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作为文革过来人，笔者知道北京有“五大领袖”：聂元梓（北大）、蒯大富（清华）、韩爱晶（航院）、王大宾（地质学院）、谭厚兰（北师大）。对于李世英，只知道他是西安交大学生头头，曾担任西安交大革命委员会主任、陕西省革命委会副主任。而毛泽东称他为“学生领袖”的事，是文革过去30多年后才得知的。
2002年的一天，笔者从《共和国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三卷第99页看到这样的词条：
1966年6月6日
西安交通大学发生的“六·六”事件：交大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并贴出大字报，提出省委有黑帮。数十名学生分别到西北局、省委、新华分社等地，提出工作组和省委有黑线。局办公厅负责人对学生明确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机关，陕西省委是西北局领导的，是正确的，省委工作组是革命的。学生们要辨别真假，不要上当。同日晚，住校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陈伯达不同意。7、8、9三天，交大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词条》中披露的信息，令笔者很是震惊。即便是众所周知的北京“五大领袖”，毛泽东也只是称他们为“五员大将”。如：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他们时说：“你们五个大将，我都扶着你们的，你们要是回去一说，北大井冈山、414（清华）、造反兵团（师大）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不怕别人打倒”。“总而言之，你们五员大将，我是保护你们的，你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还有其他学校的头头。但著名的还是你们五个。你们做了许多工作，工作也很困难，文化革命我们都没经历过，不管你们有多少缺点错误，我们还是保护你们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七·二八召见红代会代表》（历史资料，王大宾等四人根据录音整理；另:近期香港中国历史出版社出版的《清华蒯大富》、《王大宾回忆录》中也有同样记载）。《词条》中描述的“六·六”事件和李世英的自杀未遂，发生在1966年6月至7月底的“五十多天”里。正像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所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所以，“五员大将”也好，“学生领袖”也罢，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产生的，是从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来的。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历史。
由于《词条》中的记载过于概括、抽象。笔者很想知道李世英的详细情况。毛泽东是怎样知道李世英的情况的？毛泽东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的？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开始收集有关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12月，笔者从旧书市场购到一份刊有李世英三封遗书的文革小报——《人民交大》报（第49期，西安交通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办，1967年6月6日）。虽然已经过去38年，李世英的三封遗书依然让我泪流满面，感慨万千！一个21岁原子能专业的青年学子、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因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工作组提意见，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尽侮辱，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他竟以死抗争！《遗书》中表达了他百般的无奈、委屈、冤枉、不解；表达了对同学，对父母，对生命的恋恋不舍；更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贞不二。他向党和毛主席作了最后一次发自肺腑的表白：“伟大的党，我对您是忠诚的！”“老实说，我的确没有‘后台老板’，硬要说，那可以说是党中央，毛主席！”他向父母作最后一次问候：“望父母在儿死后，不要埋怨党，不要埋怨同学，不要埋怨组织，心胸开阔，健身长命……”
李世英的三封《遗书》，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次年9月，我毅然到陕西咸阳，访问了已过花甲之年的李世英同志。
李世英和他三封遗书
李世英，男，河南鄢陵县人。1945年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解放后来到西安，跟随继父——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生活。后来，他有了上学的机会。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的他，于1964年考取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原子能专业。文化革命前，李世英担任了班团支部书记，并成为预备党员、校三好学生。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李世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运动。6 月1日晚，交大全校师生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后，李世英就组织全班同学进行讨论，结合交大的情况，对党委书记彭康运动前搞“封资修”，不突出政治，运动中定调子压制革命等言行，进行揭发、批判，并写出大字报，连夜贴出去。
