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主席与刘少奇、邓小平从合作到分歧和决裂 对毛主席和刘少奇二人的关系，梅俏在《毛泽东的珠峰》（以下称《珠峰》）中写道：“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解放前至共和国成立，一个是共和国成立至一九六二年，最后是一九六二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 第一阶段，是亲密战友关系。第二阶段，从战友关系逐渐向对立关系转化。第三阶段，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由暗到明。以下文字系根据《珠峰》关于毛刘关系的陈述增删而成：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作了著名的报告，明确指出，革命胜利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关于在城市斗争中依靠谁的问题，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毛主席说：“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毛主席还说：“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根据毛主席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四月十日至五月二日，也就是中共中央迁到北平不久，刘少奇就跑到天津，宣布了自己的建国纲领，这就是放手发展私人资本主义，鼓励资本家大胆地剥削工人。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他竟然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青年时代”，“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我国东北农村大部分于一九四八年完成土改，经过一九四九年一年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新富农。一九五０年一月，东北局请示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请示刘少奇，即党员允许不允许雇工，允许不允许成为富农，是否都应参加变工组。刘少奇不经中央讨论，不经毛主席同意，于一月二十三日竟作了如下答复：“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了，要将财产交出去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认为（当）党员便不可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由此可以看出，刘少奇抛出的建国纲领是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完全背道而驰的。 刘少奇不仅这样明显地同党的决议唱反调，而且对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大加挞伐，横加指责。这突出地表现在从一九五一年三月至八月，围绕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十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展开的一场争论。山西省委提出，“对于私有制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刘少奇一开始就支持华北局否定山西省委的意见。他先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批评山西省委的办法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 毛主席发现后，把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找去，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主席针对刘少奇“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论调，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取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在“改革开放”年代，薄一波回忆当时情况说：“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刘少奇的错误路线集中表现在他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一纲领性的提法里。一九五一年三月，刘少奇在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起草的《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讲话中，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条件》的第二条说：“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终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从上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思想即一般不破坏私有制的思想是贯穿于他这一时期的文章、报告和批示中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现在我们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党中央在给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电报中，就对刘少奇的错误提法提出了纠正。电报指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是不妥当的。”“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 接着，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公布了党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场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对城乡私有制的态度问题，而斗争的实质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较量的第一回合。较量的结果，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到一九五六年，新中国取得了一化三改的伟大胜利，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一九五八年，中国出现了全民热烈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高潮中形成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创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要标志。 毛泽东是群众运动的热烈的倡导者。从一开始，他就站在大跃进的潮头，指导这场群众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勿容讳言，在这场罕见的群众运动面前，开始他也有急于求成的愿望，做出过一些过急的决策。“超英赶美”的战略任务，就是根据他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讲话提出来的。这个决策是和后来的高指标不无关系。但是，毛主席毕竟是一位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在运动初期，即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他一方面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要当促进派，一方面也发现了宣传上的浮夸风和高指标风。 从此毛主席开始着手纠“左”。至今所出版的中央各主要领导人的文集，大跃进时期的错误言论都未选入，而纠“左”的文章，只有毛主席的文集赫然在目。 他们“忙”什么呢？刘少奇、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从原来一贯反对的立场，一变而为“左”的煽动。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都和他们的煽动分不开，其中尤以“共产风”为甚。从一九五八年四月至八月北戴河会议前，刘少奇先后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大讲：“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我看三四十年以后，可以到共产主义”，并派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一县一社的试点，县委书记受到鼓舞，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日报》即以《徐水人民公社颂》为题，报道了这个“五风”的典型。毛主席主持北戴河会议，制定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对“五风”第一次提出批评。
