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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土鳖玩不转货币战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货币战拾遗

2016-4-14 22:3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672| 评论: 1|原作者: 阿蒙|来自: 破土网

摘要: “土共”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以“小米加步枪”打退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而且在自力更生的经济领域,同样硕果累累,本文要介绍的货币大战就是其中一例。作者向我们娓娓道来了“土八路”当年许多威力无穷的花样货币战——别觉得“花椒战”之流听起来土里土气,其实最终“土八路”可以突出重围,和这些努力分不开。正由于共产党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开足马力,后来的革命成功才会这么水到渠成。 ... ... ... ...
【破土编者按】“土共”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以“小米加步枪”打退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而且在自力更生的经济领域,同样硕果累累,本文要介绍的货币大战就是其中一例。作者向我们娓娓道来了“土八路”当年许多威力无穷的花样货币战——别觉得“花椒战”之流听起来土里土气,其实最终“土八路”可以突出重围,和这些努力分不开。正由于共产党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开足马力,后来的革命成功才会这么水到渠成。


谁说土鳖玩不转货币战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货币战拾遗

“经济战的最高形式是货币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商品经济。货币作为等价物出现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开始于市场争夺,倾销、市场分割、原料争夺、投资斗争,最后发展到货币斗争。”1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不仅运用军事手段,还利用“货币战”以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类似,国民党政府在与日寇“货币战”也是一溃千里,最后偏居一隅。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不仅在军事上成功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将日寇围困在据点、大城市及铁路沿线;而且运用货币战,成功地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的企图。不仅是晋察冀边区,连日战区边缘的老百姓也使用边币,甚至据点的“太君”也在用。“土八路”是如何做到的呢?且听我给您慢慢道来。


谁说土鳖玩不转货币战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货币战拾遗

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1元面值边币。(图片来源:网络)

独立自主发行边币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大会选举宋邵文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财政处长——这位未来晋察冀土八路货币战的操盘手,登场了。文章开头那段话就是宋邵文先生的讲话记录。会议期间,聂荣臻同吕正操谈筹建晋察冀边区银行问题。聂荣臻对吕正操说:“建立边区银行,不用国民党的票子,抵制敌占区发行的伪钞,但是目前没有基金。”吕正操说“我们从安国商会搞到的三万块钱还没动,可用作基金。”并商定回冀中后即着手筹办晋察冀边区银行,指定由原六九一团军需官关学文任银行行长,从安国县筹措印刷钞票的设备和技术力量,着手发行边币。比利时籍神父雷鸣远曾大力帮助购置印刷机械。

聂荣臻的话揭示了两个问题:一、边币(晋察冀银行发行的纸币的简称)的发行,刚开始是与法币联系的。作为法币的辅币,边币将自身的价值依附于法币,并通过法币来体现并维持其信用的。土八路既没有金银这种贵金属,又没有有价证券,还没有物资作为货币发行的兑现手段,只能和法币联手做朋友。1938年的法币还是良币。二、边币的未来,是逐渐摆脱法币,走向独立自主发行的道路。

宋邵文先生在边区银行成立前,为了筹措抗日经费,将日寇准备废止的察哈尔钞票(简称察钞)盖戳发行,以田赋作担保。日寇见机,马上宣布不废除察钞,结果边区涌进大量察钞。敌占区商人也带进大量察钞,购买边区货物。边区因此陷入被动,也给边区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困难。边区银行成立后,花费了十几万边币,将流通在老百姓手中的察钞收回。虽然首战失利,但这积累了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而且初步树立了边区政府负责的形象。边币真正建立起在老百姓心中的信心,还是在1938年的反九路围攻后。毕竟,老百姓会想:虽然你给俺们减租减息,还规定无主地耕种保留五年的耕种权,但你们这群穿破鞋、破衣服、拿破枪的土八路万一被鬼子打跑了,这些还不得拿走?而军事上的胜利,是建立对边币信心的保障。


谁说土鳖玩不转货币战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货币战拾遗

银行工人运钞途中休息(图片来源:网络)

1938年8月17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怀,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会更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2这份1938年的电报对边币发行的准备金问题、未来之作用、发行的数量,乃至伪币、法币的前途做出了准确的预断。

边币发行之初是和法币携手做朋友的,对于法币是无限量兑换-——即,为了保证边币信誉,只要老百姓需要,就可以用边币兑换法币。而这就需要有大量的法币作为基金支撑,显然边区不具备这个条件。这就要求边币必须独占边区。如果没有独立自主发行边币,就不会有后来的货币战——不然,边币早晚会被法币这个猪队友拖垮。边币开始发行时,经济上需要联合法币,所以用法币标价边币,边币与法币按1:1投放。边区的印刷能力有限,不能印制足量的边币。同时,考虑到要维持与国民党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边币也必须与法币联手打击伪币。

抗战开始后,日本的军费急速增加。为了弥补战争经费,日本动用黄金储备,从美英购买战备物资。1938年,日本原有的388吨黄金储备只剩下25吨(数据来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122页)。敌伪用联银币套取法币,再去英美银行购买物资。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政府于1938年断然决定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虽然允许私人保存法币,但如欲在边区消费,必须在交易前到交易机关兑换边币;如需要到敌占区消费,也可以在边区兑换法币。严禁奸商私自带出,禁止金银流出根据地支敌。边区政府只花了十个月,就停用了法币。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于1941年2月规定,法币只兑出不兑入。法币随即跌价,每元法币只兑换7角边币,边币成为独立自主的货币。边币严格地按照边区人口数量、消费能力发行,以自身掌握的物资作为发行的保证。1940年9月彭德怀在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指出:“一般在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数目,不得超过全人口每人三元”3