6月2日，在北大聂元梓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鼓舞下，全校贴出了数以万计的大字报，矛头指向以彭康为首的校党委。这时候，校党委一方面抛出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凌雨轩问题，认为凌的问题，过去定政治性认识错误不对，应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另一方面，组织对积极写大字报的学生进行摸底，组织反击。很快，“保卫校党委”、“反校党委就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出现在交大校园。
6月3日晚，中共陕西省委派出以严克伦（省委书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交大。很快工作组发展成300多人的工作团。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不准把大字报贴到街上”等条条框框，仍沿用校党委的做法，对学生搞摸底，整学生，准备秋后算账。虽然让彭康做了两次检查，然而包庇的态度让学生十分不满。同学们对工作组由希望到失望。政治上敏锐的积极分子互相串连，对工作组的做法提出质问。
6月5日晚，李世英组织全班同学，对工作组的做法进行分析、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工作组不是我们期望的工作组。他们不是领导我们搞文革，而是包庇院党委，压制群众。全班同学除一人有病住院外，全部参加，一夜未睡，写出一批针对工作组的大字报，署名810（41）班。6月6日一大早就贴在校园。大字报列举了工作组“十大罪状”，说陕西省委工作组是冒牌的，省委里有反革命黑帮。校园内先后出现许多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6月6日上午，全校几百人分头行动，有的到西北局反映情况，有的到邮电局，纷纷打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派人来校处理问题，其中一份电报有1683人签名。还有许多学生上街，到工厂、农村串联。李世英要求和工作组辩论，并和同学们一起（外班的同学也跑来参加）到学校广播台，要求广播他们的稿件，广播台说需要经工作组的批准，而这时广播台响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同学们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长严克伦同意接见学生，解答问题。大家来到402大教室，有人一看是省委书记，就退却了。李世英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只管向工作组长提问题，展开辩论。这时，许多保工作组的学生来到现场并占了优势。严书记最后表态“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布辩论会结束。
中午，广播台开始反复播放李世英和严克伦的辩论录音。下午，工程物理系工作组就宣布李世英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管制起来。同时，其他到西北局、邮电局的同学也被管制起来。——这就是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交大“六·六”事件。
6月7日早晨，校工作组经过精心策划，哄骗李世英把一幅未贴出去的反工作组大标语贴出去（这幅大标语是李世英6月5日晚上写的，当时交给一位同学让他贴出，这位同学可能因出身富裕中农未敢去贴），一经张贴，就说李世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被抓起来，戴上竹篓糊制的“高帽子”，拿着哭丧棒，身上刷满浆糊，贴上“反革命分子”标语，架着“喷气式”，在学生食堂、402教室、校办工厂等进行批判斗争。特别是晚上，床铺上贴满“打倒反革命分子李世英”的标语，让他欲睡不能。他实在想不通：自己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分子”?作为班团支部书记，看到班上有的同学也受到批判，心里更加难受。于是产生以死表明清白的念头。他佯装头疼、失眠，几次去校医务室开安眠药，为了攒够药量，还用别的同学的名字开药。9日中午，他的三封遗书写完后，服下安眠药，幸被同学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抢救，才留住了21岁的生命。
李世英后来才知道，一位记者向中央文革反映了“六·六”事件和他的情况后，江青专派解放军报记者来西安调查，并将他受迫害的情况转给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为典型材料发简报给与会人员。中央《十六条》和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布后，李世英得到平反。李世英回忆到：1967年4月，在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驻军的一份报告中的批注中，毛主席称他是“学生领袖”；1967年年底，周总理、陈伯达、江青等在接见陕西省赴京汇报代表时，江青看到他，提起他的三封遗书时，说“看了你的遗书，我流下了眼泪”。[H1] 应该说明，“六·六事件”的受害者绝非李世英一人。据《西安交通大学校史》（西安交大出版社2003年4月）记载：6月8日，在工作团的领导和组织下，从6月初到7月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挖“六·六”事件的幕后策划者。1000多人被斗，许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6月9日遭受工作团组织批斗的工物系810（41）班学生李世英，留下遗书，服安眠药自杀，后经医院抢救脱险。7月9日校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部长王永婷，因“六·六”事件，被工作团多次组织批斗，跳楼自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