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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大失民望

2012-3-28 12:17| 发布者: skhdk| 查看: 2182| 评论: 2|原作者: 曾飞|来自: 赐稿

摘要: 近年来,经济失衡,环境破坏,分配不公,官员腐败,民生不振,外交失利,已经大失民望。

 

经济改革大失民望

曾飞

  所谓官员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人大是最主要的异体问责主体。我国《宪法》第3条、第128条明确规定由人大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公民是最本源的异体问责主体。《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近年来,经济失衡,环境破坏,分配不公,官员腐败,民生不振,外交失利,已经大失民望。

       一、经济失衡

  在无能领导的引导之下,中国经济的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衡。因而,不得不严重依赖出口来发展经济,成为一个严重失衡的经济体。

  商务周刊,宁南先生指出,“无论通缩是真是假,内需疲软已经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面临着失去平衡和自主性的危机。”(商务周刊:《中国经济警报已拉响》)

  经济观察网,陆铭先生指出:“任何有关中国经济的讨论,请不要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在关于中国经济的种种讨论中,没有一个能够绕过这个现象。……中国经济的问题就在于,它已经高度开放,中国出口商品的价值大约能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在经济危机前的十多年里,劳动力便宜,工资上涨幅度不大,问题不大,因为生产的东西有三分之一不是卖给中国人的,所以企业和地方政府当然持续地加大投资。低工资增长,高劳动生产率增长,反而持续地提高了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东西卖得出去,反过来,就有了进一步加大投资的动力,有外国人帮我们消化过剩产能,企业和政府却对中国经济早已出现的结构失衡视而不见。中国的投资回报高是有前提的,前提之一就是工资增长慢,——再次强调,是相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工资增长比较慢,——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说,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就成为自然的结果。前提之二,就是中国商品卖得出去,只要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快于工资增长的趋势不变,这个前提不会根本变化。经济危机一过,如果国内经济的结构不做根本的调整,中国经济定会走上依赖出口的老路。……如果工资上涨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剪刀差’能够就此缩小,那么,中国的居民消费就可以更快增长,中国对于出口的依赖将有所下降,投资过度的问题可以相应解决,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正常的经济。”(2010-04-29 ,经济观察网,陆铭:《什么是中国经济失衡的真相?》)

  这种内需严重疲软的状态,虽然2008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落实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决策部署,决定四项实施措施。这四项措施是:核准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确定中央财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金的具体安排方案。提出进一步加强支持林业生态恢复重建的政策措施。还有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出刺激经济的十项重磅措施。会议确定的一系列投资安排,初步匡算将在2010年底之前需投资约4万亿元。这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将起到直接刺激作用。但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根本改变内需疲软的状态,经济失衡日渐变得无药可医。

  对此状态,工信部发言人朱宏任指出:内需继续大幅增长存在制约因素。在9大工业产业反弹引领下,中国去年实现工业增速11%,工信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朱宏任表示,中国的内需在上年较高基数上继续大幅增长存在着较大制约,出口受外部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形势仍不乐观。“当前经济回升主要靠投资拉动和政策支撑,民间投资意愿不强,地方筹措资金困难,城乡居民收入短期内难以较大幅度提高,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增长的政策效应可能减弱。”朱宏任说。(2010年01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工信部发言人:内需继续大幅增长存在制约因素》)

  总之,一些人人只是采取了应付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消极策略,而中国自身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衡的根本问题却得不到有效改变。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严重被美国经济所绑架,处于极端被动的状态。更没有当机立断,采取在减少外需疲软的冲击的同时,采用较大幅度提高劳动者工资,迅速提高最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形成强大稳定的内需,从根本上平衡经济的积极措施,贻误了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竞争力削减的难得时机,独立自主地扩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同时,迅速提高劳动报酬,还可以趁此机遇有效吸引国际人才流入和留学人才回归,迫使国际资本在中国建设高科技的产业,从而壮大中国自己的实力。但xx院不但没有这样做,还如宁南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年,政府用国人劳动血汗所得投资的1.8万亿美元、主要以美国证券为主的外储资产,已经紧紧地将中国与这场金融危机绑在了一起。”但政府却对保卫这些国民财富,摆脱美国转嫁危机的阴谋束手无策。(商务周刊宁南:《必须保卫我们的财富〉)这一系列失误,都是战略性的过失,对国家与民族的危害巨大。

