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为啥不会成功？ 5月16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在强调“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大战略部署。“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要求与新自由主义供给侧改革的要求截然不同，这一战略决策的提出有效避免了改革上可能的偏颇，为改革立下了必须成功的军令状！这在本质上，就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单此一点就可以看出，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是有担当、有作为的。这种战略如能成功，其历史功绩将不亚于毛泽东，更远在邓小平之上了。 但在笔者看来，除非中国能够成功创新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新体制，否则这一重大战略目标是不可能成功实现的。现有的经济体制要是能够成功解决自身问题的话，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了，就应该取得更大成功，而不会落入所谓“新常态”的低增长中，让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增多、面临可能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了。真正的问题显然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问题背后的制度性根源。 对此，相信习总书记自己也已认识到。习总在16日强调：“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又在17日上午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如不出意料的话，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将在一两年之内会推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来，从而完善现有那有缺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体系。 一、官方和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措施是不可行、不能成功的。 为什么说在现有经济体制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能成功？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的文章《供给侧改革能否拯救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其中的秘密。他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出路，认为除非中国能采取以下这5点改革建议，否则供给侧的改革就不会成功。 1、“建议中央发出明确信号，把供给侧改革落实情况作为各级官员重点KPI(考核指标)，‘谁不落实谁下台’，‘简政放权’。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和银行缺乏‘去杠杆’、‘去产能’的动力，2016－2017年的政治周期更加剧官员不作为倾向，改革能否落实不容乐观”。 2、“建议中央限制各地刺激楼市的短期化行为，推动以‘降房价’的理性路径来去库存”。 3、“以信贷推动增长的方法，危险且不可持续”；“‘信贷密集型增长’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源。真正的出路是大规模减税，而减税本来就是供给学派的核心主张”；“建议中央在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之前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每年7000亿，占财政收入3.5％）”。 4、“国企改革是‘中国式供给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要从体制上消除产能过剩的根源，必须：破除国企‘预算软约束’，改变银行‘政治化倾向’。要实现这两点，破除行政垄断、政企分开、依法治企是关键”。“中国承受不起每隔几年将重演一轮国企大规模坏帐的经济代价”。“从英国实际出发，打破国企垄断，推动38家石油、钢铁、汽车、航空等领域国企公开上市，走向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成功完成了国企改革。这一历史启示值得中国借鉴”。 5、“通过IPO注册制来实现去杠杆是必由之路。增加新股发行导致股市下跌，只能说明市场存在严重泡沫。既然是泡沫，为何一直要呵护这样的泡沫？鉴于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借助股市才能完成去杠杆，IPO注册制能否及早推行已成影响供给侧改革大局的重大因素。只有挤出了泡沫，中国股市才有可能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显然，刘胜军先生的这5点建议具有新自由主义的性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党中央、习近平判断中国经济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也要做到“三去一降一补”。而如果做不到上诉5点建议的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目标的确难以实现，或实现得不彻底。 其实，这5点改革建议的本质不是在解决问题，而只是在搞“市场出清”，即“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企业的利润率，只有以各种方式提高企业的利润率，经济才能走出困境，所谓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而要提高企业生产的利润率，在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体的情况下，就只能搞这种“市场出清”。正如这5点政策建议所言，完全的“市场出清”对现在中国而言，就是超大规模的减税、裁撤官僚体系”、“减少政府管制”、 “小政府、大社会”、国企的私有化、“僵尸企业”的破产清算、大批公务员和普通劳动者的下岗失业、房地产市场的可能崩盘、股市暴跌等。显然，这其实就是一场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现在的中国根本就做不到这种程度。在这些方面，中国所能做的都已经做到，比如减税、调低工人工资增长幅度、减少政府管制、降低企业对职工保险的支出等等。但很明显，仅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而如果要再进一步，就要冒爆发经济和社会危机的风险了。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即便中国能够痛下决心，不怕危机的爆发，毅然决然地完全采纳并实施上述5点建议，那中国从此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从此杜绝了这些问题了吗？显然，不是！这一切仅仅只是让资本主义的经济可以暂时恢复增长而已。的确，正如刘胜军先生自己所说和所崇尚的：“美国拥有最灵活的市场体系，能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在最短时间内‘市场出清’”。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果所谓经济增长、“市场出清”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让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那这种经济增长其实不要也罢。 