义外在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那个时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主要的科学哲学家们还在坚持，有意义，就等同于有某种他们所谓的“证实方法”。因为我也在数学逻辑和计算机科学领域活跃，所以，我转向了功能主义，而且，最近，在感觉到我原来的那种功能主义立场太过于化约论的情况下，我又转向了“自由功能主义”。长久以来，我一直相信实证主义者的事实/价值的两分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作为对事实是什么的描述还是作为对价值是什么的描述；而我对阿玛提亚·森的经济学进路的欣赏（森的经济学进路显然也是反对两分的），也激励我（在《事实/价值两分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the Fact/Value Dichotomy]中）对伦理学提出一种在许多方面支持森在经济学上的“人的能力进路”的叙述。在我看来，我的作品鼓励的，是那些把哲学看作一个人道主义和科学事业，一个寻找一种同时既是实在论的、又是人道的实在观的事业，而不把哲学仅仅看作是一堆有待一个一个“解决”的“问题”的人。我希望这就是未来哲学家眼中的哲学，但我也没有水晶球（所以说不准未来到底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