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传统工人阶级日益商品化的同时，农村劳动者不断无产者化，同时大量知识分子也不断落入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市和农村的扩张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一、传统工人的历史和现状
建国后，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支工人阶级队伍。这支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同社会主义命运紧密相连，他们建设起来的全民、集体企业也是共和国发展的缩影。传统国企工人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鲜明特征，斗争的方向总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连。工厂都是老一代工人通过辛勤劳动创造起来的，他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以厂为家，具有鲜明的主人翁意识，是私有化的主要阻力；另一方面，传统工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缺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在文革中，工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但由于斗争的复杂性，相当多数的产业工人被当权派利用加入了保守派，如文革初期重庆工人成立“工纠”，跟随党内当权派，同造反派对立。传统工人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对党的变质、对资本主义复辟缺乏具体和深刻的认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传统工人受到现实的教育，才逐渐地认清当年不能深刻理解的党内走资派问题。
1976年10月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他的夫人及三个同事即被抓入狱。新一届领导班子随后启用了在文革受到严厉批判的Deng总设计师。一年之后的1978年Deng总成为了新一代领导的核心。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Deng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彻底否定了“雯革”，原来在雯革中的造反派悉数遭到清洗镇压，全国起码有上千万人被抓、关、判。那时候叫清理“三种人”。毛时代的红利让改革派得以“放权让利”，工人的经济收入不断提高，在这一阶段上，工人逐渐被迫放弃了管理权利，从以前的政治挂帅走向了关注物质利益。但是相比资本的收入却是天壤之别，2015年统计数据，中国500个富豪的资本年收入相当于全国2.77亿农民工干三年的工资收入总和。
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
随着一长制的恢复，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权、管理权逐渐失控。《工人日报》指出：“随着改革方向的明确，厂长、经理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的地位、作用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界定，他们的权力得到了明确的保证。然而，无庸讳言，我们在正确地强调和注重了厂长、经理阶层的权力和职能时，却不恰当地疏忽了职工劳动者的应有权利。致使职工在分享改革成果的预期未得实现的同时，又未能分享参与协调的机会”。1982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表明，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的子女安排较好的工种，在提干、晋级、住房分配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以特殊的照顾。
1986年调查表明，由于搞活企业的需要，企业管理者向经营者转化，被赋予了更大的企业权力。企业厂长由上级领导任命、委派，实行负责制，职工满意不满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坏群众既不能褒，也不能贬。他们说：“工人只尽主人翁义务，没有主人翁权利，主人担风险（企业办不好，领不到工资），公仆有保险（企业办垮了照样当官或调走了事）”。企业干群关系开始紧张，工人用消极怠工来对付干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1988年对17个城市400多个企业的21万职工所作的劳动积极性调查显示，“国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万职工中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只占12%。”这就能理解为什么特色官方一直说“大锅饭养懒汉”、“平均主义害人害己”，其本质是劳资矛盾的体现为群众对干部的特权私有的不满。而官方宣传之说工人懒，却不说工人为什么“懒”，只为打造反动舆论后为彻底私有化开船铺路。要知道在社会主义初期，特别的职工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特别是贯彻毛主席《鞍本宪法》指示期间工人拿着低工资却爱厂如家，苦干快上，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电影《钢的琴》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女儿的音乐梦想而不断艰苦努力，最后通过工友的帮助用钢铁为女儿打造出一架钢琴的故事，通过小人物幽默与艰辛，展露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和友情，反映了工人的创造力与私有化浪潮的黑暗。
为了扩大厂长的的权利而取消政治挂帅实行一长制，工人阶级因历史原因既暂未成长起来又在官方所宣传的利益挂帅面前出现了瓦解，所谓的劳动积极性就变为关心私利的积极性，当工人的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劳动积极性自然就会消失。厂长们可以大快朵颐，甚至将国营工厂据为己有当然有很高的积极性，一边搞特权一边骂工人懒。改革家们对管理层独霸工厂的原因睁一眼闭一眼，相反紧紧抓住怠工的结果，视为公有制效率低下的表现，并建立严厉的工厂制度，防止“性本恶”的工人们“偷懒”。