       二、环境破坏

  刘鉴强的报告《特殊利益集团在破坏中国环境》揭露:中国政府对环保有很强的政治意愿,但地方政府与企业勾结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在阻障着中国环保的进程。刘鉴强就谁是作恶者的问题进行了采访和阐述。《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显示,10%以上的大城市人认为自己所在的城市不适合居住。……中国的环境太糟糕了。这一年有更多的环境问题让中国领导人烦恼,他们就环境问题的批示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半,即使他们再三要求“严格执法”,也无法遏止环境的持续恶化:每两天发生一次严重环境污染事故,中央政府年初提出的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的目标,都没有完成。 中国公众更无法忍受越来越糟糕的环境,他们每天向政府投诉1650次,全年有60万次,比2005年增加30%。1月15日,《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显示,10%以上的大城市人认为自己所在的城市不适合居住,每10个人中,就有4个对自己城市的空气质量不满,认为环境污染给本人和家人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 13亿人都在受害,那么,谁是作恶者?……我采访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再一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谁在破坏中国环境?” 在此之前,答案是模糊不清的,很多官员的回答是贫困。因为中国太穷了,需要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就不得不牺牲环境,在一些工业污染特别严重的地区,有些官员甚至这样反驳批评者:“我们宁愿被烟呛死,也不想饿死。” 如果你不了解真相,这话听起来铿锵有力。但真相并非如此,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人们吃得饱,穿得暖,他们没有挨饿的风险,却每天面对污染的威胁,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令民众患上各上疾病,包括癌症。在死去时,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两手空空,那些工厂主所赚的浸着血的钱,从未进入这些受害者的口袋。敢言的潘岳完全否认了“反贫困”这种听起来很人道的借口。自从他4年前担任环保总局副局长,他就认为,是现行的官僚体制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他说,问题缘于地方官员扭曲的“政绩观”。在经济增长压倒一切的中国,所管辖地区GDP的增长,是官员的主要政绩。中国的官员并非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提拔,而提拔的首要标准,是这位官员贡献了多少GDP。因此,各级官员只关心经济增长,而不管付出多少环境代价。

  譬如,网友在“舟曲(江源)地区是中国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的帖子中指出:2010年8月7日22时许,中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发生强降雨,午夜时间形成泥石流,从县城北面的罗家峪、三眼峪向南冲向县城。洪水和泥石流导致舟曲县半个县城的范围被夷为平地,……灾害的原因:这次灾害的原因除了降雨和所在地区的地理条件外,主要还有:1.白龙江流域的过度开发。2.舟曲县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错误。舟曲县曾以山清水秀而闻名,有“陇上小江南”之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县境内森林覆盖面大,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湿润,生态环境平衡。但是持续五十多年的大面积开荒、伐木毁林,开发矿床,白龙江流域已经成为中国著名的地质灾害多发区,也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兰州大学崔瑞萍在其硕士论文“白龙江中游滑坡泥石流防治体系与效益的研究”中指出,“近50年来,人类生产活动增强,毁林开荒、陡坡耕种、不合理开矿、炸石、筑路、修建水工程以及各种开发建设等,造成山体破坏失稳,崩塌、滑坡和泥石流日趋频发,滑坡、泥石流所造成的危害和直接经济损失也日益扩展和增强。”

  总之,环境破坏的直接效应就是大自然的报复:连年来灾害不断,特别是接二连三爆发的洪水和泥石流。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无需多说。

  导致环境破坏的直接原因是GDP政绩观和行政系统的GDP目标管理,以及官员的腐败,官商勾结图谋私利而加剧环境破坏,而这种政绩观和放任官员腐败来自资改派的GDP崇拜和崇洋思想。
 
       三、分配不公

  网友roomx的博客,“中国收入分配不公世界第一,发改委起草改革方案拖了半年仍无下文”说: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过低和过高都不正常。过低意味着极度平均,过高意味着贫富差距过大。一般来说,基尼系数0.3为正常。我估计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收入分配问题,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对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而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分配严重向资本和土地倾斜,劳动的分配份额被故意压低。二是权力寻租、权力与资本勾结进行垄断牟取暴利,各种非法收入泛滥成灾,非法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不只是官员盛行权力寻租,而且已经传染给了事业单位、国企和民企的管理高层,一部分人群起仿效,利用手中的管理权限,收受贿赂或回扣,出卖单位和企业的利益私饱中囊,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并继续扩大贫富悬殊。