毛泽东指出:“战争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4“货币战只是经济战的最高表现形式,货币战需要其他经济战的兵力做他的后盾,如果货币战没有其他经济战的兵力为其后盾,那么,货币战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因为货币本身是不会作战的。”5宋邵文的话揭示了一个真理:没有农业、工业作为基础,货币战是无源之水;没有贸易作为手段货币战无从开展。接下来,我们看看“土八路”当时发展农业、工业的努力。

晋察冀边区的农、工、商业发展

晋察冀边区的农业生产,是从“减租减息”开始的。1938年2月9日,边区政府出台《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激发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热情。征收累进税,既公平了税源,也减轻了农民负担。1938年2月21日,边区政府出台《晋察冀边区垦荒单行条例》,鼓励农民垦荒从法律上保证垦荒者“无租垦种”的土地所有权。随后的1939年,又颁布了《禁山办法》,规定五十度以上之山坡,由区村公所按轻重缓急逐年禁山,保持土壤。经过八年的努力,1945年时,边区仅新成水田和受益田就达213.7万亩,估计年增产粮食达百万石以上。此外,还有鼓励良种的种植,请经验丰富的老农民讲课,积极加强对农业的贷款等等。晋察冀边区银行农贷占放款总额的34.9%。既然手里有了粮食,“土八路”就可以进行货币战中的“粮食战”了。

“土八路”所到之处,多为农村,没什么工业。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土八路”开始着手发展简单的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毕竟在战争环境下第一要务是打击敌人,保证绝大多数人能活下去。边区工业基础薄弱,但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是别处无法比拟的——那就是靠近教育发达地区。不幸被日寇俘虏,并最终壮烈殉国的门本忠,是爆破队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原为清华大学的技术员;胡达佛曾留法学机工;张方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韦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任一宇曾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学习电力;还有很多从天津、河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自愿到边区从事军工生产。除了从事军工生产,他们还积极研发民用产品,替代日伪产品。有了人,才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能创造任何奇迹。边区于1941年7月至1942年3月先后颁布《奖励生产技术条例》、《关于奖励技术发明的指示信》和《优待生产技术人员暂行办法》,从制度上对生产技术人员的生活待遇予以照顾,对他们所做的各种技术的发明、创造奖励。对发明创造了边区不能生产而需要从敌占区进口的商品,边区还会给予贷款支持。

根据1945年2月的统计数据,边区所需军工材料,除常用的水银、肥田粉、卫生球、碱面等还需从敌占区购买外,其余如火硝、硫磺、生铁、黄腊、棉花、铁轨、大铜元、制钱、碎铜、锡、铅、银、碳、石炭和动、植物油均可自给。自给价值和边币达162751130元。

1938年4月21日,边区开设了第一个公司裕民公司。但它失败了。原因有很多,包括“土八路”缺乏商业经验、财务制度不健全等,但最关键的,是犯了“与民争利”这个错误。1938年秋季,反扫荡结束,裕民公司关门。从1939年4月起,各县普遍成立贸易局,但由于管理不好,于是又成立边区贸易管理局。贸易管理局的任务包括:加强贸易机关、统制对外贸易,活跃内部贸易,办理商人登记与商业登记等等。为了加强贸易机关,边区政府规定:未建立贸易局之专区,应建立贸易局;同时鼓励私人向专区、县贸易局投资等;6贸易局与税务局分离不易于出入口管理,故于1941年4月1日将税务局与贸易局合并;为了与游击区、敌占区进行商业往来,1941年8月各专区贸易局全部改成公营商店。1941年1月,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会议上作《关于财产生产等问题的结论》的报告,特别指出:“对外贸易要统制,但是应由政府限制必须品出口,鼓励必需品入口,限制非必需品入口……境内贸易应完全自由,允许自由竞争。”为了弥补财政困难,边区政府欢迎私人向公营商店投资。公营商店的主要任务则包括:对外办理出入口和对内调剂市场,平抑物价;经营的货物种类主要是粮食、棉布、食盐、火柴与军需品,及其他人民所必须的,或出口所必须的商品,原则上不进行零售;在秋季粮食丰收收购,以免谷贱伤农;在春荒的时候卖储备粮,平抑粮价,既调剂了商品,还稳定了物价。边区的贸易原则为:对外管制,对内自由。粮食、棉花绝对禁止出口,包括能做枕木的木材;而奢侈品严禁入口,比如雪花膏、洋布、钢笔等等。限于篇幅,不在这里展开。

边区政府还鼓励农民组织合作社,其中包括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等。对于合作社边区政委程子华说:“用合作社的活动来教育农民,使他们了解进行合作经济事业,比分散的个体经济有利。用群众经济上的利益,达到政治上巩固群众组织的任务。”7没有组织,再多的人也只是乌合之众。只有组织起来,群众才能成为抗日的铜墙铁壁。合作社在对敌货币战中发挥了不可小窥的作用。有了自给自足的工农业、健全的贸易机关、正确的经济思想、自主发行的货币和组织起来的人民,货币战的大幕徐徐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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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巷口的游击队员 2016-4-15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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