虽然这种“市场出清”式的经济改革最终会提高企业生产的利润率，从而可以拯救中国经济，但与党中央、习近平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的战略目标根本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知道了新自由主义这种药方的本质和副作用之后，我们就知道习近平确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目标有多么英明和伟大了！负责任的中国党和政府，显然应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要让这些问题从今往后别再发生才行。 实际上，中国经济中的这些“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普遍问题。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改革药方，其实就是一种陷阱。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这种药方去进行改革，其结果就是象拉美等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产生一定程度的经济衰退，导致人民收入大幅下降，根本无法步入发达的国家行列。美国和中国不同，基于各种特殊因素，美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其经济政策可以不考虑人民收入水平下降的问题。而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民收入水平下降意味着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无法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如果不遵循新自由主义的方法，而是以中国现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优势，来挖掘现有体制的潜力，是否可以成功呢？对此，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严词强调要求各地方政府和官员们有困难也要上，但笔者仍是感到悲观的。“三去一降一补”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不是一时、一事，几个特殊企业的问题，不是各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随便的或者精心策划的政策倾斜或大力支持就可以解决的。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前提下，各地方政府实现供给侧改革目标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让利于企业，在不让企业普遍倒闭、破产，或帮助安置下岗工人的前提下，帮助其去产能、搞创新。显然，政府即便有能力帮助企业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也只能帮助其中的几家企业实现目标，距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成功相去甚远。 那么，具体该如何在确保宏观经济稳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之上，去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经济改革目标？也就是说，中国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党中央、习近平需要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在本质上也是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问题。解决了，中国就可以进入一个新的文明发展阶段。 二、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和根源是经济体制上的 其实，中国经济上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是可以得到彻底解决的。但中国的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们在思考这些“生产过剩、杠杆过高、生产成本高、库存高、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的时候，都在刻意回避着这一点，回避着导致这一系列问题的最根本因素：雇佣生产劳动方式。所有经济问题都表现为企业利润微薄，生产无以为继。而所有企业的生产都采用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生产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资本家的利润收入是互相悖逆、矛盾和冲突的。这种悖逆和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为今日中国的这些经济问题。毫无疑问，只要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以资本雇佣劳动的方式为主体的，就必然会存在如下的经济矛盾与社会问题： 1、 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差距巨大，劳动者的收入又被限制在对企业生产有利可图的范围之内，否则劳动者的高收入又会导致企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过高。这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做到让人民共享，广大劳动人民势必要贫穷困苦、怨声载道。整个社会因此而贫富差距巨大，一方面社会极不稳定、不安全；另一方面又导致社会消费不足，产生严重的生产过剩现象，使商品库存积压严重等。 2、 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下，资本决定一切。经济的主导权掌握在国内外的资本家手中，而非中国人民自己的手中。国内外的资本家将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利益需要，随意生产和投资，在自由市场中兴风作浪、为所欲为，要么鼓吹、制造出庞大的泡沫、制造经济危机，要么就要挟中央政府、破坏社会稳定。只有顺应资本家的利益需求，经济才能稳定和增长。资本是没有国界的，只有利润。为了国际资本的利润，丧权辱国、卖国求荣等等，都是必然和简单的事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充分尊重资本家阶级的意愿，以绝对满足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要求为决定因素，来确定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 3、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只是被雇用的劳动力，不承担企业经营的权利和责任，一切工作安排都由雇主或其特聘的经理决定，无法充分、有效发挥出企业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广大劳动者的巨大生产力被限制和压抑。这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浪费，从根本上制约着企业生产力形成与发展。在企业生产中，几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企业员工集体的力量却是巨大的。只有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才能让企业随时顺应市场不断变化的需要，调整自身生产能力，创新科技，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有效促进企业生产发展。 