五八年十一月六日下午，邓小平召集贵州省湄潭、余庆、绥阳、遵义、桐梓等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刮“五风”的动员会。 他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就到处发号施令，大肆浮夸。绥阳县盛产麻，平均亩产一百八十斤，他一听，连连摇头，大叫：“太少了，应该是一千八百斤。”企图一下就提高十倍。这个县原先平均每人产值一百四十七元，计划一年内提高到超过二百元，这个计划是合乎实际的。然而邓小平却大为不满，指着县负责同志大加斥责，说什么：“你的心太小了”!“要大一些，第一步要到达三百，第二步就要到达五百。”妄想一步登天。 他公开对抗主席提出的：“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大量荒芜土地。荒谬地主张：“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要丢掉一些(田地)。路上看到那些石头缝缝里种的包谷，统统不要种。”胡说什么：“五百万亩坡地砍掉四百万亩，每亩(产量)达四千斤，后年真可以不种地了。” 他大搞“一平二调”，声称在“人民公社”之外还要搞什么“联社”，目的是“好进行贫富调剂。”
他狗屁不通，却偏要装出个“百科全书”的样子，竟然荒唐地提出：猪圈“不要安设在居民点”，“不是要田间积肥吗?安在田间去，居民点的卫生也好。”甚至扬言要成立什么“胡思乱想办公室”，公开叫嚷“要弄几个人来”，“专门胡思乱想。” 吴芝圃在文革中对于他在“大跃进”中错误的根源有如下交待；
问：当时你为什么信了刘少奇的话，使河南的工作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呢？ 吴：这话就不对了。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下级有啥理由不服从上级的？谁知道他当时是别有用心呢？还有，王任重在一次谈话中向我透露过，刘少奇正式成了党中央主席后，准备让邓小平当国务院总理哩。当时谁都知道王任重同刘少奇接触的多，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问：看来刘少奇、邓小平早已组成了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不是子虚乌有哇？
吴：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我再补充一句，刘子厚还向我说过，关于河北率先虚报粮食产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刘少奇鼓励他们那样做的，并多次让他们向外省介绍经验。河南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我个人认为，刘少奇、邓小平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二人在第一线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布置的。 关于哪些国家领导人应该对“大跃进”时期的错误和严重后果承担直接责任，揭示了历史真相的的著作有吴冷西的《忆毛主席》，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吴芝圃文革期间对造反派的交待，以及杨连旭的《曝光揭秘“大跃进”档案！》（关于毛刘周朱陈邓大跃进期间历史文献的研究）
大量事实证明，刘少奇、邓小平应该对大跃进时期的“五风”及其严重后果承担直接责任，他们给党和政府的工作制造了极大的障碍。毛主席当时遇到的不只是这一对矛盾，还有和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矛盾，还有同蛰居在台湾岛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更有与美帝国主义封锁、侵略威胁的矛盾。这诸多矛盾比起天灾（即自然灾害）要复杂千百倍。这些矛盾确实把毛泽东带到了建国后最困难的时期。但是，毛泽东毕竟是辩证法大师。他经常讲：“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他牢牢地掌握住他同刘少奇等人之间这对矛盾，以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为核心，不顾年事已高，亲自下去调查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安定农业和农村；同时使国民经济其他战线也得以调整。他和周恩来同志以不吃肉、喝玉米糊来严以律己，同人民群众一道渡困难；并且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在《十年总结》中，他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之后，又在一份省委报告上代中央批示：“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的过快了。”直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仍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纠正“五风”中，那种原则性和坚定性如昆仑一般；但对自己的错误，丝毫不加以掩饰，更没有诿过于人的半点情绪。他就是以这样的坦荡胸怀，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惊涛骇浪中走过来。 而刘邓面对他们所制造的严重后果是如何表现的呢？
一是不承担任何责任，更恶毒的是，他们反将责任推卸到毛主席身上。刘少奇从家乡农民口中得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语后，就到处讲，只怕人们不知道“七分人祸”是什么。他一再讲大跃进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但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也不讲。 二是利用获得的权力，从鼓吹“五风”的“左”的立场，一转跑到右的立场，极力否定大跃进，否定人民公社，这其实也是他们逃避责任的一个伎俩。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委会上讲到大跃进，说它是“超越了阶段”，并气势汹汹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哪个人说，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直到一九六二年，他还讲大跃进“运动太多”，影射毛主席“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人民公社六十条已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他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里，还散布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就是根据这种“猫”论，他提出“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 七千人大会是两个司令部较量的先声，较量的内容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中的得和失，特别是如何对待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毛主席的态度是承认错误，检讨错误，从错误中引出教训，完善人民公社体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则从鼓吹“五风”脱身，完全站在右的立场，全面否定大跃进，并企图把错误的责任嫁祸于毛主席一人头上，从而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推行他们屡屡失败的资本主义路线。