  扩大贫富悬殊的结果是极少数人占有了绝大部分改革开放的成果——巨额的财富。这些财富又不能顺利投向再发展生产的有益渠道。一是中国的股市很不健康,投资股市的获利主要来自短期炒作,而不是主要来自企业的盈利分红。大量的上市公司违规获利之后不分红。导致股市成了大赌场,大炒家通吃,小炒家血本无归。二是黄金控制在美国人手中,购买黄金的风险极大。三是官僚与大资本勾结已经形成垄断,使得民营企业经营日益惨淡,阻遏了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再投资的积极性。这三大因素阻遏了财富的正常投资渠道,因此富人手中的许多钱财纷纷投向楼市,并通过哄抬楼价来获取暴利,继续盘剥穷人,导致更加悬殊的贫富差距。就这样通过股市、楼市和垄断三条渠道,少数富人中的大部分人的财富还会进一步被剥夺,逐步形成极少数官僚资本全面垄断的可怕局面。

  这个分配不公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并且愈演愈烈,根本责任在资改派。这谁都明白,无须多说。

       四、官员腐败

  胡鞍钢教授的论文《巨大的腐败黑洞:公开披露各类腐败的经济损失》披露:“中国官方十几个部门先后公布的不同领域查处腐败行为以及经济损失。作者把它们概括为10类系统性腐败经济损失,这是指不同政府机构或公共机构任意滥用本系统的公共权力,为本系统人群谋取私利,形成巨额经济损失,仅1999年—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占GDP比重的14.5%-14.9%。研究表明,官员个人腐败的经济损失只是'九牛一毛’,中国腐败的经济损失主要发生在那些集团性腐败、行业性腐败、单位性腐败,是典型的系统性腐败。腐败'黑洞’只不过是国家制度'漏洞’的一种'产出’,或者是制度'漏洞’的函数。制度漏洞愈多,腐败的可能性与机会就愈大,腐败经济损失的黑洞就愈大。腐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大敌,给国家和广大人民造成十分惊人的巨大经济损失。估计腐败的经济损失是一项十分困难的研究,通常人们把它称之为'腐败黑洞’,这是指无人晓知的'无底洞’。为了搞清楚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哪些领域和部门最腐败,为什么这些领域最容易腐败,如何确定防治腐败的重点领域,哪些领域反腐败可以明显减少经济损失,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对腐败的经济损失作初步估计,尽管是比较粗糙和不太准确的计算。根据2000年9月我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的经济损失计算: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行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在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3%-16.9%之间。”

  这类官员的腐败,被揭发和惩处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国家制度“漏洞”更没有被有效填补。而且至今这种腐败还继续向方方面面扩展。包括基层,甚至是事业单位和国企管理层,以及外企、私企的管理层也陷入泥潭,贿赂公行,回扣开道,极大削弱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网友“正义问苍天”披露:截止这位网友了解到的数据是,目前,长沙县已安排400多名领导干部子女充实到各机关单位,这些干部子女一般都是考不上全日制学校的职高生和社会人员,他们的爱好一般是电子游戏、扑克和麻将。每年,长沙县财政局必须为这些政府雇员支付将近2000万元工资。这些工资资金全部来自于纳税人。不过,对于长沙县来说,区区2000万元算不了什么,因为长沙县2009年财政收入已经达到54个亿。该网友另有一贴《长沙县政府机关雇用工作人员采用“世袭制”》详细描述,近年来,长沙县领导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批新秀。一批有“领导干部遗传基因”的“80后”年轻人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违法提拔的情况。……该网友还将长沙县人事局副局长作为特例引用,他称,长沙县人事局副局长的儿子李磊,今年27岁,但在4年前他就已经是长沙县暮云镇的副镇长了。据有关资料显示,李磊出生于1982年,2004年大学专科毕业,随即就业于长沙县干沙乡政府(并非通过公务员公开录用考试),2006年被长沙县组织部任命为长沙县暮云镇副镇长。从李磊副镇长的提拔轨迹看,显然存在许多可疑的违法现象,工作两年即提拔为副科级领导干部,虽然职位不高,但年限显然不够。退一万步说,就算李磊在2004年是以合法方式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但1年试用期是少不了的,因而他在提拔前实际上只有一年的科员身份。 (《爆料:长沙县政府机关90%的雇员是领导干部子女》)这个事例虽小,但足见腐败的扩散程度。