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天然的敌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存在本身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没有这些缺点弊端的新社会。而问题在于，即便共产党放弃了这一本质要求，也并不能被资本主义所允许和存在。无论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为资本家阶级、资本主义经济服务，资本家阶级都不会允许共产党长期执政。因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可以随时下台，从而有效充当劳动人民发泄其贫穷不满情绪的政府。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政府的作用除了安慰、管理广大劳动人民和执行资本家阶级的对外掠夺政策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小政府、大社会”，是其客观的必然要求和表现。 毫无疑问，中国再不能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上走下去了。再继续走下去，中国就再无回头路了，只能接受现在南亚、拉美、非洲等国家的那种状况和命运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决定一切的不可能是国家的权力，也不可能是人民的需要，更不会是什么自由民主的选举制度，而只能是资本。只有一切服从于资本的利润需要，资本主义的经济才能增长，整个社会才能正常运转下去。届时，国际大资本需要中国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社会，那只有那些国际大资本家自己知道了。英美等列强在近代史上历经百年，经过无数残酷流血斗争都没有实现的奴役中国人民、瓜分中国财富的目标，很可能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轻松、愉快的得以实现。 因此，实现习近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目标，成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唯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从制度入手，彻底改变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必须把改革和增长的诉求对象从资本家和国家的身上，转移到广大劳动者的身上，把企业生产的驱动力放在企业劳动者身上，充分发挥出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才能最终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真正、根本、彻底性地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招商引资中进行的，近40年的招商引资政策早已在中国走到了尽头。 新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再是以往那种以股份制改革为名义的变相私有化。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国企的私有化，不但无益于企业问题的解决，无益于经济增长，也意味着大量工人下岗。资本追求的是利润，让国企工人下岗，从而降低成本、创造利润，是把国企烂摊子交给资本后的必然结果。这其实不但不足以解决中国经济中的供给侧问题，也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相左。党和政府应该思考把“僵尸企业”的所有权交给企业的劳动者，而不是国内外的私人资本家们。 三、现有党的领导和国有经济制度无法克服经济体制上的弊端 现在的中国，是以资本主义雇佣生产为基础，辅以一定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很多人寄望于共产党能够通过国家权力和国有企业去驾驭资本主义，这其实是一种痴人说梦、胡说八道。比如，《辽宁日报》直到最近还在刊文：《中共应成为驯化资本的“驯龙高手”》，这真是愚蠢到极点！ 资本主义经济下，中共凭什么去驾驭资本？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严重的腐败现象就是资本家阶级控制和影响中共政权和政策的一种结果和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和国有企业本身存在的合理合法性都成问题，又何以能够驾驭资本主义？对资本家们来说，党的领导和国有经济是什么？前者是多余或者专政，后者是肥肉，该分了吃。中国的事实与这些官员们所说的恰恰相反，自改革开放以来，都是资本在驾驭中共，乃至于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国企改革，都是资本在操控一切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改革的目标，一直都在按照资本的逻辑，沿着符合资本家利益的方向发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事实，是有据可查，无法掩盖的。 其实，现在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困难，从根本上说，就是资本家阶级依据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一种胁迫。资本的逻辑很简单，你整个的中国都必须向资本家阶级让利，必须搞国企私有化，必须搞多党民主选举制度，必须简政放权，必须减税，必须降低工人工资水平，否则我资本就是不投资。资本不投资，社会经济就无法增长，国企也只能成为过剩的僵尸企业，社会就可能爆发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共产党就要下台，颜色革命就要爆发。在这之中，一些共产党官员明显站在资本的这一立场之上，在帮助资本达到这一目标。奉劝中共一些官员，莫再以为老百姓都是傻子，随便怎么糊弄都行呢。人民群众不是傻子，共党及其官员的一切都看在老百姓的眼中，记在老百姓的心中，只是没有到造反的时刻而已。 毫无疑问，在现实中，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壮大，党的领导和国企制度不但不足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反而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颇有被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淘汰的趋势。改革开放40年来，资本主义雇佣经济已经发展到了“饱和”阶段，翅膀硬了，开始兴风作浪，要对共产党的领导、对广大劳动人民辛苦获得的财富、对剩余公有生产资料要下手了。资本大鳄张开血盆大口，誓要吞食中国人民的一切，要剥夺13亿中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并要中国人民都“翻身为奴”，永远成世界大资本的牛和马，让中国人仅仅为了能够吃到草，就无私的为资本家的财富去奉献自己劳动力。 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无疑是聪明睿智的。他们以新近确立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有效而巧妙地避免了世界资本家们的这种恐怖陷阱，拒绝了他们鱼肉百姓的要求。但是，具体该如何选择？如何运作？如何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解决“三去一降一补”的问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迎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好明天？考验中国领导人智慧的时刻到了！ 