当时的确壁垒分明。林彪在会上讲：“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 这段话击中刘、邓的要害。毛主席看后，说林彪的报告“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并批示，要把林彪的报告转发下去。刘、邓以“保密”为由封锁这种声音说：“这个问题向中高级干部保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金春明在他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继续对毛主席栽赃：“毛泽东虽然宽容地提议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并在讲话中原则上表示对某些错误要承担领导责任。但是，据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透露，毛泽东对那次大会‘心里憋了一肚子气哩’，只有对林彪在会上的发言，‘内心是感激的’” 从以上事实推断，毛主席生气的原因不是由于自己承担了作为党的主席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是“五风”的直接制造者狡猾地推卸了自己应该承担的主要责任，“大跃进”时期的教训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贯彻。 刘、邓在大会以后，继续沿着右的道路刮风：即“单干风”、“翻案风”。“单干风”就是借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想把农村集体经济一风吹掉，退到合作化以前；“翻案风”则是在思想政治领域为历次运动受批判的人翻案。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为题，讲“‘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讲目前形势“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他还讲：“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就是在这样一股公开鼓吹“右一下吧”的鼓噪声里，像邓子恢（当时的农业部长）这样的高级干部，在部队干部中作报告说：“单干也有一定的优越性。”“过去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敢讲话”。把当时农村描绘成“问题成堆”，提出要把农民的自留地、小开荒、借地增加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这和当时制定的60条完全相反。而像田家英这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的人，竟也认为“包产到户”还退得不够，只有分田到户，才算退够了。田的这种倒退意见，当时七位常委中，竟有四人赞同，刘、邓当然自在其中。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田家英正是窥视出这种严峻的形势，弃毛投刘，劝刘少奇：“刘公，何不造反？” 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和领导核心力量的对比，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气魄和领导艺术，开展了两个司令部的真正较量。较量中，毛主席自然有妥协，如同意刘邓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妥协中取得主动权，开展主动进击，迫使对手或以借口暂拒执行，或阳奉阴违，形“左”实右，直到公开对抗，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毛主席采取的步骤是： （１）重提阶级斗争，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动员令。
（２）在城乡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打击党内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重新教育干部，组织阶级队伍。毛主席充分看到刘邓们鼓吹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极大的危害，也给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势力以反扑之机。因此，他用了很大的精力，从一九六三年二月至一九六五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开展这场斗争。斗争中，毛主席发出许多指示，批改很多文件，并且发表了不少讲话，构成了他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很多话至今读来，仍然使人发聋振聩。如社教运动（当时叫“四清”“五反”）开始不久，他就指出，不开展这场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种预言式的警语，好似长鸣的警钟，让代代人铭记于心。 刘邓对这场斗争采取了阳奉阴违、形“左”实右的态度。在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前《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他们又制定了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前者放手发动群众，后者束缚群众手脚，两个文件形成鲜明对照。刘少奇在后《十条》公布后，就派他的老婆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并亲自给以指导，炮制出“桃园经验”，实际上是他和邓小平制定的后《十条》的样板：搞什么扎根串连、秘密工作方式，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这实际上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土改中提出的“一脚踢开基础”、“搬石头”打击基层干部等错误的重复，只不过“有过之而无不及”罢了。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毛主席谈及这件事时说：“六三年搞了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可见刘邓的对抗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３）把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同国内的反修斗争紧紧结合起来，互相促进，相得益彰。这时，我们党同苏共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斗争如火如荼。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揭露和批判，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应用和发展。毛主席从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修正主义集团的严酷实事，更清楚地看出刘邓一伙的反革命本质。他不仅亲自指导和修改了像《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那样的经典文献，而且紧紧和国内的斗争相结合。一九六四年九月，对苏联图加林诺夫的一文摘译件的批注谈苏联“矛盾重重。四十七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即城乡两种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他（指图加林诺夫──引者）以工人、农民的代表者出来说话，欺骗工、农。而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即贫民、农民，则不相信他们，向他们进行尖锐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城乡两部分资产阶级，虽然都是资产阶级，是联合起来掌权的，但是亦有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城市资产阶级也是一分为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近日事件就是斗争的表现。我国亦大量地存在这样情况，也是矛盾重重。不过，我们正在认识，并着手解决。”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周扬要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报告，毛主席对报告作了21处修改。其中有“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并且说：“现代修正主义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毛主席不是把内外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都揭示出来了吗？ 就是在这样一个战斗的会议上，刘少奇公然和毛主席唱了反调。他说，国内没有反修任务。企图解除人们的武装，混淆视听。这说明他对国际上这场反苏修斗争，实际上是采取一种暧昧态度。《十年论战》中讲，要不要派代表团参加苏共23大，刘少奇、彭真起草电报要参加，在杭州讨论时，邓小平以在西南视察大三线“交通不便”为由，请假不参加。毛主席在会上说：“我们去不去参加苏共23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坚持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23大的原则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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