从1985年起，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制度，上缴利税总额每增长1%，工资总额增长0.3%～0.7%。这一阶段，工人收入继续增长，但工厂内的差距迅速扩大起来。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凡全面完成任期内年度责任目标的，经营者的个人收入可以高于职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做出突出贡献的，还可以再高一些。完不成年度责任目标的，应扣减厂长的个人收入。”事实上经营者的收入超过普通职工远不止三倍。按照国家的规定，应当采取公开招标办法，通过竞争确定承包经营者，但实际中很少有采用竞争办法的，基本上都是主管领导拍板。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的承包基数和分成比例等指标取决于政府发包部门和厂长的谈判，没有统一和科学的标准；在企业内部，根据游正林的调查，承包人和承包监督人一般为分厂厂长和书记，在承包指标上有讨价还价余地，承包指标也不会订的太高，正常情况下承包任务完成都不会很难，因此“完不成年度责任目标的，应扣减厂长的个人收入”也就成了空话。承包奖包括风险抵押金和超额奖两部分，超额奖的分配由承包者自主决定，不再是公开的。这样，通过两权分离就创造出来“先富起来”的一批干部。但是工人之间的年度奖基本都一样，工人与经营者奖金差距日益拉大。工人对工厂的变化看的非常清楚，工人中都流传着这样的话：“工人穷，厂长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
90年代战略性改组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减员增效”，形式多样，包括主辅分离、内退、买断、退养、退职、居家、下岗等。工人开始下岗，到1997年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34.4万人，其中有309.5万人没有领到基本生活费。这一时期国企职工的切身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迫使工人开始关注自身的利益，劳动争议开始出现并呈上升趋势 。1998年拉开“决战”大幕，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大批工人下岗，从1998-2001年期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有2250万职工下岗 。下岗工人的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线下岗职工为例，2005年三线下岗职工月收入低于300元的有68%，下岗职工收入的92%用于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下岗职工无法养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亲友救济。从三年攻坚开始，矛盾尖锐爆发，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并最终引发了2002年的工潮。到2005年，全国8万起群体性上访事件、涉及400万人，其中以职工为主体的有40%多 。
到2005年的十年间，城市工人下岗超过3600万，即使在岗的也签订了用工合同，是被“国家”雇佣的工人。下岗的工人自不必说，那是苦不堪言，尤其是市属以下的企业，工龄补助少的可怜，还要自己续交社保；大集体企业直接踢出，政府啥也不管。那时候有一首打油诗： 下岗女工不用愁，浓妆艳抹上酒楼； 三杯五杯我不醉，完事还把钞票收。 下岗男工不用愁，回家找个小榔头； 看谁有钱铆一下，老子快活管他球！
传统工人中不同的群体很多。退休工人约有3000万（国企退休2300万、集体退休630万），历史上以低工资、高福利方式完成工业化建设，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欠帐很多。退休工人最早起来进行斗争，也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并最终获得成功。
传统工人中下岗职工的斗争是最普遍、最坚决、最持久的。 根据2004年厦门市的调查，下岗职工中48.4%参加集体行动，主要采取经济目标的形式，其中46.7%要求工作，43.3%要求收入补助，8.3%要求惩治腐败问题。在集体行动中，集体上访是最普遍的一种，参与集体行动的下岗职工中57.4%参与过集体上访。通过现实的教育，工人逐步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全国各地工人都明白“大斗大收获，小斗小收获，不斗没收获”。
官方宣传，“三条保障线”是缓解下岗职工生存状况的有效途径，但事实上即便进了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除了前三年能领取生活费以外，他们与没有进入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没什么区别。长春拖拉机厂1998年设立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按照该厂劳资科科长的说法，下岗职工进中心的比率达到100%，不仅基本生活费足额发放、社保费用定期缴纳，而且还为下岗职工提供培训。很多下岗职工已经同企业有偿解除了关系，但改制引发的矛盾并没有结束。企业破产后经济欠帐很多，根据陕西省总工会对29户困难国企调查显示，拖欠医疗费问题普遍严重，被调查企业共拖欠退休职工医疗费6323万元，拖欠个人最多达十几万元、拖欠时间最长达十几年，其中有1/3的企业至今仍拖欠已死亡多年退休职工的医疗费。 根据湖北省总工会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的60家改制企业中，有5家拖欠职工工资，11家拖欠职工集资款，13家拖欠职工医疗费，18家拖欠职工住房公积金 。因此国企工人以要拖欠工资、要补偿和社保等为目标，以捍卫国有资产、反腐败为形式进行斗争，阶级意识逐步加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现实教育了传统工人，开始重新认识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历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有政治地位，有养老、医疗保障，有工作积极性。国企工人无法忘记毛泽东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共产党是真正的依靠工人的，是为工人谋福利的。
二、新工人的现状与要求
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年均970万。从1988年～1991年治理整顿时期，乡镇企业普遍停滞，非农就业增长减弱。南巡讲话以后，城镇私营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就业人数迅速增长，离土离乡的人数每年增加1000万，形成民工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我国农民工群体总数2.77亿，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老一代农民工处于“两栖”状态，很多人打算打工赚一笔钱后回农村做生意。随着大生产对小生产的排挤和农村土地流转的迅速扩张，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同农业大生产相联系。对于今后打算，有超过一半的人将会继续在外面打工，只有17.4%的人选择回家乡。新一代农民工已基本具备了无产阶级的特征，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人阶级意识。