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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

2016-5-16 15:11| 发布者: zxt| 查看: 1643| 评论: 21|原作者: 文革前两条路线的斗争|来自: 【中华论坛】

摘要: 讲到这里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
  【中华论坛】是什么埋下了发动“文革”的种子
  毛泽东对社教运动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指责“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还谈到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看法出现了严重分歧。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提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叫贪污犯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说:“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接着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的问题并不很热心,且隐隐约约表现出对刘少奇有看法。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也有所流露。
  1964年11月底,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对于毛泽东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刘少奇并无准备,只得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谢)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毛泽东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毛泽东说刘少奇“厉害”,也是事出有因。毛泽东曾一再要求干部下去蹲点,可有些干部就是不下去,他也似乎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而刘少奇负责“四清”一线工作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对一些干部进行严厉批评。刘少奇还不止一次地讲,不下去蹲点的干部,不能作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当司局长,也不能当中央委员。他还对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讲过同样的话。这样一来,不长的时间,就有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名司局长离开机关下去蹲点了。刘少奇还讲过,现在搞社教运动,过去搞调查研究的办法不行,得学会扎根串联。这样的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也就难免产生某种不快了。
  12月16日之后,会议是上午小组讨论,下午举行全体会议。两年多的社教运动的结果,不但未能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反而发现形势越来越严峻。在会上的发言中,中南局的陶铸提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西北局的刘澜涛说,县以上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在50%以上,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反革命,自己可能是反革命。华北局的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四清”、“五反”如此。山西8个重点县县委,已烂掉3个,常委72人有问题的38人。浙江省第一书记江华则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说,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其比例已不止三分之一。
  1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要刘少奇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就要刘少奇先讲话。
  刘少奇一开始就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裕农民阶层同广大贫下中农的矛盾,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同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问题是这一批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他又说: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显然,毛泽东认为这一次要解决的是这些“当权派”的问题。
  刘少奇似乎没有跟上毛泽东的认识,继续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提出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派?
  毛泽东又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有一亿四,那恐怕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他还说: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决,我们的群众就多了。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刘少奇始终放不下主要矛盾问题,又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认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时,彭真插话说: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说: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话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刘少奇又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这时,参加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脱口而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立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解释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建国之后,毛泽东没有公开为自己做过生日,但这一次,他主动提出要请一些人吃饭,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吃饭是在晚上进行的,参加者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部分劳动模范和科学家,以及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共40多人。
  毛泽东一走进宴会厅,就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接着又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我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理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这是一次气氛紧张的生日宴会。据参加宴会的薄一波回忆:“在12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2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为“十七条”。
  在这天的会议上,陈伯达就矛盾问题作解释时说: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董必武在发言中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28日的会议仍是围绕“十七条”的内容进行讨论。这天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前,他向工作人员要去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将之带入了会场。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等人发言后,毛泽东作了讲话。
  关于“四清”的性质问题,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
  “十七条”中的第十六条规定,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干部在工作态度上,必须“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毛泽东对此表示:就是要讲民主。天天说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
  毛泽东讲完后,其他人又对“十七条”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就在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拿出了带来的那两本书,并且又讲话了,而且语气很严肃。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第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最后,毛泽东说: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毛泽东讲这番话时,着实一时让与会者摸不到头脑。其实,他是有所指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的讲话比较长,只讲了一个开头就将其打断了。对这两件,毛泽东很不满意。
  这天的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十七条”,“十七条”规定,今后城市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1965年1月3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大那边的会一开完,刘少奇就赶忙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作了不点名的批评。
  毛泽东一开始说: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1万5千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可以去学嘛。
  毛泽东讲到的“一个小县”,是指河北新城县。毛泽东认为,集中这么多工作队员在一起搞运动,人太多了,既没有必要也不需要这么多。运动不应该只依靠工作队,应该依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他说: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变。
  毛泽东接着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他扭过脸问刘少奇: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他又说:(应该)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块、百把块、两百块的,他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毛泽东还表示,运动中发动群众,要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不要读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样扎根串联,“四清”只清干部,只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过了一天,即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对刘少奇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根串联,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毛泽东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漆黑一片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毛泽东还讲到了矛盾的性质问题。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那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按:即“前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
  讲到这里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时任煤炭部部长。经毛泽东这么一说,刘少奇不敢再说了。
  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批评刘少奇,除了在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及如何搞法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个主要原因外,也与当时正在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各地反映的情况有关。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会代表也都认为各方面的形势越来越好。在这天的会议上,宋任穷在讲话中说,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生产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插话说:“在人代大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正如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这种气氛,各地对‘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不满。”
  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修改“十七条”,这项工作主要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修改,原来的“十七条”变成了“二十三条”,文件仍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文件不但条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
  “二十三条”与“十七条”比,增加了“形势”,“搞好运动的标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面的工作”,“干部问题”、“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和“思想方法”等七条,去掉了“集团问题”这一条,全文共23条。
  在“二十三条”的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对文件作了多处修改,并加了一段措辞很严厉的批语,如:“不是说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说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二十三条”去掉了原“十七条”中关于“扎根串联”的相关内容,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
  此外,“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1月14日,此次历时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可是,这次会议却造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巨大的裂痕。经历了这次会议的许多人都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也为此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还在自己家里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他人的批评和帮助,并且让陈伯达将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然而,刘少奇的这些努力,并非达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中央政治局在开会时,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事已至此,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已是无法弥合了。
  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49个县结束了“四清”,占总数的32%。已经基本结束的有北京、上海两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辽宁两省。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问题,转而酝酿发动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
  注 :
  1.(摘自《“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定价:48.00元
  2.刘少奇:1956--1957主管国家事务,1958--1966为国家主席。
  3.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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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无产阶级之怒 2016-5-19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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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那一句话好像是“祝全国全面内战”。
引用 zxt 2016-5-19 09:19
大黑山: 毛刘分歧,在于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刘否认阶级的存在,自然就没有必要对之采取任何措施,结果就是保护了剥削阶级。毛泽东则是希望在整个 ...
在产生活生生的剥削阶级的同时,劳动阶级也明白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义。
引用 大黑山 2016-5-18 22:41
毛刘分歧,在于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刘否认阶级的存在,自然就没有必要对之采取任何措施,结果就是保护了剥削阶级。毛泽东则是希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里,都要对剥削阶级进行压制、打击,以防止他们复辟。

