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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做一个有良心的香港学者”

2016-4-12 22:32| 发布者: 巷口的游击队员| 查看: 698| 评论: 1|原作者: 兰忠伟|来自: 中国评论新闻

摘要: 中评社香港4月11日电(记者 兰忠伟)过去五年,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每年都会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协提案,并提供给香港与内地的政协委员。其中,保护建筑工提案、尘肺病提案、乡村老师待遇提案都赫列其中。对于潘毅而言,发表学术论文只是做研究的第一步,而她更在意的是如何把学术论文转化成政策建议。日前,中评社记者对潘毅教授进行了专访。她强调:不能让学术脱离社会,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学者。 ...

中评社香港4月11日电(记者 兰忠伟)过去五年,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每年都会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协提案,并提供给香港与内地的政协委员。其中,保护建筑工提案、尘肺病提案、乡村老师待遇提案都赫列其中。

对于潘毅而言,发表学术论文只是做研究的第一步,而她更在意的是如何把学术论文转化成政策建议。日前,中评社记者对潘毅教授进行了专访。她强调:不能让学术脱离社会,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学者。

对社会主义有更多的要求和想象

在劳工问题研究上,潘毅一走就是二十年。

初见潘毅,一条简洁的牛仔裤搭配干净的白色上衣,说起话来却总是笑脸盈盈。可以说,她瘦小、羸弱的身躯与她铿锵有力的学术思想竟形成了巨大反差,很难想象《中国女工》一书竟出自她笔下。

潘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香港学者,甚至被香港学界部分人士视为“奇葩”。言语间,她时常将“社会主义”挂在嘴边。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她对社会主义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和着迷,用她的话来说:“我对社会主义有更多的要求和想象”。

二十余年间,她重视中国劳工问题,持续不断研究“富士康事件”。同时,她也关注尘肺病、劳工NGO,关心中国底层煤矿工人、建筑工人。2005年,由她执笔的《中国女工》一经问世就获得巨大反响,成为首次斩获米尔斯(C.Wright Mills)奖的亚洲学者。

二十年前,她并未想到自己会走上这样一条学术“不归路”。



“结缘”社会主义  

潘毅9岁时由内地移民香港。本应受到更多西式文化熏陶的她,却并未受此影响,反而让她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分化与不同。

“其实我现在的观点确实比较社会主义,我常在思考一个时代变迁所产生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而且这个代价能不能避免?”在这样一个宏观问题引导之下,潘毅的研究不断深入,也因此与社会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量的港台企业将生产线往大陆转移,彼时还只是大学生的潘毅加入到了社会服务中。在当时,她跟随一批香港商家走访了珠三 角大量的工厂,令她惶惑的是,当时内地工人每月工资只有100-200元,而此时香港工人工资普遍已达到5000元。“每天工作14小时,并且没有周 末。”潘毅第一次对仅有一河之隔的两地差异感到震惊。

更让潘毅不能接受的是,由于内地工厂生产线和宿舍不分开,一旦火灾发生时,往往造成了许多不可挽回的后果。“当时许多港商台商对内地工人极度不信任,担心工人会偷东西,导致许多工厂逃生通道大门紧锁,窗户用铁网封住,火灾一旦发生时,便无法逃生,许多工人因此烧死”。

“为什么我们要付出这样的代价,这种代价是否能避免?”这样一个问题始终环绕于潘毅心间。

为解开富士康“疑云”做出大量努力

2010年,“富士康事件”持续发酵,一系列工人跳楼死亡或重伤引起社会关注和热议。工人怎么了?工厂怎么了?带着一系列问题,潘毅联合两岸三地学者做出一份超过7万字的调查报告,列举了富士康“六宗罪”,为解开富士康“疑云”做出大量努力。

尽管“富士康事件”过去多年,但潘毅却未曾停止过关注和讨论。她的研究方法是,抓住中国当下重要的社会议题,经过内部的讨论后,进而形成长期的研究。“我与我的学生在做研究时,不仅是停留于学术领域,而是要去碰真问题。”潘毅要走的,是一条“非主流”的学术道路。