  为了升官发财,一些无良官员甚至敢于大量毁坏良田,创造发财“商机”。据2010-08-12旺报记者廖珪如综合报导:“良田变别墅成都农民无力回天 企业毁田却闲置厂区。七月初,苗栗为开发'苗栗县后龙科技园区’,强制征收农民土地,农民前往凯道彻夜静坐。同样的抗议,在四川上演类似戏码,成都温江区农田被政府强制征收,村民看着被毁的庄稼哭喊:'难道苍天真的就没有眼吗?’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农民应思卫(化名)伤心地说,他一次又一次在田里看着推土机一步步辗过青绿的水稻田,成熟的稻子一片片倒下,10亩,100亩,400亩田……就此消失,有老妇上前争执,被像抓小鸡一样抓走,应思卫看在心里感到无比痛苦。”成都温江区的毁田发财的现象由来已久,上级政府一直睁一眼闭一眼任其恶性发展。据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2004年11月25日报道:“成都温江区买卖地黑幕:农田2.5万一亩被贱卖。保护耕地是基本国策,然而就在国务院、省市各级政府三令五申'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坚决遏止各类非农业建设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铁律时,成都市温江区天府镇铁篱村竟公开转让基本农田。近日一知情人士向本报披露了这宗非法交易的过程———8月29日,成都温江区天府镇铁篱村(现已划归和盛镇管辖)村委会一纸协议,将该村的1.62亩农民承包田转让给了遂宁人蒋某。一同转让给蒋某的还有毗邻綦江村的0.2亩地。转让期限为25年,价格为每亩每年960元。协议签订后不到一个月,村支书'转让土地为民谋利’的承诺得以兑现:该宗地所在的铁篱村6组的村民(149人)每人分得260元的“卖地钱”。綦江村1组的村民每人分得43元。” 政府的禁令如一纸空文。

  资改派治理官员腐败不力也就可见一斑。他们根本不敢依靠群众来监督官员,甚至千方百计控制网络,删除敏感信息,关闭网站,阻止群众通过网络问政。举报腐败者未能受到有效保护,并且多数受到报复。官场依然处于官官相护的腐烂状态,腐败已经发展成为群体性的常态。

       五、民生不振

  重庆日报《抓民生不会扯经济的后腿》的报道说:……市委书记薄熙来透彻地阐述,“民生就是内需,就是消费,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市长黄奇帆也指出,“不仅要算当前账,也要算长远账,做到中长期平衡;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社会账,做到综合平衡。要看到,当前的投入在未来会产生的巨大效益。”奇怪的不是“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的后腿”的报道。奇怪的是改善民生原本就是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今天通过薄熙来书记的嘴说出来,既然成了特大新闻!可见在今日的中国,民生实际上是如何地不振,如何地无地位了!

  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新华社记者刘健、李亚彪、安蓓,题:在改善民生中激发新活力——“两会”代表委员热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民生短板”。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生动阐述了改善民生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间的辩证关系,引起“两会”代表委员的强烈共鸣。

      “内需不振,是阻碍经济持续良性发展的'拦路虎’。收入分配不合理、社会保障水平不高、畸高的房价、就业难等民生难题,让老百姓有钱不敢花。”天津农学院副院长邢克智代表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09年对GDP的贡献率,投资高达92.3%。经济学家程惠芳代表说:“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短板’是居民消费需求。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改变迫在眉睫!”

  代表委员用实例、数据,印证着不解决“民生难题”,不补上民生“短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产生强大持久的动力。

  2002年至2009年,我国GDP年递增幅度高达10.13%,职工工资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年均增长只有8.18%。“这对众多普通劳动者显然有失公允。”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张世平指出,“关键是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但是辩证归辩证,不过是一堆空话,民生不振依旧。老百姓的住房难、看病难、读书难(特别是读幼儿园最难)依旧,就业难、坐车难、埋葬难依旧,工资照样偏低,物价继续高涨,实际生活水准正在下降。而少数人的富裕靠的根本不是劳动报酬,而是资本和土地的高回报和权力寻租、贿赂、回扣等收入。国内的需求,民生的正常需求依然疲软,而少数人聚敛的巨额财富主要并不用以消费,无法拉动内需,除了少部分的奢侈品消费之外,主要用来投资房地产,再赚取高回报,进一步利用这些资本来盘剥老百姓。于是恶性循环业已形成,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民生越来越凋零。