刘路线更符合官员们的利益。整个官员阶层,也基本都是认同刘路线的。毛泽东的路线是为了劳动阶级的利益,可惜的是劳动群众一直都没有真正明白文革意义。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大众,都会把文革理解为毛刘之间的个人权力斗争。

继承了刘路线,邓宣称剥削阶级已经消灭,江更进一步吸收“企业家”入党。结果,就是现在剥削阶级掌控了国家。但事物的发展总是这么玄妙:在剥削阶级掌控了国家的同时,劳动阶级也明白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义。
引用 远望东方 2016-5-18 22:08
zxt: 这样的文章只是资料之一,看过文章的人不会产生比七三开,严重错误等恶劣措词更差的想法!
但愿如你所说。再过二、三十年,研究历史的人再读这样的文章的人会怎么想?
引用 zxt 2016-5-18 12:56
远望东方: 这样的文章就是要毁毛主席!
这样的文章只是资料之一,看过文章的人不会产生比七三开,严重错误等恶劣措词更差的想法!
引用 zxt 2016-5-18 12:53
远望东方: 整个文章读下来给人的印象就是,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要整刘少奇!各位老大,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作为一般民众来说,看文章就像看三国演义,看过就过了,你看过那么多电影、电视剧又记得什么,对于有政治细胞的人,一句话就找出本文的论点:
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
引用 远望东方 2016-5-18 05:25
这样的文章就是要毁毛主席!
引用 远望东方 2016-5-18 01:57
整个文章读下来给人的印象就是,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要整刘少奇!各位老大,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引用 zxt 2016-5-17 16:02
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节选(1967。05。01)
  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
引用 zxt 2016-5-17 15:51
  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讲几句话,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别的同志在第一线,我处在第二线。现在看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有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第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让别人去做,培养别人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至于有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后来处于第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我没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建议的,再么又过于信任别人。引起我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是没有办法。直到去年九、十月我提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的问题解决了。 ...
引用 zxt 2016-5-17 15:48
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
  (速记草稿,未经本人审阅)
  1967.02.03
  毛:我这个人是不大行的,你们同志们也知道。你们看看,中国搞得这么乱,没有搞好嘛。现在天下大乱。什么时候谢胡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去年五月。
  毛: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两条道路,两个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胜利,还是无产阶级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我也说,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后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个集团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象
引用 zxt 2016-5-17 15:41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 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 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引用 zxt 2016-5-17 15:28
水陆洲文革简论第一篇第三章 1963—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上文意思差不多
  五、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制订“二十三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的不满,已经积累一些时间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
  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周恩来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会议没有就陶铸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反映阶级斗争形势严峻。
  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
  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毛泽东先到会场,同已到的一些人谈笑风生,气氛没有什么异常。刘少奇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
  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 “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立即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接下去,大家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
  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他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
  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对四不清干部都主张打击面不要太宽,在经济处理上也不要搞得太挖苦,要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会不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怕泼冷水。所以他又嘱咐:“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立即表示:“赞成。”
  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
  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位部长的名字,说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
  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接下来,双方没有再发生争执。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请了一些人吃饭。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
  毛泽东一到场,就宣布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他接着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
  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出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
  当陈伯达说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董必武发言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在大会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文件的第一条“运动性质”,其中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
  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了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文件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舌,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
  毛泽东说:“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
  他还说:“在同志中间,不要使人怕。在敌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间那么凶,使人怕,那不行。我说,有鬼,不然为什么怕你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话,使刚才还比较轻松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周恩来答:算集会。)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
  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这次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讲得很少。这同前几次会议刘少奇不断地大段讲话,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的话,讲得很尖利,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
  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
  “十七条”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
  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十七人(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指“二十三条”)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他说:“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他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他说:“归根到底,我们中央工作成绩多一点,错误少一些。……你这个文教,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转变点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办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那一天。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十七条”还不满意,觉得还没有解决问题,他还有许多话要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十七条”是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二十三条”则充分肯定和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以来毛刘争论的一个结论。从两个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引用 zxt 2016-5-17 15:20
关锋接受文史作家叶永烈采访,讲述了他眼中的文化大革命。叶永烈将访谈整理并收录于《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一书。

