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月革命

编注：这里节选的是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所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十九章中叙述伟大的上海“一月革命”的内容以及第二十章的结束语。其中，第二十章的结束语（PDF文件节选部分），内容十分精彩，其中说到，在文化大革命的最激进阶段，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普遍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这部分内容，见于该书1986年英文版和1989年中译版，但是在概书后来的中译版中已经找不到了。

上海不仅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且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遍及都市的庞大的现代化工厂里，集中着数量最多的中国无产阶级，他们继承了1920年代流血的革命斗争中锻造出来的工人阶级的战斗传统。上海又是中国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同时也是政治上最激进的城市，是成熟工人阶级的摇篮，是现代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于上海。1965年，毛又号召上海的知识分子开展文化大革命。如果说中国必须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理所当然地应从上海开始。1966年底和1967年初在这座巨大城市发生的事件，是其他城市将要发生的事件——虽然规模不及上海——的预演。

在北京毛主义的鼓舞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夏季，学生组织了类似首都的红卫兵组织。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自身的原因和党组织的操纵，红卫兵从一开始就陷于分裂。但无论派性有多严重，运动还是迅速发展，声势越来越大，从以大字报和群众集会形式对党组织进行口诛笔伐发展到对政府官员的人身攻击，从批判学校的“资产阶级权威”，发展到向由巿长曹获秋和华东局书记陈丕显领导的上海党政机构的全面挑战。

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发生了一桩具有爆炸性的政治事件，诱发了群众对统治他们的官员深深的愤恨，这就是“黑名单”事件，类似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黑名单是由学校、工厂、居委会和群众组织中的党的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搜集的公民的政治档案。黑名单使许多原来想响应毛的号召的人、特别是工人望而却步，他们担心，一旦党组织东山再起，会对参加运动的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报复。10月5日，北京下令公开销毁这些黑名单，学生造反派受到鼓舞，要求市当局销毁黑名单，但是党的官员拒绝交出这些他们称为“国家机密”的材料。11月初，一些好斗的红卫兵组织在晚间袭击市委办公室，想抢走材料，因而与党员干部和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11月16日，北京再次指示，要求销毁黑名单，但规定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问题，不许动用武力。不过，党组织并不容易被说服，结果，这些政治档案没有被销毁，却使造反派与党的干部之间的敌对情緖越来越深，这种党与群众之间的互不信任，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很久依然存在。

围绕着“黑名单”的斗争使上海市委威信扫地，它的权力为上海工人阶级取代。早在1966年秋季，造反活动就从学校蔓延到工厂，这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剧中，真正的无产阶级登台了。然而，工人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战斗的，这是一个分裂成一方为老工人和技术工人、另一方为年轻的非技术工人和学徒工的阶级。前者受益于旧的工资和奖金制度，在总体上希望保存现有的政治秩序；后者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使他们更热衷于向党的官僚机构造反。在享有国家正式工身份的工人与主要来自附近农村人民公社（以及少量的城巿失业者）的大量半无产阶级的临时工、合同工之间，存在着更深的鸿沟。临时工只在一定的期限内被雇用，随时可能被辞退，合同工生活在最低限度的生存线上，他们不仅工资微薄，而且根本没有正式工享受的基本社会福利及工作保障。人们最初认为，或至少在理论上论证说，合同制是缩小工农差别（三大差别之一）的一种途径，但现实中的合同制不过是国家企业获取廉价劳动力的途径，是共产党国家谋利的手段。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除了其他剥削劳力的形式外，合同制也有长足发展。

在前些年被迫下放到农村的青年工人和学生也返回了城巿，要求工作和住房，壮大了上海工人阶级的阵势，要求工作的还有复员军人以及形形色色的临时工。

上海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成份以及城市贫民，都有各自不同的、常常是相互冲突的社会经济要求，相互敌对的各种政治组织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要求。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文化大革命第一次使心怀不满的工人和其他人，在不受共产党组织和思想约束的情况下，自由地表达心中的不满，自由地（虽然为时短暂）成立自己的组织。各种群众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令人目不暇接，所有的组织都号称忠于毛和毛的路线，但都按照自己的特殊利益解释毛的路线。11月初，一些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一个叫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松散组织，由王洪文当司令，王洪文是一个纺织厂的年轻中层干部。工总司是工人自己创造的组织，与北京的指示无关。事实上，当时来自首都的毛主义指示主要强调的是工人要促生产，而不是抓革命，要求工人只有在完成八小时的生产后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北京的大致设想是，在工人委员会（特别强调是在业余时间建立的）与管理干部的合作下，在工厂平稳地进行生产关系的转变。由于担心影响生产，直到新的一年开始后，北京才号召工人成立“革命造反组织”。

但是，上海的革命高潮比毛主义领导人预计的要更快。11月8日，工总司向上海巿委提出要求，明确提出要用人民政权机构取代旧的官僚机构。工人们要求市委承认工总司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组织，从而向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提出挑战。他们要求市委为工人在全巿各工厂建立组织提供条件，要求巿政府对自己采取的措施作出公开说明。当这些要求被拒绝后，一些激进的工人决定上北京向毛泽东请愿。11月10日，他们强占了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海巿委下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小镇安亭，但有一半工人拒绝返回上海，他们在那里被困了三天。

首都的领导人对如何解决安亭事件举棋不定。第一个作出反应的是陈伯达，他发了一封电报警告说，“违背党的指示是一个严重事件”，工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其次才是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们必须马上返回生产岗位”。但是在上海巿委还没来得及执行这一指示之前，张春桥来到安亭，带来了北京的新指示；张在1966年7 月到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前是上海巿委书记处书记。11月14日，张宣布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工人的要求上签字表示同意，迫使上海巿长曹获秋也勉强签了字。显然，北京的毛主义领导人认为，让无产阶级、至少是上海的无产阶级参加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此前，毛泽东对真正的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一直没有表态，上海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不久就将表明，毛对城巿工人阶级的信心只是暂时的。

