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产党员的诞生

1945 年 8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老百姓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都到马路上狂欢，许多人拿菜叶子或者黄瓜呀，就往天上扔，怎么高兴怎么来，还互相拥抱，拍肩膀，蹦啊，跳啊，喊叫啊！不久国军进城了，我们的学校也恢复原来的校名，从建平中学改回德润中学了。报上说是蒋介石联合美英苏打败日本鬼子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五强之一，美英苏中法，中国排第四位，扬眉吐气。人们传说蒋介石要来上海啦！没多少天，蒋介石真坐着飞机到了上海。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跟校长到跑马厅（现人民广场）去欢迎蒋介石，去跟着领队喊“蒋介石万岁！ ”“万万岁！ ”又过了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员来了，他们在上海城里大搞“五子登科” ，就是借接收大员的权力，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大肆搜刮房子、金子、票子、女子、车子。汉奸敌产他们要没收，与汉奸沾点亲带点故的人的财产他们也都没收，还不给收据。文化界、商业界、教育界和其他各业各界的头面人物，只要沾上点日伪关系的，也都深受其害。接下来就是国民党的中央银行狂印钞票，用低价兑换伪币的办法搜刮民财，结果是市场物价大涨，上海老百姓生活顿时就水深火热。有一首民谣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涨涨涨” 。

我们家就惨了，小店原本有些盈余，国民党要控制烟酒经营，要我们家的小店换经营许可证，不然不让经营。为了弄到这个证，我家把积攒下来的唯一的一条“小黄鱼”（小金条）都用上去打通关节，最后也没能如愿。这等于是抢劫了我父母的血汗钱、我家的活命钱之后，又断了我们家的生路。为了这个事，我父母都哭了，一家人愁眉苦脸了好几个月。后来我新添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得了儿童肺炎，没有钱买药，很小就死了。

母亲小店的遭遇在整个社会上不过是一粒小小沙子，但是这粒小小沙子对我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懂了历史上的官逼民反是怎么回事。

终于，1946 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上海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摊贩斗争。国民党上海政府在整顿市容名义下，在几天之内抓了上千的小摊贩进局子，并没收他们那点可怜的小商品，结果引起众怒，五、六千个摊贩家属（妇女、老人、小孩）和许许多多被没收物品、被禁止摆摊的摊贩，包围了黄浦区的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抓摊贩，发还被没收的财物。那天是星期六，我本来是要去父亲的公司，走到河南路上看到摊贩们一群一群往黄浦警察局奔去，一打听说是摊贩在包围警察局，就跟着人群进了黄浦警察局前面的广场。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后面和旁边马路上还有数千围观者。警察局门口则是好几排警察与往里冲击的摊贩发生激烈冲突，警察用警棍打人，用水龙头冲人，还往天上开枪，摊贩们则毫不退让，一些人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筐筐碎砖头、鹅卵石、西红柿、臭鸡蛋，往警察局扔，扔得远的就把警察局的玻璃窗打碎了。一看这阵势，我就跑过去帮忙给大人递碎砖头——我是个小孩，力气小，碎砖头扔不远。警察会闪躲石头和西红柿，真挨打的不多，而冲在前面的摊贩，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打昏，有的被打伤。即使这样，摊贩们还是不罢休、不退却。几十分钟后，其他区的大批警察，坐着鸣叫的警车赶来支援，他们下车就抓人，我从人群空隙中跑了。摊贩们随后就组织全市商户罢市。这件事最后以国民党市长吴国桢讲话答应放人、答应退还东西、答应摊贩继续营业

而淡化。

1946 年冬天，美国大兵在北京凌辱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由此爆发了津、京、沪的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上海的学生包围了美军在上海的海军司令部，高喊“美军退出中国”， “美国兵滚出去”的口号。大学教授蔡尚思、马寅初、楚图南等名流发表了《对美军暴行抗议书》 。大游行那天，正是 1947 年元旦，学生放假，我听到广播后，也到南京路去和市民一起观看反美大游行，学生喊口号，市民也跟着举手喊叫、鼓掌、跳跃，一致要求驱逐美军撤离中国。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反对美国大兵欺凌中国人，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人民运动。

