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希哲先生这篇文章（十批判书）中所说问题，涉及到文革的一些核心的历史局限性，其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在与一部分青年同志讨论文革以及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又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时，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革命胜利后，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就是《十批判书》中所说的，官僚集团是国民经济的组织者；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同志无论读多少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都搞不明白恩格斯所说的“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包围下，中国必须服从资本积累的规律（也就是必须“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因而革命在短时间内如果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就必须退却。
文中所说的杨曦光，曾于1968年发表当时享誉全国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中华人民公社”的口号；后改名杨小凯，到了八十年代，成了鼓吹“里根经济学”的反动经济学家，后移民澳大利亚，成为新自由主义干将。此人现在已死。历史讽刺如此，人生滑稽如此。
论文革的成败与那时国民经济盛衰间的深刻关系问题
老王社长
最近，网评家施晓渝先生谈到了一些文革的成败与中国国民经济盛衰间的关系问题。他说，人们总是就文革谈文革，从不见有人谈文革成败背后的经济原因。老王请他看看王希哲十年前写的《文革十批判书》节选。
分析文革，怎能不谈它与那时国家经济形势之间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历史大事件的基础功课。最典范的，请看《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
当然，请读《十批判书》的左翼朋友注意，老王1973年起，反思文革，那时他的主要倾向是批毛批中央文革的。但从不”彻底否定文革”，而是主张对文革有分析，有取舍。特别维护“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人民文革。只是在邓后，民主墙特别是89镇压后，邓右派官僚害怕人民造反，根本剝夺人民权利，“彻底否定文革”，老王才站到了批邓右派官僚，辩护文革积极意义的一边。
201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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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2006年《文革十批判书》节选
（施晓渝先生阅，对照先生“文革成败经济原因”）
一、毛泽东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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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这就是他为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探索，作出的伟大贡献。
但这个理论包含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基本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就是，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向走资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当权派夺权”的阶级政治斗争和革命，却又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也就是只能在共产党的统治体制内进行，不得构成对共产党统治体制本身的挑战。但任何有机的运动，一旦被它的发动者发动起来，就获得了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道，它就必然要与发动者原来的主观框框，不断发生严重的碰撞。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特别是造反派的悲剧，就发生在这个基本的内在矛盾冲突之上。
二、共产党行政官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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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代表的共产党各级行政官僚手里，紧紧掌握了可以最终注定他们胜利的两大基本战略优势：
⑴ 他们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组织者和代表者；
⑵ 中国大半工农群众还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受益者，他们倾向保党，站在共产党官僚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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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文革派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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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造反、闹事和夺权是共产党文革派的全部使命，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的盛衰完全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那末，与共产党行政官僚的优势正好相反，
他们的劣势是：
⑴ 他们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捣乱者和破坏者。中国国民经济的一切衰落和倒退，按共产党行政官僚的指控，都要由他们承担全责。
⑵
中国大半保守工农群众原来就不站在他们一边。随着他们中国经济建设的捣乱者和破坏者形像的深入传播，他们更是失去了中国绝大部分群众的支持。
⑶
甚至，由于他们经常地把造反派抛出去作替罪羊，制造了造反派的分裂，也越来越失去了造反派真心的支持。
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能得到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但正如他们经常地把造反派抛出去作替罪羊一样，毛泽东一旦形势不利，不但常常抑制他们，也常把他们的重要成员抛出去作替罪羊（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击了中央文革的气焰，这就更使他们处于劣势。
这些战略和战役上比右派官僚先天的劣势，也已经注定了他们最后必然失败灭亡的命运。
但是，始终没有人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九大前后，中央文革派的分化。陈伯达意识到了文革派中国经济建设破坏者形像对他们的致命，开始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伯恩斯坦主义”划清界限，在他为林彪起草的九大报告确定中心思想时主张“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报告的标题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就把六年后，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最获人心的口号提了出来。