潘毅还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她将自己的学生“赶”到基层,“让他们去工厂,去工地,去做实地做考察研究”。她希望自己的学生毕业以后也能够服务基层,正因如此,她与学生们产生了共同的理念:“不能让学术脱离社会”。

内地农民工条件确有改善

潘毅认为,与过去相比,现在内地农民工的就业条件确实有所改善,比如劳动时间,比以前大幅减少了;从第一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工资上也有 很大提升。不但如此,就连宿舍的条件也改善了许多。让她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六十年代走的是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工业化的基础是可以在农业的基础上一 步一步的往前走,这些是社会主义留下来的一些好传统”。

“世界工厂下新工人的问题男女都有,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引进大量外资企业,企业主最喜欢用的就是女工,因为要快、要准、要听话,电子行业尤其如此。”由于女性工人灵活心细,在服装业、玩具、电子行业,女性劳动者占有70%-80%的比例。

女性工人比例增加,发生在女性工人身上的劳工问题自然增多。这是潘毅撰写《中国女工》的原由,更重要的,是她在博士期间,深入到一线工厂,与农民工“打工妹”同吃同住,看到了许多社会底层不为人知的心酸与痛苦,这成为她长期关注底层劳工问题的“原动力”。


劳工问题依然突出和尖锐

“中国有大量的农民工群体进入服务行业,在餐馆里工作,但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并且比例逐步上升。”

在潘毅看来,有太多值的问题值得思考,劳工、制度、保障……

“中国劳工通过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不是一批廉价、没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许多国企已经训练出一批能够与世界竞争,并且制造高价值产品的劳工。可我们却不是用这些劳动力去和世界接轨,而是用农民工。”

在谈论劳工与农民工问题上,潘毅一改往日笑脸,在她心里,这些问题是沉重的。

“企业家多给工人一些钱,并不影响他们资产的积累和财富的爆发,中国经济下滑,并不是因为劳工的成本过高,主要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不好,加上生产过剩问题。” 潘毅不愿意看见工业资本的恶性竞争,“最后受害的只是劳动者,受益的却是品牌”。


香港极端的贫富差距 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潘毅并不只关注内地劳工问题,她同样也心系香港社会。

“香港早期是殖民地政府,所以一开始不可能维护香港老百姓的利益,维护的是英国资本在香港的利益。回归以后,香港特区政府由于没有太多切实政策出台,使得社会矛盾不断加深,造成香港社会今日产生一些极端情况,背后的问题就是太偏向新自由主义政策。”

“香港的问题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出现了极端的贫富差距以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董建华时期提出‘八万五’政策,其实是一个很惠民的政策。到如今,连香港的大学老师都买不起房,说明香港社会存在一些很严峻的问题。”

更在意如何把学术论文转化成政策建议

然而,面对众多的社会议题,潘毅更想做一个有良心的学者。

过去五年,潘毅每年都会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协提案,并提供给香港与内地的政协委员。其中,保护建筑工提案、尘肺病提案、乡村老师待遇提案都赫列其中。

对于潘毅而言,发表学术论文只是做研究的第一步,而她更在意的是如何把学术论文转化成政策建议。为此,潘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媒体和公众发布,进而了解问题是否得到改善,并且持续的关注,最后推动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只希望学有所用,而我长久以来一直有个想法,就是去国内大学任教,可惜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地方”。潘毅说。

香港重振工业化难度很大

潘毅:目前香港的就业率与全球其他地方来比较还是属于比较好的,失业率并不算太严峻。香港的问题在于贫富差距问题,香港在去工业化之后,把劳 动力转移到了零售业、房地产、旅游业、服务业上。在全球市场上看,香港的优势不可能是再工业,而是在一些特殊行业上。比如,食品、药品、卫生行业等,因为 大家相信香港的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等于补充了国内市场的一些空缺。而服装行业、电子行业应该没有空间了,所以重振工业化难度很大。

香港现在碰到最主要的危机还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对于政府管制的信心和民主选举问题。在香港,工作还是比较容易能找到,虽然好不好 是另外一回事。香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住房问题,政府要加大公共住房的供应,加大居屋政策出台。而这一切,现届的政府都没有处理好,最后民生问题转移为 中港矛盾,成为政治危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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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巷口的游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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