这个时期，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已经打得很激烈了，内战造成大批苏中战区的难民，搭船从长江对岸涌向上海、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进上海的难民最多，一时间在南市、闸北、杨浦，出现无数的贫民窟，难民用木板、硬纸板搭起许多临时小屋，里面挤满了人，后来没地方搭建小屋了，很多人就睡在马路上。那年冬天上海特别冷，突然有一天，一场寒流袭来，冻死了很多人。我第二天清早去上学，在蓬莱路、复兴路上就看到隔一段就有一个小孩的尸首。有人在报上说那天死了八百个小孩，有八百个童尸！住在上海的诗人臧克家，目睹了这个惨状，就写了一首诗，叫“生命的零度” ， 副标题是“八百童尸”。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把这诗摘录成一个小传单到处散发，我就是在传单上看到这首诗的。这首诗是反内战的号角。那些儿童有权利生存下去，却生命到了零度，冻死在上海的街头，死的时候眼睛都闭不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国民党打内战，弄得老百姓没吃没住。1947 年刚来，上海米价又暴涨，比抗战胜利时上涨了百倍，即使这样市民还常常排长队买不到米，而穷人想吃也没钱买，只好买点豆腐渣参合玉米面混日子，家中来了客人才会到黑市买点大米应付一下，而黑市米价比配给米高一倍到五倍。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地下党发起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说内战是共产党挑起的，但谁都不信他们的，谁都知道，是四、五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国人支持下，张开大嘴想吃掉共产党。

我亲眼目睹的惨状对我触动很大，臧克家的诗又启发了我的觉悟，我就参加到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去了（自那时以来我一直很崇敬诗人臧克家，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还到他山东老家去纪念过他） 。外滩、南京路、西藏路上，都有大学生、中学生游行示威，我就跟着他们跑，他们喊口号我也喊口号。那时候我还没参加地下党，但是我已经知道是地下党在策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国民党警察用水龙头来冲击学生，学生不肯退却。我所在的德润中学，校长是国民党，他不准学生参加游行，但我们和郁文杰等七、八个学生，还是到外滩去助威。特务们用一个木头棍子，上面钉很多钉子打学生，一打就出血，一拉就血肉淋漓！很是惨烈。

学生把照片拍出来，老百姓看了更愤怒了。国民党命令大中学校提早放课，不准学生在一起。他们以为放课学生就不游行了，其实一放课学生出来参加游行更方便了。

老百姓都知道反内战、反饥饿其实就是反国民党，反国民党给老百姓造成苦难，所以都自愿参加到运动中来。一些工人、职员是直接参加到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来，很多的大小商店则是关门停业，表示对运动的拥护。与上海的运动同时，南京、北平等地也出现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并且所有这些大城市的运动，持续不断，愈演愈烈，国民党就出动大批军队，残酷镇压游行示威的群众，制造了死伤大批革命学生的惨案。即使这样，还是压不下群众的反抗。而且上海、南京的工人、市民，大批加入群众运动中去之后，不像学生那样温文尔雅，他们罢工、罢市，包围警察局，还有许多市民竟然自发组织抢米风潮。

1947 年暑期，我初中毕业，那时我虽然反蒋反美的积极性很高，但还没有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理想仍然是做个科学家，走科学救国的路，所以考高中我是一心想上名校。报上说，黄炎培等创办了一个贫寒学生助学金，凡上海市贫寒学生，如能考取这项助学金，就可保送进上海名校浦东中学、沪新中学等。我家境贫寒，就去报考了这个贫寒助学金，结果我幸运地考上了，保送进了浦东中学。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浦东中学这个名校竟彻底改变了我自己原来设想的人生道路。

浦东中学是上海名人杨斯盛创办的，杨斯盛是工人出身，后来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滩上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上海许多有名的建筑都是他带领工人建造的。他在晚年毁家兴学，捐献一生积蓄二十四万金，在上海浦东创办了这所中学。第一任校长即是黄培炎先生，他是孙中山领导的老同盟会会员。 “五四运动”先驱蔡元培曾赞誉杨斯盛是“一代伟人”，胡适则称杨斯盛是中国的“大豪杰” ， “可敬、可爱、可法、可师”。浦东中学在长期的教学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著名的有张闻天、李一氓、蒋经国、庄世平、王淦昌、夏坚白、范文澜、胡也频、殷夫、董纯才、雷经天、谢晋、何挺颖、叶君健等。

浦东中学一直富有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 、“五卅运动”和“一二九”

运动中，就都是革命的先锋堡垒。在抗战中校舍被日寇炸毁，学校迁至浦西杜美路（即今东湖路）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很重视浦东中学，派军统特务黄星来控制训导工作，他有权把革命师生送特刑庭，连校长都怕他。上海地下党则把浦东中学列为中学工作重点，还派了一批地下党员在学校组织学生运动。我在解放后才知道，我考的那项贫寒助学金，名义上是黄炎培等人创办的，实际从事具体工作的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而我能考上则可能与我之前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斗争不无关系。我的英语不好，我很担心考不取，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一位女老师问我对全市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看法，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侃侃而谈了一番，结果我在回家后的第四、五天，就接到了保送浦东中学的通知。1947 年秋我到浦东中学报到了，和顾志刚分在一个班级，他就坐在我后排。不久我们成为好朋友，后来是同志加兄弟，彼此生死不渝。顾志刚是青年地下党员，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派到浦东中学组织地下党支部、开展学生运动的成员之一。

