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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个侧面看文革(2)——文革有没有减少三大差别?

2016-8-3 21:47| 发布者: 水边| 查看: 2080| 评论: 0|原作者: 红色中国时评

摘要: 总的来说,城乡和工农差别都在缩小,而这种缩小,尤其是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工作,给社会主义下缩小乃至消灭体脑差别正在准备一部分最重要的条件,这当然是一份卓越的成绩单,值得每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之自豪。
从几个侧面看文革(2):文革有没有减少三大差别?

红色中国时评

上次说到,文革的历史任务,就是逐渐削弱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争取条件。那么,如果我们按照文革后官方的说法,把文革看成是1966到1976这十年时间的话,这段时间里面,三大差别有没有缩小?社会是不是更加平等了?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平时我们看到对文革经济和毛主席时代经济的分析,大多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比如工农业总产值或者国民收入增长了多少倍,粮食增产多少倍等等。但是城乡差距缩小了吗?工农业差距缩小了吗?社会更平等了吗?很少有人拿社会主义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这段历史。所以我这篇短文就抛砖引玉,摆出点数据,讲讲道理。

头一个看工农差别。有时候右派喜欢卖弄个什么工农业剪刀差,以及什么毛时代剥削农民来发展工业之类的论调,其实这些严格上说都是站不住脚的。单从工农业产品比价来说,文革前,文革中都在不断的向农村倾斜。如图1所示,农副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一直是在平稳的上升。这个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成就,文革本身并没有改变这个过程。
 


再一个,看城乡差距。这个衡量起来也不容易,因为相关的可支配收入或者纯收入统计是到了后来才有的。如果我们比较农村和非农的消费水平(图2),可以看到一个大概的趋势,那就是在文革十年期间,农民消费水平相对于非农业居民来说是逐渐下降的,文革前夕接近45%,但是到了文革结束时候只有接近35%了。这种下降,并不是说农村绝对消费水平下降了,而是说农村人的生活质量改善速度不如城里人。
 


但是城乡差距并不是单单说的是收入和消费,也包括其他重要方面,比如是不是看得起病?上得起学?我们现在反正是已经看不起病,上不起学,那么文革时期呢?总的来说,文革是一个全国医疗和教育大发展的时代,没有文革打下的基础,后来的发展是无从说起的。毛主席光辉的626指示说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发展起来了合作医疗,经过文革的发展,到1977年底,全国赤脚医生有150多万名,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达到390多万人,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这是文革直接带来的进步。同样重要的还有57指示,不仅支持了农村创办教育事业,也支持农村进行非农产业的探索,比如著名的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就是在57指示下发展起来的。


我这里可以简单的列一些数据,首先是医疗。医疗里面核心的硬件指标是床位数量,看看图3就一目了然。以城市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医院,和以农村为服务对象的卫生院,都有不小的增长,但是明显卫生院的床位数量增长的快多了。

 

再说说教育,在文革之前,小学已经基本上普及了,但是初中和高中仍然是城里人的东西,要上中学得去县城才行,还要是很拔尖的人才。但是这一切在文革之后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公社普遍都建立了初中和高中,这给了很多人接受中学教育的机会。如果看看图4,就能发现,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全国中学生数量有着本质性的变化,这里面主要反映的就是农村教育的突破。


 

当然,反映城乡和工农差别的远不止是上面这些指标,在我们国家,这至少还应该包括东中西部的差异,每个省内部地区的差异等等。限于篇幅,我就先不赘述了。


最后,我们要说说所谓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个差别是非常顽固的。从50年代起施行的分级工资制,已经把体脑差别刻到国家运行的根基里面去了。从行政干部,到工人,到演员,统统都有各自的分级标准,而且彼此还能对照。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可以说也是相当大的。毛主席一直都怀念供给制,对于工资制,他的态度也是应该大体平均,略有差别。但是从结果上说,他明显是少数派。

工资制还只是明面上的货币收入,其他的配套福利并不在里面,而这个差距就更直接了。比如到了一定级别可以有房有车,以及各种其他的服务。这种差距大了之后,就成了一种特权。我目前没有看到文革对这个方面有多少实质性的改进,比如邓小平在文革里面一边当最大的走资派,一边天天喝茅台,打桥牌,像个大老爷一样的受改造,有什么用呢?

戚本禹回忆录里面就提供了一部分材料:

“主席自己对“五七指示”是很重视的。他一直都在考虑怎样才能既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不使差别扩大。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主席问我,现在工人的工资是多少?我告诉他,大概平均是三、四十块钱。他说,哦,我是四百多块了,相差十倍了,离巴黎公社的原则还很远。他对我们说,工资差别这么大,这个问题要研究怎么解决?他特别叫我去找人研究一下,看如何解决。我赶紧找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孟祥才等人,组织了一个小组去作调查研究。后来也提出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降低上面的工资,增加工人的工资。孟祥才后来在山东大学工作,前些年我碰到他,他告诉我,当年我们作调查研究的材料现在都还在他那里。我记得我们所提出的方案,大约是把主席这一级的工资降到三百多块,这样就和工人只相差七、八倍。巴黎公社提出的差距是八倍。其实十倍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方案一提出来,陈伯达看了就反对,他说按你这样的方案搞,我们都不能生活了。陈伯达是四级还是五级,记不清了,只比主席少一点。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和陈伯达的生活开支,他的确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的。所以我们研究的方案有待进一步推敲。后来文革运动发生大变动,这个方案就拖下来了。“


我们要认识到,体脑差别之所以难以消除,其实就是生产力不高,教育不普及,群众缺少管理企业和国家的经验,脑力和知识显得格外金贵,当然会要求额外的补偿。这种要求是很强大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恐怕是很难触动的,至少毛主席这样的领袖也只不过是研究一下,探讨探讨。所以三大差别里面,这个是最难消除的,文革里面也的确没有什么切实的改善。


所以,把上面的讨论总结一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文革当中,工农差别进一步缩小,但是这更多的是延续了之前的历史轨迹,而体脑差别则是触及不多,流于口头批判。文革真正取得重要突破的领域是城乡差别,而这个突破也并不直接体现在收入和消费上,而是体现在更为长远的健康和教育上面。总的来说,城乡和工农差别都在缩小,而这种缩小,尤其是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工作,给社会主义下缩小乃至消灭体脑差别正在准备一部分最重要的条件,这当然是一份卓越的成绩单,值得每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之自豪。

(文中数据来自于各年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编辑 撰稿  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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