据广东省总工会的调查，81.5%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人身份表示认同，对“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才完全是一个工人”的问题，70%认为工资收入是进城务工人员衡量自己职业身份的首要条件，仅有5.5%选择“获得非农业户口”，这说明在农民工看来，户口与他们的职业身份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大多数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0.31%，初中占48.07%，高中以上仅占11.62%，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9.1%。由于没有专业技能，他们从事最苦、最累、最脏的力气活，生活条件也极其恶劣，大多住在简易的民房、工棚、甚至是候车室、地下管道、桥梁下等的恶劣环境中。他们的劳动报酬低、工资常被拖欠、安全和健康没有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从1992年到2004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据有关方面统计，2003年，全国死于工伤事故人数高达13.6万人，农民工占到80%；全国职工患职业病超过50万人，而农民工就占到50%。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根据2004年浙江7市的调查，农民工生病以后，大多数自己随便买点药硬抗过去，只有24.4%的人会去医院；14.9%的民工是8小时工作制，38.5%的民工每天工作8～10小时，29.5%工作10～12小时，15.5%工作12小时以上；只有6.7%的农民工有双休日，22.3%的农民工有1天休息日，56.3%没有休息日。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就看去年，2015年1月群体性事件就有2800多起。
同传统工人不同，农民工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雇佣工人，具有资本主义传统劳资关系的特征。他们的要求一般集中在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以集体争议为例分析冲突的直接原因，1996年第二季度全国因拖欠工资引起的集体上访和罢工有530多起，第三季度590多起，占42.6%；1999年欠薪成为集体争议的第一位原因；2002年欠薪更成为全国范围内“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统计表明，各级劳动监察部门为劳动者追回的欠薪数目逐年上涨，从2002年的14.5亿元开始，“成绩”越来越显著，2003年几乎翻番，为27亿元；而2005年、2006年都达到58亿元，而更多的是没有被追回的，这一看涨的成绩单背后凝结着劳动者的多少辛酸！
从行为组织上看，自发性是农民工的重要特点。深圳某台湾鞋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员经常体罚工人并克扣工资，结果引发了3000多名工人参与的大罢工，工人在厂内砸玻璃、烧垃圾、呐喊示威，以示抗议。大连某日本独资企业，由于工人工资水平过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资方不予理睬，于是，爆发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罢工，在坚持了两天半后，日本总部急令答应工人的要求。
2014年东莞裕元鞋厂爆发三万人大规模罢工
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所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失去，生产成本大幅上升。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推动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一规定引发了资产阶级的恐慌，很多资本家抢先辞工，试图以转为劳务工的方式规避《劳动合同法》的制约，由此引发了集体争议大幅增长。
三、大学生无产者化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即无产阶级是指不占有生产资料，在雇佣劳动关系依靠工资收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集团。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劳动协作的发展，生产工人的概念必然扩大。生产工人指生产剩余价值、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雇佣劳动力，生产工人不一定创造价值，但必须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中关村从事编程和软件开发的人员最为典型，他们直接称呼自己为“IT民工”，也很形象的说明了自身雇佣劳动的特征。随着脑力劳动者人数的不断增加，马克思在19世纪后半期先后提出了“脑力无产阶级”和“总体工人”的概念：“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恩格斯指出：“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列宁也曾提出过“工程师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新概念将脑力雇佣劳动者与体力雇佣劳动者一起划入了“总体工人”或“生产工人”的范畴，反映了工人阶级发展的历史。
中国的资本主要依附于国外垄断资本，并不需要大量的技术研究人员。同时中国的资本利润微薄，也无法供养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教育的“资本”化“生产”出规模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脑力雇佣劳动者同体力雇佣劳动者越来越趋同。根据教育部的公报，2016年应届毕业生765万，“毕业即失业”是大学生们即将面对的残酷的现实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农民工对月平均工资的预期为5000元左右，而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的预期已降至3000元左右，且呈不断下降趋势 。广州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官员甚至认为“大学生不如农民工有竞争力” ，浙江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很多大学生争着去餐厅做服务人员，“跟农民工抢饭碗” 。因此，准确地说，当代知识分子主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尽管很多知识分子并不会主动认同这一点。而所谓的高考也越来越成为人民的致幻剂，通过高考实现阶级跨越几乎是很难。具体文章可以参见本公众号历史文章：《高考，社会公平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和致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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