1947-1948 年是我一生中思想大变化的时期。这个大变化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一生的跌宕起伏，高峰低谷，好与坏，福与祸……都与这个大变化有关系。这个大变化又与革命书籍分不开。我对书籍总是如饥似渴，刚随母亲到上海不久，就迷在儿童图书馆的图书里；在建平中学读初中的时候，从一个老师那里得知在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有个很大的市立图书馆，我就去那里读过诸子概论、史记和鲁迅、茅盾、郭沫若的部分著作，还读了达尔文、莎士比亚、爱因斯坦。但是，引起我思想大变化的是在浦东中学时期接触到的革命书籍。通过地下党员顾志刚，我先读到了大量上海进步书店、解放区和香港出版的文艺、历史、哲学著作，包括《李有才板话》 、《王贵与李秀秀》 、《李家庄变迁》 、 《大众哲学》、 《小二黑结婚》 、 《社会科学概论》和鲁迅、高尔基部分著作的单行本等，后又读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这本书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革命理想，特别是书中的《毛泽东自述》这篇文章，把毛泽东本人的革命历史、政治主张坦诚地公诸于世了。这本书打开了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门。书里的许多事情，如井冈山，反围剿，万里长征，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既新鲜又刺激。我一翻开这本书，就像打开了万宝盒，一连三天三夜，日以继夜地看，连吃饭、睡觉都忘了，学校里的功课也不做了，有的章节不止看过一遍、两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它帮助我建立了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念。现今我个人的藏书里有《西行漫记》的三种版本，它们是我的珍爱。现在许多人都在追求亿万家财，想做亿万富翁，这本书里讲的真理的价值岂止亿万！

从《西行漫记》里，我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写了本《共产党宣言》 ，我到处找这本书。后来何世和给我搞来了，他那个书的封皮是《家庭月刊》 ，里面是《共产党宣言》，书没写译者姓名，书的纸张粗糙泛黄，书的第一句话就震撼了我： “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踟蹰着，这就是共产党的幽灵！ ” “踟蹰”两个字我那时还很生疏，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就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看了就想，我在报关行干活的父亲、在香烟厂干活的老姑、在食品厂干活的花姐，不都是无产者吗？他们的老板不都是资产者吗？《共产党宣言》说，无产者要联合起来，用革命手段夺取资产者的机器、工厂、土地、房屋，建立起一个让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我同意并相信这些说法，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打倒国民党，因为那时国民党很专制、很腐败，我很厌恶国民党了。 《共产党宣言》提出要没收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土地、工厂、铁路，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然后按计划组织生产，还提出具体的十条措施。我反复阅读这些措施之后，全部都拥护，特别拥护“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这一条。这本书我大致能看懂，有些内容却不很明白，比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公开的公妻制” 、 “英国宪章派”、 “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等，其中一些问题是直到解放后才慢慢弄懂的。

我从一位在海关工作的老乡那里得知，在上海霞飞路影院的后面，有一家中苏友协开办的进步书店。我找到那家书店，只见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书。书店的职员对人和蔼，对我这个穷学生，也彬彬有礼。后来我就成为那里的常客。在那里，可以像在图书馆一样地看书，只要愿意，看一整天也可以，不买书也不要紧。有时（星期日）我就看一整天，中午喝点茶水，啃个罗宋面包，直到书店关门时才回家。我看得最多的是中文版《时代日报》 ，上面有解放战争的战报，世界和中国局势的分析，我也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如饥似渴地搬起砖头般的大书翻看。久而久之，书架上的《帝国主义论》 、《国家与革命》 、 《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 、 《联共党史》、 《斯大林卫国战争言论集》等，我都有不同程度的阅读，不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还看不大懂。总起来说，那个书店给了我许多解放区的消息和初步的马列主义知识，至少我看懂了许多革命新名词，什么“劳动”呀、 “价值”呀、 “剥削”呀、“帝国主义”呀……我都看懂了。最意外的收获是，一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中学生偷偷给了我一本香港出版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 ，还神秘地告诉我书店里有时有国民党特务混入，叫我注意尾巴。但我在那书店里陆续看了好长时间的书，也没发现有人盯我，大概那时我人小，不被特务注意。

