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

三、并非结论：停战体制与去政治化条件下的战争

朝鲜停战六十年后，停战体制仍在半岛延续。朝鲜处于被孤立状态，核威慑导致了半岛的有核化进程--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是从美国介入朝鲜半岛时代开始的，这一点任何时刻都不应该忘记。伴随着美国实施所谓"重返亚洲"（何曾离开过？）的政策，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紧张，中国与日本、韩国与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朝鲜与韩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显示出激化的趋势。就矛盾和冲突的激烈程度而言，很难说现在比过去更为危险。但是，在今天，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清晰区分日益含混，促进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团结的万隆会议已成历史的遗迹，能够冲击霸权体制的解放运动和反抗运动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霸权和压迫的结构，却难以发现改变这一结构的能动的力量。从哪里产生政治的力量？从哪里产生正义的尺度？从哪里寻找超越了冷战格局的新的国际主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促使我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的原因。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经论证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最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命题；但伴随二十世纪的终结，这一命题似乎正在被修订：在当代条件下，战争与其说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毋宁说是政治失败或消失的后果。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这一命题仍然正确，但由战争促发革命不再是现实。我们时代盛产的是去政治化的战争形式，它既不能体现人的决定作用，也无法区分正义与非正义，从而难以在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运动中产生类似于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反战运动与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那种相互激荡和有力支持。这正是我们重温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所在：即便在核威慑成为现实后，抗美援朝战争和随后爆发的越南战争也并没有像奥威尔设想地那样陷入冷战，而是以热战的形式展开了为争取和平而战的政治进程。相较于早期的人民战争，技术在朝鲜战争中起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但战争中的意志、战争目标、指挥员的战略战术和应变能力、战斗员的士气、理念和技战术水平，仍然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胜负。这里所说的"人的作用"不但指战场上的斗争，而且也指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和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反战运动，以及联合国内外丰富的外交斗争--正是这一广阔的政治进程将美国的战争逼进了死胡同，导致这个霸权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战线上的同时失败。

在今天重提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在越南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如马岛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及箭在弦上的叙利亚战争，但战争并未催生类似于二十世纪的人民战争的抵抗运动和社会革命。今天的战争性质显然发生了改变：没有先进的武器，就不可能赢得战争；除了大国围绕各自利益而进行的霸权博弈，那种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及文化政治相互结合而产生的深刻而宽广的政治进程不复存在。这是不是意味着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战争的政治性质逐渐被取消了？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回答，而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而是政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人民战争的逻辑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战争中的人的作用，不仅是在人与武器的对比关系中呈现的，而且也是在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区分中展开的。说到底，战争中的人的因素就是战争的政治性。

在军事领域，对人民战争的否定、对人的决定性因素的否定与对军事技术的崇拜共同构成了去政治化的理论背景。正如我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所讨论的，去政治化的过程远远超出了战争和军事的范畴；"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等等复杂现象正是这一过程的表征。为了改变这一格局，人们试图从二十世纪的历史遗产中吸取经验。在政治领域和理论领域，重提群众路线便是尝试之一。但是，在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的语境中，重提作为人民战争的产物的群众路线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作为一个形成中的政治主体，群众的诞生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重提群众路线，与其说是对一段历史的回归，毋宁说是对一个可能的、不确定的未来的探寻，它不可避免地与下述问题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锻造怎样的政治主体、指向怎样的政治未来？

上述讨论已经脱离了朝鲜战争的语境，但对于理解围绕这场战争而展开的当代辩论却是有意义的。让我重述一个命题：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稍后展开的抗美援越战争既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我们对于和平的探索已经是在一个后人民战争的、去政治化的时代语境之中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刻，能够遏制帝国主义战争、打破朝鲜半岛和海峡两岸的分隔体制、缓解东亚区域内的国际冲突的条件在哪里？人民战争是一个政治范畴，是一个能够产生政治能量的过程。对于苏联的解体、东方集团的垮掉，很多人幸灾乐祸，但这一过程的另一面是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整个美国霸权无所顾忌的时代的到来；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创新，许多人弃之如敝屣，但当代中国是否像1949年那样代表着一个朝向前所未有的未来的政治进程早已不是自明的问题。现在非但没有人民战争，也没有正义战争，从而战争意味着政治的终止，而不是政治的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终结了，重新政治化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说明：作者本文在发表前夕又做一些订正，但由于文稿已经发排，未及在发表稿上纠正。此稿是最后版本。）

