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命运》节选 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 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 ……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几至于破坏，国民革命的生命几至于绝灭的事件，就是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汪兆铭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中及国民革命中积极的进行分化工作。中国国民党到了这种情形之下，对于容共政策，就不得不重加检讨了。 ……他们对国民党内部，在各种事实上，挑起了左右派系的冲突，对于一般国民与社会之间，则煽动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他们又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之下，对于农工则视为属于共党独占的工具，而造成产业的停顿。其他经济社会之损失，更不待言。尤其是当时他们对于青年乃以读书求学为反革命，以浪漫放荡为觉悟分子。他们号召青年相率鄙弃我们民族的固有道德，甚至以礼义廉耻为顽固，孝悌忠信为腐朽。狂澜溃溢，几乎不可挽救。乃复于民国二十年二十五年之间，赣南湘东以及皖西豫南鄂西川陕各地，兵连祸结，阊阎为墟。至今痛定思痛，追原祸始，仍不外乎是由于这汉奸汪兆铭一手造成的所谓“宁汉分裂”的一幕惨剧而来。 …… 共产主义者，致力于其所谓“土地革命”与“农民革命”，军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坏我国和平的农村。他们对于民族的工业，毫无爱护的心理，惟以憎恨与斗争之说，灌输于社会和青年之中，以阻碍生产的进步。 ……自“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开始的时期，我们中国的外交上中心问题，是对日问题。内政上中心问题，亦在于如何始可以对日。我们知道：现代战争为科学的战争，然而中国的科学发明与工业技术，自觉幼稚，不逮日寇。现代战争为全民的战争，然而中国的封建反革命势力酰于内乱。国民政府惟有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持忍辱负重的态度，明白宣布“和平未至完全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方针。 ……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我们可以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 ……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是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乃又以“忠孝”为根本。 ……社会风气的转移，常系于少数政治家与学者的倡导和努力。历史上的先例如此。然而此所谓少数人的产生，决不是由于“神迹”，亦不是由于“气数”。在国家治乱之会，民族兴亡之际，只要少数人士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心……即可以为转移社会风气之枢纽。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 ……我们知道建国成败的关键，在于社会风气的转移，而社会风气的转移，又系于一乡一县一省以至于全国有见识，有志气，有血性，负责任的人士，以真知力行为倡导，使一乡一县一省乃至全国的国民，行焉不著，习焉不察，则社会风气的改造乃能达到成功。 ……今日不平等条约既已取消了，则中国今后的命运乃就要决之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 …… 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这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 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剧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真革命?如果这样武力割剧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剧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剧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这样还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消，怎么能不祸国殃民? (选自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明报社194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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