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可持续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
可持续发展不是不鼓励经济增长，但是它要求经济增长在确保资源的永续利用、确保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另外它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 具体地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使自然资源的耗竭速度低于资源的再生速度，必须通过转变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从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看，发展的本质应当包括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等基本权利，免受暴力侵害的社会环境。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经济发展是基础，自然生态保护是条件，社会进步才是目的。 但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遭到了掠夺性开采，环境遭到了污染，生态遭到的严重破坏，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公民的基本权利也越来越没有保障。 仅就水污染而言，现在我国江河流域普遍遭到污染，且呈发展趋势。对全国55000公里的河段调查表明，水质污染严重而不能用于灌溉的河段约占23.3%，45%的河段鱼虾绝迹，生态功能严重衰退。 调查表明，在现有技术下，年产量在5000万吨以下的造纸厂，只要污水处理设备按照环保要求运转，就会出现亏损。但是因为GDP主义的泛滥和和腐败的无所不在，数不清的这种造纸厂都在为工厂主的利润、各级官员的政绩和灰色收入制造着纸张和污染。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企业是如何处理环境问题的呢？美国“科学为人民”访华代表团在1973年的访华观感中介绍了上海电化厂文革前后对环境问题的不同处理方法： 上海电化厂在利用工业废物作多种用途的实验上是第一把手。其方针在把一种原料的所有各方面变成有用产品。它用纯化海水的电解方法制造氯、苛性苏打及其他化学材料。这个厂有两千三百个职工，被认为是个中等规模的复合体。它成立于一九五九年，初期年产一万五千吨苛性苏打，以及其他三四种产品。到一九七二年，已达到年产七万五千吨苛性苏打及二十多种其他主要产品。但是，由于生产增加，液体、气体和固体废料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厂里一位代表对我们说，在文化革命前，这个厂是一个大污染缸，但是，因为它“走刘少奇路线”（按：即“利润挂帅”），所以很少设法处理废料。 农民对此表示不满，并提出意见。但干部不加理睬，还找了一些借口来搪塞。有时，农民甚至跑到工厂里来，他们甚至吵闹，那时，领导人只是考虑生产。工人们也曾提出合理的建议，但是，领导干部只是依靠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不理睬工人的建议。 对我们说话的曹庆达（译音）本人，就是这一改变的见证。他看来还不到三十岁，是厂革委会的工人代表。约在四年前（一九六八年左右），他就当选入革委会。他说起话来，有根有据，易于了解。有时，为了某项统计数字，他看看笔记簿。另一厂方的发言人是吴兴图（译音），年纪较大，戴眼镜、帽子，还围围巾，看样子像一位大学教授。他是主持“多种用途”利用的技术人员。他引导我们参观工厂，用兴奋而自豪的神情，描述他的工作。他讲中国话时，夹杂一些英语。 曹继续谈厂的历史及其污染问题。有些液体废料和固体废料诸如硫酸和硫酸钙，污染了河流和损害作物，乃用碱将其性能中和，但碱本身又污染水道。有些废气如氯气，从电解池中漏出时，干部曾尝试改善电解池周围的密封，将它控制，不使氯气外漏，但漏气如故。以致工人往往须戴防毒面罩进行工作，还要赔偿农民作物受到的损害。直到文化革命期内，那种单顾生产指标的态度受到指责，污染问题才获得处理。 文化革命的结果，刘少奇路线被克服了。一九七二年澳洲记者贝却敌参观了这个厂，他在同年四月十九日的《卫报》上，描述了他的参观情形，工人们对他谈到他们的清洁努力，有如下一段话： 第一步，我们派工人到田里去检查。他们对正在造成的损害，感到惊惶。此事终将影响工农联盟。我们便着手工作，主要是依靠老工人的知识和积极性，在三个月之内，用了一万人民币的投资，我们发现怎样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他们发现的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曹向我们作了如下的描述：每月产生的九万二千立方公尺的废料，现在已有百分之八十五得到处理了。每月二万八千吨的液体废料，处理了百分之七十五，每月五百吨的固体废料，处理了百分之九十五。总而言之，在一九七二年期内，工厂在实行了三十种的多种用途的制作规划后，从废料中获得了三千吨的新化学原料，价值六十万元人民币。 电化厂的一个组，制造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氢氟酸，及其有关的液体、气体和固体废料。就是这些有毒的气体（主要是氢氟），逼得工人在走进工厂时，非戴面罩不可。氟破坏果实，且会引起植物的叶尖“焦灼”，最后则脱落。所以，这些气体对工厂附近的农作物是有害的。研究显示，废气可以转化为冰晶石，这是一种钠——铝氟，在用电解方法生产铝的时候，可以利用它作为一种溶剂。每一吨的成本平均为四千元人民币。但冰晶石的市场价值每吨只一千四百元人民币，因此工厂制造冰晶石，结果多花了二千六百元人民币。 在文化革命期间，上海电化厂“为谁”存在的问题引起了一场激辩。它应当为它自己而制造化学原料，抑或应该为全体人民？工人们懂得，第一条路是“利润挂帅”，是刘少奇所鼓吹的路线。可是，他们却同意。废料的循环利用虽然花钱，但冰晶石计划仍然应当进行，因其有利于卫生和工农的生活。一九七二年制造了三十八吨冰晶石，花了几乎十万元人民币，比每年赔偿农民作物损害所付出的钱，多了十倍。 可是，就大部分来说，电化厂注意了节约闹革命这个原则。到一九七二年底，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工人们找出了废气的另一种功能。现在，他们利用废气来制造一种液体的氟酸。在冶金提炼中是用得上它的。去年制造了十三吨氟酸，平均是七百元人民币一吨，而市价每吨却是一千二百元人民币。这一发明有助于解决工业产品有利与有害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且也有助于工厂的节约。工人还曾设计从有毒的废水中，找回重硫酸盐的方法。完全由旧的、废弃了的设备做成的几个大水槽，现在供应着四氟化碳和人造丝的原料，差不多不花费什么操作费。” 第二个焦点是，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明确指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刘少奇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则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第三个焦点是如何对待官僚主义与特权。 1959年，谢觉哉重上井冈山时指出：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下的天下。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1964年12月2日，毛主席写下这样的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概念。
马社香的《前奏》写道： 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问题），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泽东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士兵委员会的名称并不是井冈山的首创，在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中就存在，但那些部队仅仅从经济上保护士兵的利益。三湾改编推行的士兵委员会，与其他部队与以往的士兵委员会有根本区别，就是在部队基层以士兵委员会的方式实行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井冈山时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推行，铸造了全军上下的主人翁精神，譬如谁违犯纪律，士兵委员会就提出加以纠正，对干部和士兵都一样。井冈山的路是比较狭窄的，有时营长骑的马在路上吃两旁稻子，战士就在背后提醒：“马又吃稻子了。”营长马上回拉紧缰绳。在井冈山，形成了群众管理，而不是行政管理。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管连长。士兵委员会有个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经济管理，杜绝了贪污。当时有句口头语，叫做“吃油饼”，意思是贪污了几个钱去买个油饼吃。有了经济民主，吃油饼的现象没有了。在那种特别艰难的情况下，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民主作风，构筑了井冈山艰苦奋斗、官兵一致的精神品质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基础。 1965年5月25日下午，在井冈山宾馆115房，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老人家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2001年9月2日孙亚衡口述）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即将取消军衔制就是一个努力。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讲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令人耳目一新，细细寻思又豁然开朗。 毛泽东的话题再次转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 1965年1月，毛主席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主席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毛主席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主席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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