 2013年6月至8月间草成并完稿,10月间定稿。

[1]本文最初的底本是张翔对作者的一次访谈，此后经多次修订、增补，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张翔协助整理了访谈记录并核对了部分文献。在校订文稿的过程中，高瑾核实和补充了若干注释。孙歌、仓重拓帮助查找了有关日本参战的线索。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文第一稿在《文化纵横》发表后，杨奎松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2月29日）发表《以论带史的尴尬》一文对文章进行批评。该文的论断建立在扭曲和误解我的论点和表述之上，已经有多位论者指出，这里不再一一回应。该文中也涉及一些史实问题，主要集中在"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一节中有关中共党史的部分。我在文中以注释的形式对他提出的问题做了逐条澄清。

[2]美军方向日方下令，在朝鲜海域执行任务的扫雷船，只挂国际信号E旗。见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2013年编《朝鮮戦争と日本》中收录鈴木英隆《朝鮮海域に出撃した日本特別掃海隊：その光と影》一文，p. 17. 铃木同时也引用了资料说明，国际国内关系是吉田希望秘密展开扫雷活动出发点：朝鲜战争爆发前杜勒斯多次访日与吉田茂会谈，日本正处于缔结和约前的国际关系敏感状态，而吉田也表示担心违反宪法第九条，因此命令大久保秘密进行扫雷工作。 [见铃木文章中的注26 引用大久保武雄1978年出版的的『海鳴りの日々-- かくされた戦後史の断層』一书208-209頁，和注27引用的后揭James Auer 书日本版『よみがえる日本海軍（上）』121頁。]http://www.nids.go.jp/publication/mh_tokushu/pdf/mh004.pdf，2013年10月28日访问网站。

[3] James E. Auer, The Postwar Rearmament of Japanese Maritime Forces, 1945-1971,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p. 66.

[4]Curtis A. Utz, "Assault from the Sea: The Amphibious Landing at Inchon,"in Edward J. Maroldaed., The U.S. Navy in the Korean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 76.

[5] 1950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做了题为《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他说："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它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对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一九五一年的国家概算，也应当这样来制定。"《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同），第93-94页。

[6]参见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闭幕词部分，同上，第79页。

[7]《不要四面出击》，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73页。

[8]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见《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3页。

[9] 转引自《周恩来传》（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008页。

[10]毛泽东：《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03页。

[11] 1950年11月1日中情局局长瓦尔特·史密斯给总统的备忘录，FRUS1950, vol. 7, Korea, pp. 1025-1026。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0v07 2013年11月17日查阅

[12]Bruce Cumings, "China's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n War and the Matrix of Decis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China and the Cold War" in Bologna, Italy, September 16-18, 2007.

[13]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著，《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03页。

[14]1950年8月27日《周恩来外长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严重抗议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侵入我国领空并扫射我国人民》及《周恩来外长致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电-要求制裁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侵入我国领空的严重罪行》，《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146-149页。

[15]伍修权1950年11月2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讲话，《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309页。

[16] 周恩来对潘尼迦说："美国军队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一年多后，尼赫鲁的妹妹告诉周恩来，作为印度驻美大使，每次周恩来与潘尼迦谈话，印度政府都指示印度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联系，但"美国国务院认为我们东方国家只是说说而已。"《周恩来传》（三），第1016页。

[17]《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14页。

[18]《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3页。

[1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82-186页。

[20]"如果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防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见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下），"难以作出的抉择"（沈志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45页。

[21] Glen D. Paige: The Korean Decision-June 24-30, 1950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pp. 218-219.

[22] John W. Spanier: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59), p. 88.