中央文革派的这一重大转折没有成功。陈伯达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报告稿被毛泽东否定，用张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继续革命”报告稿代替。之后，陈伯达被归入林彪集团打倒。中央文革派最后逃生的机会，也就被自己彻底葬送了
四、造反派极左派批判（杨曦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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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们那时普遍还不能懂得，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是一个国家最基本最首要的职能。革命可以发生,但革命集团若不能在最短的期间赢的政权，并立即有效地组织生产，由此带来了经济的破坏、混乱或崩溃，它的下文就是失败！持久的革命，只能在拥有持久的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下才能坚持。而革命根据地政权，首要的职能，仍然是组织生产。（请看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的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杨曦光强调：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中华人民公社）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这样，他就把造反派无效的造反持久化，僵持化了。这种僵持持久而无效的造反，势必越来越脱离群众，势必轻易被代表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共产党行政官僚们轻易地攻击为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捣乱和破坏，并列为必须镇压的无可辩驳的借口。
当然，杨曦光也注意到了一度夺得政权的造反派也曾组织生产。他仿照列宁的描写，写得很精彩：
“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但我们知道，这不过是杨曦光生花的文学之笔，不是事实。依据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
”。
1968年造反派在全国的被围剿，为杀气腾腾解放军军车开路的，不是别的，正是这连续两年严重下降的工农业总产值百分数字！
蒯大富团派理论，虽然远没有杨曦光的极端，更缺乏理想主义的光芒，但毛泽东文革理论不可克服的内在基本矛盾仍然使它陷入了“文革持久战”，它仍然是用武斗僵持的方式，来追求完成它不可能完成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的任务。
毛泽东最肯定的恰是团派“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的理论。因此他喜欢蒯大富，偏爱蒯大富。在数万“工宣队”围剿下突围，狼狈来见的蒯大富大哭时，他亲抚蒯大富陪蒯大富哭。但是，他不但帮不了蒯大富回去“坐天下”，相反，派遣工宣队围剿蒯大富的“黑手”，抄了蒯大富老窝的，恰恰也正是他毛泽东！
在清华，毛泽东“僵持”了自己；像一切造反派极左派一样，毛泽东自己也陷入了自己的怪圈；他自己也无法突出自己设定的文革理论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向蒯大富们解释说，他不得不派出工宣队围剿清华造反派，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社会上说你们坏话的越来越多”。但这一切，无非是文革僵持战下，1968年国家经济形势的反映。最专制的君王也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相反，哪怕违心，毛泽东，他也必须接受经济条件给他的指令，执行社会经济条件给他的指令。
不可能突破共产党的统治体制本身，而又要倚仗毛泽东的最高权威企图去颠覆这个统治体制而带来持久混乱。那么失败，灭亡，这就是造反派极左派的最后命运。
五、造反派右派批判（周泉缨4.14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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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特别注意，周泉缨在他闻名天下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结尾，信心百倍地高呼到：
“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和各种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后，团结一切力量竭尽全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的任务呢？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4.14派！革命化的4.14必胜！”
显然的，周泉缨的这番结论，是说到了日夜为国民经济危机操心的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各级行政官僚的心里去了！4.14的全部理论，都是共产党官僚可以接受的理论。甚至是当他们不得不违心跟着毛泽东走，被迫接受文化大革命风暴的现实时，他们能够选择接受的一种最合口味的“革命造反”理论。
文革以来，哪家的造反派曾把“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和各种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后，团结一切力量竭尽全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纳入自己的纲领和宣言呢？除了周泉缨的“4.14”，没有了。仅凭这一条，“四一四必胜”就不是虚浮的叫嚣，而是注定的了！
文革中，也没有任何一种造反派理论像4.14思潮曾引起毛泽东那样的重视，表态反对和反复的评论：
“清华4.14说：4.14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我们倾向你们（蒯大富）这一派。4.14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泉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4.14”
“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4.14右的。”
工宣队进驻，“现在4.14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
但是，这个“井冈山还是井冈山”的蒯大富，终于在毛泽东亲手派遣的工宣队“铁的手腕”的围剿下覆灭了。毛泽东的“我不能接受”，“我就不高兴”的那个4.14，还是胜利了！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基本矛盾，使他自己动手打败了自己。而再过十年，“当邓小平终于复辟成功时，可以说4.14思潮是确确实实地最终胜利了”（借文革史家宋永毅评论）。
还要特别提醒注意一点，周泉缨代表4.14思潮向中央文革批判的锋芒，一次又一次指向的是陈伯达。我没有找到直接证据陈伯达是否是受到了周泉缨的影响，但是第二年，1969年九大前夕，陈伯达与中央文革主流派分裂，走向“反对运动就是一切”的“唯生产力论”，应该不是偶然的，不联系周泉缨4.14思潮的冲击，陈伯达一人忽然偏离他一贯的中央文革极左立场，发生右倾，便是很神秘的了。可以猜测说，“陈伯达唯生产力论思潮”，就是侵入和分裂了中央文革的4.14思潮！
(后略)
2006年6月5日
2006年7月22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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