毫无疑问，继续过去中国那国有（全民所有的必然形式）计划经济的老路是行不通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和社会，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消灭私有财产和市场交换的。而以私有财产和市场交换为基础的价值规律如果不能发挥出应有的自发调节作用，任何的经济计划都不足以确保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不能让社会经济健康、良好的发展，自然也无法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国有计划经济下，因生产与计划的无效性，无数劳动者缺乏工作机会。缺乏收入的劳动者只能被迫接受私人雇佣，使私有生产存在着恢复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因所有者不合理，远不如私有企业更能有效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国有经济不断消失殆尽，最终趋于灭亡。为了避免这种灭亡，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都不得不依靠强迫的方式，来制止私有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然而，人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国有计划经济制度因其不合理性最终导致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失败。在现代市场经系中，国有企业的存在价值仅在于国家宏观管理与战略目标的需要，根本不足以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无法有效取代资本剥削的雇佣生产劳动方式。 以国企为标志的苏式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已丧失其合理合法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新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来体现其存在价值。中国一些所谓左翼对毛泽东、文革和国有计划经济制度的美化与神化，显得有些愚蠢与荒谬。5月17日，《人民日报》以一篇《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的社论，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也彻底否定了这条“封闭僵化的老路”。 四，中国的出路在于创新经济发展新思路、新制度 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关键和致命缺陷在于其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上。因此，要想合理有效的克服和解决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和弊端，只有以一种没有雇佣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才行。只有在这种取代是符合客观经济发展需要的，符合广大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需要时，才是可能和现实的。国有经济看似没有雇佣关系，其实只是雇主由私人变成了国家（全民）而已。作为资本家，不只是私人，某个社团、某个组织、某个国家机构也是可以担任资本家的角色。劳动者被私人雇佣和被国家雇佣、被某个团体雇佣，其实都是一回事。 显然，可以正确有效的取代资本主义雇佣生产方式的，只能是一种劳动者自主联合的生产方式，即所有权归劳动者自己集体共同占有和管理的生产方式。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全民所有制或者社会所有制，都是这样的一种所有权归劳动者共同占有的自主联合劳动的生产方式。只不过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联合放大到了全社会范围内，看成是一种全民或全社会所有制而已。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因实践经验不足而导致的设想上的失误。实际情况是，这种劳动者之间的自主联合劳动，首先应在企业的范围内进行，然后再以各个企业为基础，根据劳动者和社会生产的实际需要，再进行全国、全社会范围内的联合。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所产生的各种错误，究其根源，就是没有及时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同时被按需分配的空想共产主义实现所误导，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和实际需要，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境界的结果，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失败。 毫无疑问，如果劳动者的生产联合首先在企业的范围内进行，首先满足企业范围内的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需要，那么就可以有效取代资本主义雇佣生产方式，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了。一种生产方式是不是现实可行、符合实际需要、可以良好存在与发展的，要看其是不是能够有效满足其中的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需要。只要劳动者愿意，那么集体所有制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客观必然的。劳动者在企业范围内的生产联合，具体表现为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企业，即企业的所有权归企业的劳动者平等共有。与国有企业不同，与私有企业也不同，在这里，劳动者不但拥有工资收入，同时还拥有相应的企业利润分成，享有一定的企业管理权。而在管理和运作上，可以参照股份制企业的运作方式。可以说，集体所有制就是一种股权归全体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管理的股份制企业。因此，对于劳动者来说，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工作，要比在私有企业或国有企业中给国家或资本家打工合算得多。因此，在相同的条件下，劳动者如有选择的权利，他们将更愿意选择在这种集体所有制企业下劳动与生活。而如果全国所有的劳动者都有这样选择的权利，那么即便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也是不可能产生了。因为资本雇佣不到劳动力。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恰恰就为所有的劳动者提供了这样的物质条件和基础。显然，这种集体所有制的生产方式、企业制度是科学合理、现实可行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可以有效取代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企业制度的。 一旦中国经济以这种没有雇佣关系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基础，那么就可以形成以下现象和结果： 1、由于没有雇佣，而且在真正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生产资料的帮助下，每个劳动者都可以自由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集体企业生产，因此就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消除剥削和压迫，消除贫富差距，消灭贫穷与失业。