  对此,网友“中国爱国者之一”认为应该“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削减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加大力度发展房地产的替代产业(如环保、新能源、高新科技、民生产业),防止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把房地产占用的资金和资源投向可持续的环保、新能源、高新科技、民生产业、新兴创新战略产业及国防军事力量以增强国力。” 但是,大量的财富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为追逐利益,很难要他们把这些财富用来投资于有利于国计民生事业,除了“投资”于炒房,就是向国外转移。所谓的转变发展方式无处落脚,不过是一句空话。

  由于大量财富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为追逐利益,他们甚至玩起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民生的罪恶勾当,致使住房、大蒜、生姜、绿豆等多种物价飞涨。如果继续放任不治理,就会使整个社会逐步走向民不聊生的深渊。据陈真诚:《有些闲置土地囤积了17年》一文披露:“国土资源部整理出截至2009年三季度末全国1457宗闲置土地的情况的'黑名单’——《有关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闲置情况表》,一张开发商违规用地名单浮出水面。这份'黑名单’中,详细列出了省市、项目名称、闲置土地的受让人、合同编号、合同签订时间和约定的开竣工时间等内容。 这份'黑名单’显示,截至去年9月30日,全国闲置土地共计1457宗(其中70%以上为住宅用地),闲置面积9772.365294公顷,合同总价款2560947.855万元。北京、广州、海南、江苏四地的闲置土地数量占全国的近四分之一。仅北京就有160宗土地被闲置,有泛海建设、华润置地、新世界等知名地产企业涉及囤地。 这1457宗土地中,有600多宗是企业自身原因形成了闲置土地,另外800多宗则是政府原因导致。其中,大多是在2005年左右出让的,普遍囤积时间比较长。甚至,据报道,有闲置土地的囤积时间,最长的已达17年,还有土地可能已经囤积了更长时间。”须知,就是在历朝历代,恐怕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都是杀头的大罪,哪有如此反常地被当成发展经济的“功臣”来被长期追捧的!

  虽然把以往的保护高房价的政策口径“遏制一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稍微松动了一点,说了一句“使房价保持合理”,并用建设廉租房和保障房来应付老百姓。但闭口不谈大量存在的空置房的彻查并利用来立即解决一大部分人的安居问题,不谈像控制粮价那样来控制房价。骨子里依然照顾着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利益[注1],而对人民不诚心诚意。因此,空话喊得震天价响,房价依然只涨不降,更甭谈房价下降到合理的程度了,甚至连所谓的控制房价过快上涨都没影子。由于保障房的办法是倒退到了双轨制时代,它与楼市争夺建设用地,马上就促使楼市的建房用地减少,也就进一步减少了楼市供应,进一步抬高了房价。同时,官员控制房源的分配权,可以用来寻租,旧的弊端重新出现。由于与市场资金相脱离,政府又不情愿投入大量的资金,保障房的建设进度很慢,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即使保障房计划能够实现,那么被因此更加抬高的楼市价格就必然会吸干所谓的所谓“夹心层”、“中间层”或“中产阶级”的血,使之贫困化而消失。也就必然会加剧两极分化,最终达到泾渭分明的“改革”效果:百分之零点几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独占全国绝大部分的财富,而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的剩民分享余下的那一点点财富。

  人们也许会问,廉租房和保障房在新加坡、香港能行得通,为何在当今的中国就行不通,而会变成一种加剧两极分化的措施呢?

