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革不是起于个人权力斗争 如果毛主席的追求只是个人手中的权利，他为何在1953年提出退居二线，为何在1958年实际上退出了一线领导岗位，把权力交给刘少奇，人为地制造一个强大的政治对手呢？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一场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的权力，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特权思想和反动学术权威的理论的政治运动，是一场改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不可能不涉及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争夺，但个人权力斗争不是文革的出发点。正如1966年8月8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所指出的：“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据吴法宪回忆，周总理在1967年秋天告诉吴法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对准刘少奇。主席问总理“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总理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主席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这就是周总理在1966年8月对军内高级干部吹风时所说的“毛主席已经下了决心，要改组常委。”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写出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印发中央全会。
8月6日，毛主席在小范围初步商定了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的名单和排列次序。八届十一中全会最后一天（8月12日），选出了11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邓小平退到第六位（有学者认为，这时刘少奇已经处于等待被打倒的地位）。 刘少奇在66年的8月和9月还在继续批阅文件（如刘和邓对于成立红卫兵纠察队的批示），1966年9月2日，越南国庆，我国仍以毛主席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联名的形式发去电报祝贺，电报也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上。从1966年8月到11月，刘继续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参加毛主席八次检阅红卫兵，其中1966年国庆节那次，做为国家主席的他排名在第三位，仅次于毛主席和林彪。1966年10月18日凌晨，“首都红卫兵三司”上街游行，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十月十八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红卫兵“三司”提出的标语口号。同日下午，清华大学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 随着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精神的传达，刘少奇停止了工作，1966年12月6日，刘出席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了发言，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中央会议。1967年1月中央决定，刘少奇等不再参加会议。 从那以后，刘邓实际上已失去了政治权力，但是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这时尚未开始，毛主席改组政治局常委、夺取刘少奇的权力那么简单，难道会为了个人政治权利的巩固会把夺权斗争向下延伸到地、市一级，乃至一些小小的工厂么？难道一个小工厂的走资派的权力会危及毛主席个人的政治权利么？ 二、文革的起因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一）两条道路斗争的三个焦点 毛主席的一生不是个人奋斗的一生，而是为被压迫阶级，为弱势群体，为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的利益奋斗的一生。为了使这些为一切反动统治者所奴役、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获得彻底的解放，他与反动统治阶级，与强势集团奋斗了一生。文化大革命，也是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针对党内资产阶级和官僚集团而发起的。 埃德加.斯诺这样评价道：“现在，人们说，刘和毛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据毛说，在党由两个人领导的四十五年里，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非对抗性矛盾（逐步）变成了对抗性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
建国后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分歧，或两条道路的斗争体现在三个焦点上。 第一个焦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发展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下问题引出的：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出现的错误和遭受的损失？
例如大跃进时期农业战线出现的错误，到底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造成的，还是浮夸风、共产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造成的？从更高的角度来看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必然造成这些错误和损失，还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可以避免这些错误和损失？出于前一种认识，刘少奇一伙以“人都是自私的”这一改革教第一“公理”为出发点，提出并实行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必然会使中国经济逐步转向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则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人民公社60条），完善了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由此人民公社的管理和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在三年恢复时期，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坚持了人民公社，国民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创造了历史记录。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一个更优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讨论的中心内容。这里再简单补充以下几点： 第一、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就不可能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在市场需求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它的形成时间很长，而新中国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是按照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苏联的建设经验，通过制订比较合理的国民经济计划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这个工业化和初步现代化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二三百年的时间。 例如，“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我国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电、和有线电器材的制造等，我国中部地区，建立起一大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化工和军工企业，构成了我国工业布局的基本框架。“一五”期间，我国不仅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创造了世界的奇迹，在经济体系和工业技术上的飞速进步，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或市场经济下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就不可能取得科技、教育和国防事业的巨大进步（另作专文论述）。这里仅列出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对中国光学发展历史中的几个片段的回忆。 “1948年年我回国时，旧中国在光学上仅有一些小作坊和一些能干的工匠, 为枪炮上的光学仪器作些修理或装配。”“光学制造差强人意, 但基础薄弱，谈不上光学工业或光学科技的研究。中国光学工业和光学科技的发展自新中国始。”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我国的光学工程由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自解放后就开始进行研究和建设。年代初, 结合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中国科学院设立了第一个光学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含上海光学仪器厂和长春材料试验机厂等）。高等学校如北京工业学院和浙江大学也设置了光学仪器专业, 开始培养自己的光学人才，标志着新中国光学由此起步。” “这一时期（1949-1960）在光学领域较为突出的成果有，1958年长春光机所研制的高精密光学仪器‘八大件’。它们是一秒精度的大地测量经纬仪、一微米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大型石英摄谱仪、中型电子显微镜、中子晶体谱仪、地形测量用多臂航摄投影仪等，以及系列有色光学玻璃和红外（变像管）夜视镜。此外还有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的大型天像仪（假天仪等）。 50年代,长春光机所、北工、浙大等院校、国营298厂、248厂、208厂以及上海光学仪器厂等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光学工程、富有朝气的青年学生和科技人员, 为后继成立的光机所和技物所以及各地的光学厂输送了一大批技术骨干, 所培养的人才和所获得的成果对我国的光学和仪器制造工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60年代开始, 研究光学的单位和人员增加很快, 特别是激光、微光、红外技术等出现, 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自年代开始为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 在全国先后成立了西安光机所高速摄影与瞬态光学、上海光机所激光和光学工程、成都光电所光电技术与自适应光学、安徽光机所大气光学与遥感、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红外与航天遥感、西安应用光学研究所（微光与光电）、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激光）、昆明技术物理所（红外、热成像）、电子部11所（红外、激光）、13所（半导体）、44所（CCD器件）, 航天部8358所（航天光电）等, 它们在光学和光电领域各有自己的特色和重点。1962年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诞生，它离美国的梅曼在休斯实验室发明的红宝石激光器仅差一年。随着激光的发明和发展, 引起了光学的重大变革。 6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我国的光学研究所, 大都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和工程研究作为主攻方向。例如国家向长春光机所提出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用以测中程导弹飞行弹道轨迹, 评定制导系统的运行精度和获取成像电影记录。长春光机所在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下,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 终于研制出超过原设计指标的我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大型精密光学装备研制和生产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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