这时，生产的扩大、更多商品的生产，只能依靠劳动者之间的合作，因此也只会带来更多人民的富裕。由于整个社会经济是由自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因此将自动生成一种平衡，生产的利润和收益会平均化，全社会会形成一种共同富裕的局面。 2、由于没有雇佣，企业劳动者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因此不存在资本主义那种根本性地制约经济发展的工资刚性问题，企业生产可根据经营的状况而随意增加或降低工资标准。由于社会商品需求不再受到劳动者工资收入的限制，因此商品的生产将最大可能地符合社会的需求。资本主义经济那种必然供需矛盾、生产过剩等可以得到彻底解决。 3、由于企业的所有者就是企业的劳动者，因此将最大可能地发挥企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最有效地释放了劳动者的巨大生产力。团结就是力量，集体管理就是比私人管理在经营管理上强出很多。现在中国所谓“结构性改革”、“产品的升级换代”、“有效供给”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都是轻而易举地可以实现的事情。 4、各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在良性竞争中会走向更大的联合，最终可能诞生那种真正的“社会所有制”企业，即以联合行会方式出现的全国性生产联合。从而，使“全民所有制”的“按需分配”制度有了可能。与此同时，由于劳动者获得了自由与解放，其生产与生活不再成为问题，因此获取更多的财富亦无价值和意义，一切消费都将根据自身的生活需要进行。因此，所谓的“杠杆”、“资产泡沫”等等都不可能出现。……等等。 毫无疑问，一旦中国经济体制采用了这种没有雇佣关系的生产方式，那么所谓的“三去一降一补”根本就不是个事！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同样是自然而然、必然事情。与此同时，共产党的领导也有了充足的合理合法性。 五，中国不存在“按劳分配”，但这却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为了推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实施，习近平特别强调了6个必须。其中最重要、最有价值，也最有实际意义的是：“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这意味着习近平也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和按劳分配对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重要，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今天，没有一定的特殊条件，再没有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根本就无从谈起“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然而，虽然共产党一直都强调要遵循这种“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原则，但其实迄今为止，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按劳分配”。别说是“主体”地位，就连“存在’的地位也是没有的。因为即便是所剩不多的那种国企，也不是按劳分配。真正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按劳分配是没有剥削和压迫，由劳动者自己占有和管理自己劳动和劳动成果的。与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相反，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企业生产要由企业的劳动者，而不是企业的资本家当家作主的，是生产的所有权要归生产者所有，而非归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有。国有企业不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企业制度，其中劳动者既无权管理企业生产，也不能占有企业的劳动成果。 国家或者全民、全体劳动人民，虽然都与“劳动者”有关联，可以代表劳动者的一定利益，但显然都并不就是“劳动者”本身，在现实中是不可以代替劳动者的劳动的，更不能占有和管理劳动者的生产。国家或者“全民”对企业生产的占有和管理，与资本家对企业生产的占有和管理，在生产方式上有多大区别呢？显然，都是一样的生产方式，都是雇佣劳动方式，只不过雇主不再是私人，而是国家或者全民而已。这其中的概念是不马虎的，不能鱼目混珠、指鹿为马、张冠李戴的。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按劳分配，是要劳动者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的。国企制度下的分配显然不是这样的分配方式，而只能是一种国家计划分配，或者是国家按需分配。只有当企业的所有权归企业的劳动者自己集体共有的集体企业才是这样的分配方式。而这种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存在的。显然，中共在理论上的确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几乎没有被人认识到和提起到。中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的被边缘化现象，显然绝非偶然，而是党内一些人权力人物的故意所为。这种状况如不能改变，那中共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在当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今天这种“饱和”阶段，唯有把“按劳分配为主”的经济政策落到实处才行。否则，习近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中国就只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最终就只能步拉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或南亚印度、巴基斯徒的那种后尘和境地。中国实在太大了，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一旦陷入经济危机的灾难之中，陷入国际大资本家阶级的魔爪之中，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中国的问题很简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很容易。中国的党和政府几乎什么都可以不必去做，只需各级党和政府的组织，依据庞大的国有资产，在全国各地全面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就可以了。这不可能犯任何“颠覆性”错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对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有效补充，既可有效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目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为非常敏感的“党的领导”确立了新的合理合法性。可以说，党和政府这样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轻轻一举，就可以解决几乎所有党和国家、人民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责任编辑：新愚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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