  因为前提条件不同。网友“陶然求索”在“高房价是因为人们有钱”的帖子里这样分析:“问:有钱的不是很少一些人吗,政府盖这些房子能卖掉吗?回答:有钱的人所占比例很小,但总人数却不少,所以政府盖的房子不用担心卖不掉。如果你还不以为然,请看我给你分析吧:据统计,中国目前大约十四亿人口。据相关文献记载(可能不够十分准确),在当今的中国,百分之五的人口占有百分子九十五的社会财富,而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总共只占有百分之五的社会财富。百分之五人口(富人)大约七千万,大致上相当于法国人口,总数可也不少。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所谓的GDP)超过法国,总的社会财富也大概会超过法国。也就是说,这百分之五的富人分享了一个比法国更大的社会财富,他们能不富吗?他们不仅富,而且他们比法国人民还富,他们显然生活在一个高度发达国家。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穷人一共只占有百分之五的财富,虽然人口众多,但所占有的财富少得可怜。很显然,如果从财富占有的角度来考虑,后面这百分之九十五的穷人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这百分之五人口(富人)真需要住那么多的房子吗?当然不需要,他们是把房子买下来,囤积起来,准备高价卖给另外那九十五的穷人,盘剥他们的劳动所得,使自己更富。顺便也让那九十五的穷人更穷。因此,楼市的房价铁定节节升高。在高房价的市场背景下,廉租房和保障房就相对也就具有了较高的价值。一方面,有权势的那百分之五的人就会利用自己的优势设法占有控制权,把一大部分廉租房和保障房的“房票”拿来出租或变卖,获取暴利。如果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穷人即使得到了廉租房和保障房,因为穷困,特别是遇到失业、病患、孩子读书、灾难等意外或困境,唯一可以救命的除了变卖自己的身体之外,就是变卖廉租房和保障房的权益(通过黑市可能进行)。因而,廉租房和保障房仍然会逐步落入百分之五的富人手掌心,成为致富的工具。因为中国不具备新加坡、香港等地高薪酬、高就业率、高社会福利等背景条件。因此,类似的新政也就必然换来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

       六、外交失利

  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这本来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有利时机,在无能的领导者带领下,竟然使自己成了列强的替罪羊,四面受到围攻,外交军事节节失利。美国的航空母舰竟然开到中国的家门口来示威。而无能的领导者只会唱“对话比对抗好”的迂腐滥调,竟然毫无化解危机的能力。

  记者赵建华指出:“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矛盾加剧、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之时,中国成了西方'放大镜’下推敲揣摩的对象。贸易盈余、人民币汇率、世界最大债权国、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甚至中国的国内储蓄,都成了影响他人利益的口实。金融危机的暴风雨刚过,各国便匆忙开始权衡自己在这场危机中的利益得失。曾被称为世界经济稳定器、全球经济复苏重要领航者的中国,如今成了造成全球经济失衡、金融危机爆发的'代罪羔羊’。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实力受到削弱的国家,要求中国承担责任:平衡甚至拯救世界经济。”(记者赵建华:《大国博弈 中国不应成“代罪羔羊”》,中新社北京8月16日电)

  还有,原本世博会是一个全球性的盛会,参展国家可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给主办国创造了足不出户便可宣传自己、广交朋友的机会。四海兄弟、五洲朋友和六方宾客云集,其中蕴藏了大小商机无数,举办国的第三产业又再度辉煌。当然,更多的是宣传自己,推销自己,显示综合国力的机会。可是无能的领导者把一个举全国之力,耗费无数民脂民膏的上海世博会办成了一个西方向中国人灌输西方文化的宣示会。人们被引导去排数小时的队,看15分钟的宣传录像,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上海世博在美国人的眼里堪比1959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正是当年展览会上赫鲁晓夫和尼克松的“厨房辩论”促进了苏联的瓦解。

  网民对此评论说:“上海世博会的筹办者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干些啥,靠什么能吸引全球游客,而是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挂个'世界博览会’的招牌,就会和奥运、世界杯一样自动引来八方来宾……上海非要争个'综合性世博会’来办,结果大多数国家嘴上不说,配合起来却是不冷不热,不仅代表最新科技和艺术成就的东西很少参展,甚至还有美国等很多国家干脆拒绝掏腰包、派团队……为了不失'上海世博’的体面,主办国只好自掏腰包给'万国’建馆,建成后由于别人不肯全力配合,大部分展馆便只好用少量展品加大量展板、多媒体播放凑数,又哪里能有任何吸引游客之处呢?”(2010-05-10“为何说上海世博会最后必将被证明是个国际笑话” 作者:安魂曲 )因而,上海世博会也就没有什么“引来八方来宾”,推销自己,显示综合国力的所谓盛况,只好自己办给自己看,耗费巨额资金请人家来宣示西方文化,同化中国,为中国的和演尽一份力量。而领导者不但不醒悟,还继续打肿脸充胖子,力争创造世博会参观人数(几乎都是中国人)的最高纪录,而不惜一切代价!

