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确立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和较量断明了性质，指明了方向。 一九六四年是两个司令部较量由暗到明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打碎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悲观估计，同时，也为政治上的较量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年，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也因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毛主席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引导到短兵相接的境地──即帅帅相见，路线摊牌。 一九六四年春节期间（2月29日），毛主席同在北京的外国同志的谈话中，批评了中共中央的三个部。批评中联部搞“三和一少”、统战部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搞“三自一包”；都是在搞修正主义。第一次指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在一个厂蹲点报告中讲，该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根子“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毛主席在这句话后面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九六五年一月，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明确指出：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稿指出“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陈伯达改为“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毛主席表示赞成。 刘少奇当时在四清中推行一条极左路线，即主张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不依靠干部的一套做法，毛主席就不同意。强调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就是怕搞得太多，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的最后阶段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制定文件过程中，刘少奇则散布四清是四清四不清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认为四清四不清是主要矛盾。毛主席批驳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还严肃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并指责：中央机关有两个“独立王国”；在人数很少的常委会上说，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一个是国家计委。 刘少奇根本听不进毛主席的批评，他仍然坚持他的错误主张。他质疑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他还当面向毛泽东将军说：“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刘少奇经过别人劝说，在政治局会上检讨说：对毛主席不够尊重。毛主席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毛主席对这些面对面的争论，公开表态，就使他和刘少奇的矛盾第一次在高层领导中公开化了。很显然，这不是个别意见的磨擦，而是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由量的变化达到了一个质的变化，由隐藏到公开的变化。刘少奇之所以公开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因为这个目标太醒目了，太准确了，太通俗了，直指他本人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他感到危及到他的地位。这样大的原则问题，毛主席能容忍吗？当然不能！他不仅对刘少奇的歪理进行了批驳，而且对刘少奇的专横提出了强烈批评。这是一次重大的交锋。所以，一九七０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诺问毛主席：“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主席回答：“一九六五年一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５）选好突破口，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解决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在两个司令部的较量中，毛主席一直在审时度势，选择突破口。开始，他曾点了三个部，即中联部、统战部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后来又点了两个“独立王国”，即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接着，对文艺、教育、卫生和中宣部作出一系列指示，等于是下战表。最后，他终于选了北京市委。 那末，这个突破口是不是选对了、选准了？这是一个迄今人们争议的问题。否定文革的人，首先否定这个突破口，否定《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他们把这个案子彻底地翻了！好心的人，也认为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不实事求是。那么，到底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关键在于立场。你若认为刘邓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路线问题，而只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而已，那么，你必然要对这个突破口持否定态度。假如你确实经过梳理，看到毛、刘之间像斯诺说的那样，不是个人权力之争，而是路线之争，是关系中国的两种前途和命运之争，那么，你就会认定毛主席这个突破口是选对了、选准了。 就拿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来说，它是纯学术问题吗？不。历来的新编历史剧都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王昭君》，不都是当时现实斗争需要而产生的吗？《海瑞罢官》正是在中国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应运而生的。从文革初期揭发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了海瑞精神（毛主席说：“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以后，胡乔木就把这个信息从山上传给北京的吴晗，要吴晗写文章。于是，很快《人民日报》上就出现了《海瑞骂皇帝》一文。谁都知道，彭德怀在庐山借提意见之机“骂娘”，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同志，“骂皇帝”一文是空穴来风吗？显然不是。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正是庐山这场斗争深化时期，刘邓从鼓吹“五风”到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变了一百八十度。这后面的两股风刮得很凶，为彭德怀翻案成了当时党内一些高官们流传的话题。就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有现实斗争嗅觉的作者精心炮制了《海瑞罢官》，而且大演特演。一出历史剧，两风全有影，何等心有灵犀！何况当时写翻案剧的，在北京市委，绝非吴晗一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只讲了“单干风”，而未讲“翻案风”。毛主席讲，姚文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可说是画龙点睛，一语破的。 《海瑞罢官》不过是这个突破口的首刀。且看当时北京市以邓拓为主帅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所宣传的倾向，完全可以看出，这个突破口该下刀的地方太多了。像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不也是北京市委派人经营的吗？他们咒骂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讲的“东风压倒西风”是“伟大的空话”，咒骂大跃进是“吹牛的骗子”，“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作者在出集子时自觉后一句话太露骨，删去了）。咒骂反苏修斗争是“想做霸主，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帝修反的压力，指导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书，号召全国人民以“不怕鬼”的精神，战胜内外压力。他们却讥讽这是“口出大言”、“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们“丑态百出”。并扬言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可见他们对抗毛泽东同志到了何等程度！