[23] 以上论述参看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正义与非正义战争》(Just and Unjust War)，任辉献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第133页。

[24] 同上，第133页。

[25]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85页。

[26]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74页。

[27]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67页。

[28]例如，沈志华认为，"斯大林对于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丝毫也没有向中国透露"。见氏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越过三八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纪坡民在《夹击中的奋斗：毛泽东出兵援朝的艰难决策》中认为，"'三国同谋论'可以休矣"，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金日成两人背着中国秘密策划的﹐直到开战前﹐生米快要做成熟饭了﹐才告诉毛泽东；斯大林的盘算最精﹐仗是朝鲜人在打﹐胜了﹐苏联获益巨大﹐败了﹐受损也有限，而最大的"利益攸关方"实际上是中国。载《香港传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

[29]例如，沈志华推断，斯大林在1950年初中苏同盟形成、苏联被迫出让大部分在中国的权益之后，很可能是为了在朝鲜半岛获得取代旅顺的不冻港，以弥补在中国的损失，才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参见氏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越过三八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九州出版社，2013年。沈志华认为，"毛泽东很有理由做这样的推理：既然美国继侵占北朝鲜后会进一步跨过鸭绿江，那么，战火一旦在中国东北境内燃起，苏联很可能会以中苏同盟条约为依据而出兵东北。其结果，不是美国占领东北，就是苏联控制东北。这就是说，无论未来东北战场鹿死谁手，中国都将失去在东北的主权。"见氏著，《冷战在亚洲》，"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30]"斯大林在盘算﹐今后怎么对付这个桀骜不驯的毛泽东呢﹖......要经过一番运筹﹐设法造成一个局面﹐一个世界范围的大格局﹐把中国这只已经醒来的'东方睡狮'﹐彻底关在斯大林设计和铸就的铁笼子里。"见纪坡民，《夹击中的奋斗》，载《香港传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第28页。

[31]例如，张文木引用基辛格"韩战的最大输家是苏联"的说法，指出美国和苏联都是朝鲜战场上的最大"输家"，而中国则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赢家。他强调苏联对中国东北的实际控制权的正式放弃，这导致了苏联帝国的基石在中国东北这一边缘地带出现了第二次松动。见氏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20-726页。纪坡民认为，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是中国在抗美援朝中的"战利品"。见氏著，《夹击中的奋斗》，载《香港传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第69-76页。

[32]"......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引者注：停止于三八线）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见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1、359页。

[33]张文木根据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等材料指出，早在1949年5月间，毛泽东即与金日成的代表金一讨论过朝鲜的军事行动的问题，帮助分析朝鲜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几种可能结果，其中包括日本卷入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你们不用担心，......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柯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页187-188，189-190。)这一讨论是当年3月斯大林与金日成在莫斯科会谈的延续。他还梳理出毛泽东与斯大林和金日成之间在1950年5月对战争的沟通线索：5月13日金日成赴北京向毛泽东传达斯大林"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的指示，毛泽东表示需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5月1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及"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鉴于苏联有了明确的支持态度，毛泽东也表示愿意支援朝鲜的行动。见氏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34-636、652-654页。

[34]参见沈志华的《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九州出版社，2013）及纪坡民，《夹击中的奋斗：毛泽东出兵援朝的艰难决策》"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初探"一节。

[35]1950年11月28日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演说时，也强调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如果没有当时4亿人口中国的合法代表，"就不能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做出合法决定，它就不能解决任何重大问题，尤其是有关亚洲的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就没有理由承认它的任何决议和决定。"《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291页。

[36]斯大林致哥特瓦尔特电报。沈志华的《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一书第53-54页引用了这封电报。在校订此文的过程中，高瑾致信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询问这封电报的来源和翻译的准确度。俄方于2013年10月30日寄来了扫描件。经过比对，这里根据高瑾的翻译更动译文。主要更动处是：电报第三条起头沈译为"认定"，现译为"使得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成为非法。"此外也有个别词句上的改译。电报扫描件见照片。

[37]同上，译文有所变动。

[38]《驳斥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39]同上，第45页。

[40]同上，第46页。

[41]《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3-104页。

[42]《坚决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43]《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44]《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45]《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5-106页。