  关锋和我谈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回忆。内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七十三岁寿辰。尽管毛泽东平素反对祝寿,但是,在那天,“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还是来到中南海,在毛泽东家吃面条。
  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了酒杯,异口同声地向毛泽东道:“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了酒杯,说出了一句惊人的答词,使“秀才”们大吃一惊。
  那年月,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最高指示”;何况毛泽东是在致答词时说这一句话,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秀才”们回去之后,反复琢磨着毛泽东这句话的含意,认为体现了毛泽东的最新战略部署。正值1967年元旦临近,有人建议,以毛泽东那句话,作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元旦社论的标题。
  关锋记得,他们细细一斟酌,又感到那样的标题太“凶”了。商量再三,改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文中贯彻了毛泽东答词的意思,强调指出,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
引用 zxt 2016-5-17 15:12
爱我中华99999: 这篇文章有没有对一些事情事实作断章取义的取啥?我不知道,但2007年出版的要仔细掂量,感觉 后来文革就是毛主席为打倒几个人而发动文革,打倒几个人发动文革太 ...
这仅是陈述文革前期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之一,结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其以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做出科学的评价。
  《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陶铸、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那天屋里很热。吃饭是按他们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
  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这次毛主席的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是。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毛主席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
  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
引用 zxt 2016-5-17 14:36
无产阶级之怒的说明到位,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而不是打倒几个人,现实证明党内有资产阶级,今天尤甚
近来上网是曲线,,经常上不来
引用 无产阶级之怒 2016-5-17 12:04
这倒没什么太多歪曲,至少意思还是很明确的。刘少奇、彭真不同意整干部,不同意党内有资产阶级的说法。所以毛主席渐渐地发现资产阶级已经夺取了中央领导权。
引用 远航一号 2016-5-17 06:49
zxt,这是你转的,你也来说明一下吧
引用 远航一号 2016-5-17 06:47
爱我中华99999: 这篇文章有没有对一些事情事实作断章取义的取啥?我不知道,但2007年出版的要仔细掂量,感觉 后来文革就是毛主席为打倒几个人而发动文革,打倒几个人发动文革太 ...
这是官方出版物,根据薄一波等人的回忆。但是作者很用心,实际上用曲笔的方式详细说明了文革前毛、刘的路线分歧。稍稍仔细读一下,就全明白了。重点地方已经用黑体标出
引用 爱我中华99999 2016-5-17 06:38
这篇文章有没有对一些事情事实作断章取义的取啥?我不知道,但2007年出版的要仔细掂量,感觉
后来文革就是毛主席为打倒几个人而发动文革,打倒几个人发动文革太抬举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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