  据新华社8月5日电,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日说,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将参加美国与韩国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韩国水域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但具体时间现不公开。……五角大楼发言人杰夫·莫雷尔5日在媒体吹风会上说,美韩两国将按计划于近期在韩国东海和西海举行海空军事演习。……莫雷尔没有说明具体演习时间:“涉及这艘航母的演习将在何时举行,我现在不告诉你们具体日期……我们所实施系列演习的一部分,将是'乔治·华盛顿’号再次参演,包括在黄海演习。” 据网友“投石头”披露:“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美韩在黄海地区演习,以及美越在南海的联合军演会明显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朱成虎称,美国的航母编队,包括它的常规舰艇作战能力和打击半径距离非常大,到了黄海后,它的打击半径几乎可以覆盖整个中国,侦查半径也可以覆盖整个中国。尽管平时美国针对我国的侦查活动很多,但是深入到我国的家门口,可以对我国京津地区这样一个首都地区进行侦察,很显然过去是没有的。”中国外交部多次声明,中方在韩美联合军演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不做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事。我们坚决反对外国军用舰机到黄海及其他中国近海从事影响中国安全利益的活动”。中国的无能领导相当“克制”,美国人却相当嚣张:媒体报道称美国航母进黄海挑衅中国门户(2010年06月22日央视网)。如此外交令人心寒。

       小结:大失民望,应该自动辞职

  胡总书记说:“我们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体现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上,体现在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上,体现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上。”
 
  胡锦涛总书记在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时还曾经说过:“我也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总之是中国人需要脱离贫困并全体富裕起来,中华民族需要振兴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当然需要改革开放。说“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也可以说很对。但所坚持的改革开放必须是为劳动大众,为人民群众,为无产者和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改革开放,那才有活路。如果坚持的是剥夺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让少数人发财致富的经济“改革”路线,那绝对是死路一条。因为那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唯有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有利于劳动大众的道路,才不会走入死路。任何政治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经济问题,也就是到底是维护劳动大众的利益还是维护官僚资本小集团的利益的最根本的问题。据此,任何中国人对现状,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很难蒙骗。因此,要继续改革开放,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而中国的政治改革,首先必须从最高行政领导者勇于对人民负责任开始,从人民群众有权决定国家的最高行政领导者开始。而不是最高权威有权代表人民内定国家的最高行政领导者。人民不再需要被代表。
 
       注释:

       注1:房地产的惊人暴利: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报告显示,2009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商品住宅销售额36769亿元,比去年增长了80%;销售的商品住房面积为8亿平方米。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估算了开发商的成本账——商品房的成本主要由土地出让金、造房的建安费和各种配套费、税费和经营管理费用所组成。开发商竞拍拿地,到完成开发和销售两个周期,平均时间在3年以上。“如此,2009年全国商品房所用土地,平均拿地时间应为2006年。”陈万志说,根据国土资源部城市地价监测信息,当年“全国主要城市”用在“居住用途”上的“地价平均值”为每平方米1681元。新建商品住房的容积率以2来计算,分摊到每平方米住房中的“楼面地价”约650元,建安费以每平方米1000元计算,其他的配套费、税费和经营管理费,全国城镇的平均费用以600元计算。综上所述,2009年全国城镇商品住房的平均成本,每平方米约2500元。“由此可以大概算出,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商赚取的利润高达1万多亿元。”(中财网:《去年中国房地产商至少赚1万亿 利润率超30%》)网友zw200901于2010-3-9 8:02:03 评论说:房地产利益问题存在大量腐败,房价不断被炒作推高,不是什么市场行为。分明是有来历不正的资金要搞浑这潭水, 目的是为了洗钱。

       注2:厉以宁其人:1.砖家厉以宁的名言:“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 房价涨的快是好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2.自1999年《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一文在网络上曝光以来,就有几位国内经济学家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要求对身为全国人大常委和参与证监法起草的厉以宁是否利用职权帮助子女暴富进行调查,众多网民和国内媒体也都对厉以宁家族暴富一事多次发出了质疑。甚至还有全国人大代表也公开对其子女利用股市暴富发出质疑。当厉以宁之子仅通过参股某电业系统上市公司在短期内就增值数亿元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公布了这一消息。更有众多网民在网络上对厉以宁所提出的改革主张和错误言论提出严肃的批评。更何况,厉以宁所主张的改革产生的负面后果也早已显现。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受到公众普遍质疑的“名人”,现在竟然要代表国家形象向全世界进行宣传。(水生:《厉以宁究竟能代表中国的什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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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kkkooo 2012-3-30 10:32
从瘟神开始开刀!!!!!!
引用 wenhuakulvke 2012-3-29 19:55
老孑无名说远道==
如来神眼辨妖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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