[46]《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109页。

[47]自1981年出版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2 vol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90）以降， Bruce Comings发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从不同侧面涉及了这一问题。最近的一部著作是The Korean War: A History. Modern Library Chronicles, 2010

[48]《中国国民党秘书处向蒋介石呈文》中国国民党党史会韩国档016-26-5中毫不讳言国民党政府对金九的特意扶植、以及希望他能成为国民政府干预朝鲜半岛政局渠道的本愿(转引自石源华、蒋建忠编《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编年史》下-vol. 3, pp. 1505-1506. ): "查韩国全境，迄在美苏分别控制之下，其国内态势，我国无从干预。惟苏联与中共，沆瀣一气，遂使为延安扶植之韩共分子，在北韩占有势力。反观我中央扶植之金九辈，入南韩后，竟未能起重大作用。设令将来美苏同时撤退，则所有南韩民主势力，其不为北韩赤潮所淹灭者几希。"

[49]金九在《白凡逸志》中提到，他希望保持临时政府现状，"美国却说，汉城已经成立了美国军政府，不允许以临时政府名义归国，只能以个人的名义，我们无可奈何，遂决定各人以个人资格回国。"见金九著、宣德五、张明惠译《白凡逸志》一书附录《白凡金九先生年表》（重庆出版社，2006），p.249.

[50]蒋介石最终未对罗斯福提出的由中国接管琉球的询问做出积极回应，也是因为明了美国对战后秩序的构想，并希望在更多方面不引起美国的忌惮。参见拙文《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见汪晖著《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北京：三联书店，2011。

[5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p. 882-883. 见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v07（2013年10月24日访问）

[52]曹中屏、张琏瑰等编著，《当代韩国史 1945-2000》（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页42。

[53]姜万吉著，陈文寿、金英姬、金学贤译《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p. 194。

[54]《当代韩国史 1945-2000》，p. 60。

[55]见金九著、宣德五、张明惠译《白凡逸志》一书附录《白凡金九先生年表》（重庆出版社，2006），页274.

[56]同上，页275.

[57] 《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第532-533页。

[58] 《联合国宪章》第53条规定："一、安全理事会对于职权内之执行行动，在适当情形下，应利用此项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但关于依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对付本条第二项所指之任何敌国之步骤，或在区域办法内所取防备此等国家再施其侵略政策之步骤，截至本组织经各关系政府之请求，对于此等国家之再次侵略，能担负防止责任时为止，不在此限。二、本条第一项所称敌国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而言。"第107条规定："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此外，在第77条有关托管制度的规定中，也涉及了二次大战中的"敌国"问题。

[59]党史专家杨奎松在《以论带史的尴尬》（《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2月29日）一文中蓄意将本文所论述的"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候"扩大成从1921至江西时期，并"说这一时期的中共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所构成，不是无知，就是瞎说。"关于中共创建初期的党员构成，参看马林：《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21页。此外，孙应帅在《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变化及发展趋势》（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一文中提供的中共创建初期党员数据如下：一大53人，二大195人，三大420人。中国共产党重视工人身份，但1922年二大的工人比例只有10.7%，1923年三大的工人比例也只有37.9%。至于其后工农比例特别是工人比例的提高，则恰恰是国共合作条件下的国民革命推动工农运动的结果。本条及后续三处辨析均参见《从学术攻击到"暴力学术"》（陆云，http://dangdai14.culstudies.hsftp.net ... w&catid=39&id=585）一文。

[60]杨奎松在前引文中质疑我只提毛泽东担任所长时期的农讲所，并指出在我所突出的1925/1926年之前和之后，国共均有工农运动。这里简述我的理由：农讲所开办了六届，这里仅提及毛泽东担任所长的时期，是因为只有毛泽东与此后的人民战争有直接联系。在1925年之前，国民党有过工人运动，共产党的农民运动也有声有色。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更是党史课本中的重要内容。这里提及1925、1926年而不及其他，是因为这两年的工农运动最具声势，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相对稳定（发生过问题但不足以破裂）。1925年，著名的五卅运动爆发，广东全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5月份在广州召开；1926年，《中国农民》出刊，4月份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也正是在1925年冬季，湖南有组织之农民运动才开始，至1926年11月份各县农民协会会员总计已有1367727人。（参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57-262页）当然，1927年的运动声势也很旺，但此时国共之间的政治危机已经无法弥合，两者间的彻底破裂正在此年。