随着工总司在11月中旬的胜利，造反派组织在全巿范围内组织工人和其他阶层人士，上海党政机构的权力很快分崩离析。群众运动以疯狂的步骤发展，声势日益浩大，与红卫兵结成松散联盟的各工人组织，为争取群众支持和夺取权力互相争斗。当时比较著名的群众组织有第二工人兵团（拥有50万体力劳动者，由性格暴躁的耿金章率领）、第三工人兵团（由数十万从工总司分裂出来的工人和学生组成）以及红旗军（复员军人组成的全国性组织的一个部分），这些组织最初都曾与工总司结盟，但在组织上是独立的，政治上更加激进。与这些激进组织对立的，是一个自称为“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的组织。赤卫队是一个主要由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相对保守的组织，号称有80万人，它最初可能是在原市委支持下、为反击造反派的进攻而成立的。但是，赤卫队不久就对上海巿委屈从于造反派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提出强烈批判。支持赤卫队的还有一小批工人和其他市民，他们希望保持文革前的秩序，但同样也是打着忠于毛和毛思想的旗号。

到12月中旬，上海大致分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分别由保守的赤卫队和激进的工总司领导，当然两派也非铁板一块。在年底前的最后一星期里，两派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导致工厂生产停顿，严重地影响了市政服务。12月31日，在不断发生的罢工浪潮、政治示威游行和日益加剧的武斗的背景下，赤卫队宣布进行总罢工，使这个大都市经济完全瘫痪。旧官僚机构为挽救自己进行了最后的净扎，敞开了上海市及所属工厂的财政大门，使混乱局面雪上加霜。市政府当局为了满足几乎是所有群众组织都提出的经济要求，讨好工人，使他们在政治上不要过于积极，下令大量发放奖金，增加工资补贴和现金补助。这种作法后来被批判为“经济主义妖风”，它是上海巿委在绝望中的最后一招。在耗尽了自己全部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后，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最后彻底推翻自己。

被颂扬为“一月革命”的夺权，是在新年的第一个星期里完成的。1月5日，十几个与工总司松散地联合在一起的造反派组织（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和帮助下），在两天前刚被造反派夺了权的上海主要报纸《文汇报》上，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篇宣言痛惜风起云涌的群众革命运动中的分裂（指责赤卫队和原市委制造了分裂），呼吁工人返回工厂，号召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干部团结起来。第二天，为了显示团结的力量，上百万人聚集在巿中心广场举行大会，另有数百万人看了电视实况转播。会上批斗了曹市长和巿委其他高级干部，宣布撤销他们的职务，迫使他们公开认罪。在以后的几天里，较低一级的干部也受到了类似的批斗，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游街。旧市委垮台了 。

然而，取代旧巿委的不是完成了“一月革命”的工人，而是张春桥。1月6日，他再次来到上海，不仅是为了就任胜利了的群众运动的领袖职务，还是为了控制群众运动，重建上海的秩序。与他一起到上海的还有他的助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张春桥和姚文元与工总司司令王洪文达成了政治交易，结为同伙；十年后，他们三人被作为“四人帮”的成员逮捕入狱。工总司成了张春桥主要的群众基础，但张春桥不只依靠群众组织来恢复上海的秩序，他还接管了上海党组织，运用他过去在党组织的关系，争取基层干部的支持。张春桥还能够动用城巿公安力量和解放军驻沪部队，随时动用武装力量敦促工人返回工厂，拒绝工人增加工资的“经济主义”要求，镇压罢工，重建政治秩序。到1月底，上海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管理秩序。

在维持1月初夺权时群众运动暂时的统一方面，张春桥没有成功。赤卫队虽然已经解散，其中许多成员加入了工总司，但一些参加1月夺权的激进组织却成了反对派。由于担心张春桥的新政权与为其取代的旧巿委是一路货色，代表体力劳动者和流氓无产者的组织（尤其是耿金章的第二兵团）对张统治的革命合法性提出挑战。在1月的后两星期内，派性战斗重新爆发，武斗不时发生。

群众运动所以还能在表面上保持团结，是因为张春桥保证将按照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新的体制，即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广泛宣传的巴黎公社模式。上海所有的政治积极份子都一致支持巴黎公社的这些原则，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过去党的专政不满。1967年初，上海到处可以听到“一切权力归公社”的口号，当然，张春桥是否这样认为则是另一回事。

由于派性斗争而延滞了的上海人民公社终于在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百万工人集会，庆祝“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上海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但是，上海公社从一开始就不是按照马克思在1871年提出的原则建立的。马克思的模式要求建立一个“生产者自治的政府”，政府官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接受群众的监督，群众有权随时撤换官员，而上海公社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实际上是由北京任命的。张和姚的这种权力和合法性不是来自上海的工人，而是来自毛主席的最高权威。马克思要求废除常备军和警察，而张春桥却动用军队和警察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事实上，在新政府成立大会上，张就强调说，公社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此外，张在公社的计划、组织和领导中，都排除他的政治对手，迫使其中一些人宣布成立一个对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并派出代表团到北京去抗议张春桥的镇压政策。

然而，上海毕竟宣告要遵照巴黎公社的模式及其神圣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公社理想在上海人民心中生了根。上海公社成立初期情况虽然令人沮丧，但如果给予上海人民机会和自由，公社或许能在人民的普遍支持和参与下成长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