我永远忘不了那本《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和当时看了小册子的感觉。当时抗日战争虽已胜利，但国民党又把祖国拖入内战之中，沉沦了一百多年的中华古国怎样才能振兴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等，我都看了，都没有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想不到远在陕北山沟里的毛泽东，却早在两年多前就给我们写了这么好的一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小册子，特别是它所阐述的“我们的一般纲领”和“我们的具体纲领”，为正在迷茫而困扰地寻求祖国发展道路的青年人，指出了解放中国、建设中国的道路。小册子把一切都讲得那样的合理、那样的实在。我在看到这个小册子以前，志向是将来做个科学家，用科学来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这以后，我才知道，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先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把祖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觉得，毛泽东能救中国，我服膺了，从此认定，我要在今后跟着毛泽东。这本小册子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读过它的人成百上千万了，但谁能难想象我当时读这本小册子时的激动心情呢？

我把我的感受同好友顾志刚讲了。不久后，顾志刚又给我借来一本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 ，要我好好看。这本书很厚，分三编：第一编：哲学；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编：社会主义。第三编是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很打动人，介绍了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法） 、傅立叶（法） 、欧文（英）；他们都眼光远大，对“充满罪恶和灾难”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主张建立新型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为他们的伟大精神感动，最叫我心动的是身为英国一个大纺织工厂厂主的欧文。他先是领导一个 500 多人的工厂，后来，又领导了一个大棉纺厂，发展到 2500 多人，别的工厂厂主逼迫工人每天劳动十三、十四小时，他却只让工人劳动十小时半；他发明并实际为工人的子女创办了幼儿园，让儿童生活得愉快；当经济危机爆发使工厂停工时，他仍给工人发工资；在别的厂区，工人大批堕落，在他的厂区却没有堕落分子，警察、刑事法庭都不需要了，连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也绝迹了。即使这样，他仍然认为自己没有给工人“合乎人的尊严”，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他问，这 2500 多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些工人所创造的财富，在半世纪前需要六十万人才能做到，这两者之间的巨大财富差额到哪里去了？他的答案是，都归企业主了。他认为，那巨大财富的果实，本应当归于工人自己；这种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现实是最不合理的；大众创造出的财富不应归个人而应为大众的共同利益服务。本着这样的想法，他想用自己的财富进行创设共产主义新村的试验，想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新天地。但是，他不懂得阶级斗争与革命，不懂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财富去创造他的共产主义新村的。所以他最后被逐出了上层社会，变得一贫如洗，他的共产主义新村也以他丧失了全部财产而失败告终。

我不是一个轻易就被感动的青年人，但欧文的那些话，特别是“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的话，我当时读到时，曾泪流满面。这泪使我的思想完成了革命的转变，我完全接受了恩格斯在书中所描述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那是在 1948 年 1 月的一个天气很冷的夜晚，地点是上海市蓬莱路六十七号我家的阁楼上，一盏十五瓦的小灯泡，陪伴我读完这本共产主义历史的巨著。在阁楼旁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熟睡着我的父母和妹妹；在底层我母亲简陋的小店里，三块木板搭成的一张小床上，蜷曲着我在香烟厂打工的远方老姑。那天因为打夜班，她回不了家，临时睡在我家的小店里。她是个寡妇，四十多岁了，为了供养未成年的子女，每天要去香烟厂做工。那厂子我也去过，在复兴路的一个弄堂里，车间破烂透风，满屋飞尘，烟料的辛辣味和工人身上的酸臭味混在一起，连呼吸都很困难。她的老板有时连工钱都拖着不发。试问，这样的老板能同意欧文的共产主义新村的思想吗？能和欧文一同去建设共产主义的新村吗？工人要解放，不斗争行吗？那时工人为什么那么拥护共产党？那时共产党就一百多万军队，国民党有五百多万军队，力量对比很悬殊，人民为什么还是义无返顾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告诉他们，为了自己的

解放要起来革命，自己救自己！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共产党？因为许多共产党组织自己和当年逼得人民起来革命的国民党一样贪污腐败了。史镜熠熠， “事有不得者，返求诸己”。今天的共产党应该反省自己啊！

注：从那以后，戚本玉开始在顾志刚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在上海组织进步学生阅读革命书籍，办墙报宣传革命思想（戚本玉也称之为大字报），与国民党特务进行英勇而机智的斗争，最终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限于篇幅原因，不再详细展开。

戚本玉，后改名戚本禹。文革中曾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被打倒。76年后，被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被判刑18年。出狱后，自觉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地位，著有《戚本玉回忆录》一书。2016年4月20日在上海逝世，回忆录约与此同时正式出版，可谓临终之作。本文即节选自回忆录，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