[61]杨奎松在前引文章中论证王明没有主导过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是没有根据的。作为米夫的高足，王明一直鼓吹城市中心和工人武装暴动，这在他为《武装暴动》写的序言（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武装群众工作中，必须对于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加以最大的注意，绝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看成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简单响应或补充。谁不懂得只有工业城市是暴动的组织中心，谁不懂只有无产阶级是暴动的领导力量，谁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动策略丝毫也不懂。"（参看余子道等编选：《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立三路线失败以后，中共领导人中很少再有人提议倾苏区之力以攻打中心城市了，但王明从未放弃过城市中的工人斗争，即使在立三路线被抛弃以后，他的主张仍然很激进（他指责李立三不是"左倾"，而是右倾）。事实上，直到1931年5月，王明还要求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以掀起各种工人斗争，并一直视其为与苏区政权建设并重的要务。（参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73、289-290页）因此，说王明没有主导过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是不确的。

[62] 杨奎松在前引文章中批评说："大家熟悉的'边区政府'这一概念是用来指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和晋察冀的，没有谁会拿它来指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色政权。不错，作者关于'边区'的概念是读《毛选》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得来的，毛泽东在此文中确实使用了'边区'这一概念。但作者未免太过粗心，他没有注意到，无论在此文中，还是在《毛选》其他文章中，毛泽东都不曾把'边区'和'政府'合在一起用过，只是在抗战期间的文章中才频频用到'边区政府'一词。换句话来说，毛泽东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写的文章中固然使用了'边区'两个字，但此'边区'非彼'边区'。"这里略做辨析：首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并未使用"边区"一词。其次，我使用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的概念是从历史脉络中做出的有根据的概括，并不限于毛泽东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48页）这里所谓"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不就是边区吗？这个边区的红色政权不就是边区政权吗？毛泽东还用了"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的说法，而"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同上，第49页）第三，毛泽东所说的"红色政权"就是指这些夹杂在白色政权统治地区之间的小块的红色边界地区。在论述"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时，他提及了"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在稍后的段落中，又提及了红军、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发展，其使命是在"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同上，第52页）这里所谓"边界"与"边区"并没有文义上的区别，因为"边区"就是"边界区域"的简称，从而"边界政权"也就是边区政权。难道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说明边界政权、边区政权等概念的历史根据吗？在写于1928年11月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不但提到了"割据地区"、"红色政权区域"、"边界"等语词，还指出这些地区的地方工作包括"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等方面。他还提及："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同上，第58，62页）这里的"边界政府"，以及各县政府，不可以放在"边区政府"的范畴内加以论述吗？第四，《彭德怀自述》"6 上井冈山（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和"7 重返湘鄂赣边区（一九二九年八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这两章都用了"边区"的概念，如湘赣边区、湘鄂赣边区。不仅如此，彭德怀也用了"边区政权"的概念，如"湘赣边区政权"，见氏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6页。杨奎松说，"大家熟悉的'边区政府'这一概念是用来指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和晋察冀的，没有谁会拿它来指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色政权。"其错误显而易见。

[63]《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6页。

[64]温铁军根据沈志华《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话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上、下）（《俄罗斯研究》2001年1期页53-66；2期页49-58）提供的资料，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工业化进程概括为"受制于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战略调整的、被战略性的外资投入客观地主导着的中国工业化"。这个又被称为"全盘苏化"的工业化并不是从1952年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而是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及随后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外援开始的。《八次危机》，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0-44页。

[65]《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0-101页。

[66] 《远东总指挥官(麦克阿瑟)致美国陆军部》，文见FRUS, 1950. Korea. Vol. VII, pp. 1630-1633.

[67]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133页。

[68]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2页。

[69]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80页。

[70]《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第440页。

[71]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0页。

[7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