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批改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毛主席针对这股逆流庄严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评《海瑞罢官》这件事确实是背着刘邓干的，甚至连周恩来总理也不知情。难道这也是否定的理由吗？有的同志至今还左一个“突然”，右一个“突然”，指责评判是“武断”。正是这种“武断”和“突然”，才重重击到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处。不然，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人的彭真，那么快地“要把这场讨论（指评《海瑞罢官》）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要降温”，并起草了“二月提纲”，明确指出：讨论文章“不涉及庐山会议”。《人民日报》照办，“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被删改或不发”。斗争是多么激烈啊！ 他们不仅控制了《人民日报》，还有首都的一批报纸，就是按兵不动，不予转载姚文。待毛主席严厉批评以后，他们转载了，但又组织文章“反驳”，死守阵地。北京市委当时确实做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哨阵地，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当时任市委副书记的邓拓，在《人民日报》任职时，就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不予报道。毛主席批评他是“死人办报”，随后，调离《人民日报》，到了北京市委。他对毛主席的批评耿耿于怀。按说，邓拓是解放区最早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人，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对抗者？这种历史和个人的变迁，只能说是革命的深入和个人对革命态度的变化。随着两条路线斗争的公开化，这种反对革命的立场就更加暴露无遗。这时，邓拓使出浑身解数，为北京市委坚守阵地。随着风暴的来临，他第一个自杀了。随后，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也自杀了。江青搞文艺改革，最早找到北京市委，同李琪谈的，李琪满心愿意，还写了两首诗呈毛主席。后来彭真谈了话，他立马打了退堂鼓。可以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九六二年三月，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写了一首《黑天鹅》词，其中写道：“春风吹梦，湖泊送暖，唯我先知。”对当时疯狂进攻的形势多么得意！ 毛主席在审批一篇文章中，曾号召北京市委这个“王国”里的公民们要引出必要的教训。本人（即《珠峰》的作者梅林）曾是这个“王国”里的一个青年干部，由于立场问题，那时不但引不出教训，而且自认倒霉，并为别人喊冤。直至清队时，自己被错打成反革命，更是一肚子冤气、怨气、不服气。后来，偶然读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的语录，（这段语录将在下文详述，这里从略）我一下从个人小圈子里飞翔到这个伟大革命变革的广阔天地。下放到北京郊区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认真改造世界观，特别是参加了批林整风运动，亲历了农民群众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那种自然的、深厚的感情，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就使我对邓小平的复辟有了一点警觉。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特别是我们国家的惨烈变化，我对毛主席晚年这件大事有了全新的认识，以百万字小说《ＸＸＸ》反映这件大事。这次，经过梳理，重新学习，认识又有了新的提高。 吴冷西同志回忆说，杭州会议期间，毛主席曾批评他：“我看你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吴说毛的批评很重，他对周恩来和彭真都讲了，他们都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吴说：“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可惜，他不是以海燕之搏击而迎风暴，反被视为燕雀关进笼子里（坐牢）。
毛主席正是选准了这个突破口，才造成一九六六年春夏那样一个势如破竹的形势。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五人小组，“五一六通知”代替了“二月提纲”。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校园里点起熊熊烈火，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十六条制定，《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面世，在204个字里，宣判了刘邓路线失败的命运。 刘少奇不失一帅。他虽然不得不主持中央会议通过毛泽东制定的打倒自己的决策，但他仍然“故我”，在校园里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后，他和邓小平策划派工作组，像“四清”一样又派他的老婆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围剿革命派”。即使这一手被毛抓住，他仍然以“老革命”自居，说他的错误是“遇到了新问题”。他不检讨，使得他的战友与亲人在怀念他的时候，也发出《与君同舟，风雨无悔》的自豪，但也反证了毛主席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反动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延安审干时期，刘少奇把柯庆施投进监狱。在毛主席的过问下，柯的冤案平反了。他一出狱，就去找毛泽东。当他详细地汇报了刘少奇在华北局的问题后，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先不要再讲了，事情复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会进一步弄清情况的，那时也可能就会真相大白。你先要学会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毛主席就是以忍耐来对待刘少奇同他的矛盾的。这种忍耐只有毛主席这样伟大而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做到。这种忍耐，不是出于任何个人恩怨，而是完全出于他那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信念。毛泽东这种博大胸怀，恰恰反衬出刘少奇的偏私、顽固、死不改悔！ 如果说，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党内，主要是同王明路线斗争而形成的，那么，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党内，则是同刘少奇路线斗争而形成的。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条主线。理清了毛和刘的矛盾及其发展，一不难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什么说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二不难理解他所构建的比第一个理论更加辉煌、更加伟大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综上所述，文化大革命，不是起于什么“个人权力斗争”，而是建国后十七年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客观形势所促成，在发动和进行的方式上或许还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文革所要解决的正是对一个尚未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重大威胁的问题，从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现实和深远影响来看，难道还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疑问么？
最后让我们再把历史的声音回顾一下吧：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5年7月初与黄炎培的窑洞之对）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这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 “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1] 1983年3月，联合国成立了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H．Brundland）任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联合国要求其负责制订长期的环境对策，研究能使国际社会更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经过3年多的深入研究和充分论证，该委员会于1987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个报告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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