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大萧条——钝刀割肉，甚于1929

若在太空俯视地球，会看到这个星球现在是乱象丛生，深陷经济衰退和秩序动荡中，无一洲例外。

负利率并没有拯救欧债危机。英国脱欧成功。希腊的“紧缩换救助”已经吵了数轮。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处在破产的边缘。欧洲大陆右翼政治势力在选举中崛起，恐怖主义威胁不断，而难民涌入又在撕裂欧盟内部并不稳固的协作。

[西班牙民众示威游行抗议经济萧条高失业率] 西班牙民众示威游行抗议经济萧条高失业率

作为全球头号强国，美国两党初选充满争议，让人诧异。共和党推出的候选人特朗普大胆抛开“政治正确”，直面美国存在的移民和治理全球成本超出其经济承受力等问题，甚至一反共和党的传统，声称要对富人多征税。三轮QE也没能推高美国通胀到2%的预期目标，增长数据时好时坏，而失业率稍微好转的背后实际是“法外”兼职人数的上升。

拉美多年实行民粹政策的左翼政权纷纷倒台。委内瑞拉爆发经济危机，通胀恶化而物质“短缺”。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受困于财政危机，连奥运村的水电卫生设备都配备不齐，多国运动员拒绝入住。

中东和北非持续动荡。谁也没曾想2010年突尼斯的一个小商贩的自焚事件会引发阿拉伯世界如此大的震荡。随着卡扎菲、穆巴拉克、萨利赫等政治强人的下台，该地区的基地组织影响力日增，一支最激进的分支“IS”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接壤处建国，横行四年多，不但没被剿灭，反而恐怖行为外溢到土耳其、沙特等邻国及欧洲。“阿拉伯之春”实际上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日本央行上周刚宣布维持负利率及QE规模不变，称必要时加大刺激。“安倍经济学”推行近四年，并没能挽救日本已持续30多年的经济下滑，而日本人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也正在失去竞争力。俄罗斯去年经济负增长，也经历了卢布贬值，资本外流的危机，若没有中国的出手相助，后果恐不堪设想。印度和澳大利亚情况稍好一些，但增速也低于预期，卢布和澳元贬值，澳大利亚更是在近日宣布今年的第二次降息。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增速也直线下滑，银行的坏账率自2012年一直在上升，民间投资下降，政府重拾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鼓励全民创业以遏制颓势，是否“硬着陆”成学界争论的焦点，而钢铁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和对全球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骤降甚至遭受其他国家莫名其妙的批评。

可列出的因经济衰退而造成的乱象还有很多，无法穷举。实际上，这些均是全球深陷大萧条的症状。从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算起，这次大萧条至今已经持续9年了。由于货币政策对路，这次表象上看不如1929年的大萧条来得凶猛震撼，但是是温水煮蛙，钝刀割肉。这次持续的时间，波及的规模，引发的痛楚恐怕要远远超过上次，原因是现今全球产业跨国界分工的深度、贸易的总量和占比要超出当年，而两次大萧条的病因不同，救助的成本有别。

两次大萧条的病因不同

1929年的大萧条以当年10月29日华尔街股市的暴跌为标志，迅速蔓延至欧洲各国。大萧条的起因并不是成见认为的那样，是市场失灵导致的产能过剩，而是黄金在美国二三十年代的大幅流入流出造成的，叠加因素是美联储收缩的货币政策，之所以持续10多年则是当时各国错误的贸易、税收以及工资管制造成。罗斯福新政并没有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 1941年美国的失业率仍旧高达10%。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的失业率才降下来。罗斯福也并不是信奉凯恩斯主义才大搞财政刺激，因为新政在前，凯恩斯理论提出在后。

一战时，欧洲各国向中立国美国购买商品，致使大量黄金涌入美国，货币供应量大增，形成了“咆哮的20年代”，通胀率高，股市也节节高升；战后英国不愿失去英镑在当时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上重回金本位制，但英镑与黄金挂钩时却以战前的比率固定，从而造成英镑的高估。为维持汇率的稳定，英国有意控制从美国的进口，致使黄金又大量流出美国，造成美国一涨一缩，结果是股市大跌，银行倒闭，企业破产。这是引发大萧条的起因。而当时刚成立不足20年的美联储又缺乏管理货币的经验和知识，在通缩时本应加大美元的供应，却又错误地大幅减少美元供应，致使危机进一步加重。

通缩发生时虽会死掉一批企业，但若市价机制仍有效，工人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下调，企业会卷土重来，危机不会持续多年。但遗憾的是，美国当时已有严厉的最低工资管制，加上强大的工会力量，工人的工资失去了下调的弹性。紧跟着美国和欧洲又选择了一系列错误政策。美国当时开征企业所得税并上调个人所得税税率，致使企业生产进一步受到打击。且当时各国又提高关税，搞起贸易保护主义，致使国际间贸易量剧烈萎缩了1/3强。

而这次大萧条的根源不同，是一人一票的投票制恶果累积的呈现。一个人无论纳税与否，或纳税多少，均有一票，通过代议议员再投票，来决定财税收入和支出。这样做，看似“公平”，实际上是把财税收入置于“公海”中，无纳税者也能享有决策权，而纳税大户并不能享有与其纳税额相匹配的投票权重。

人的本性是“免费午餐越多越好”，而任何一个社会，从相对数来说，低收入者总是多数，他们凭借一人一票的优势，从趋势上看，一定会支持“打富济贫”的游戏，即以社会福利的方式，多收富人的“税”来帮补穷人。政客（议员）为了当选和获得从中“上下其手”的机会，也会鼓励总数占优的低收入者这么做，结果致使选举成了不断加码许诺的游戏。穷人以自身的边际产出获得的收入不能达到的生活水平，被鼓噪着要靠这张“选票”来实现。趋势上看，政府演化的结果是规模不断扩大，要“包办”民众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

向低收入者大派福利，玩打富济贫的游戏，首先会打击整个社会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而鼓励社会养“懒人”。时间一长，参与瓜分财富的人越来越多，加上其间“浪费”严重，被官员和利益团体“上下其手”，而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少，富人会选择用脚投票：偷逃税，易地投资甚至移民。当社会累积的既有财富不足以支撑越来越高的福利派发后，政府开始玩举债游戏。最后是把戏揭穿，连利息都支付不起，再也借不到钱后，唯有宣布破产。这就是美日欧等国正在发生的逻辑。

一个人的生活水平要受收入的约束，日子才能持久。一个社会，同样如此。而一人一票的投票机制是鼓励多数穷人过上远超过他们收入的生活水平，鼓励整个社会“坐吃山空”。美日欧的现实已表明，这不过是件“皇帝的新衣”。

或许有人会问，英美等国的投票制度已经允许多年，为何在2007年才引爆次贷危机至目前的全球大萧条？原因就在于英美真正实行一人一票的机制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回顾一下历史会发现，正是在此之后，欧美等国的财政赤字和社会福利才开始同步加速。而随着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越南、印度等国近30亿劳动力开始涌入全球市场，以低成本优势承接工业的转移，导致这些国家的加工制造业逐渐丧失了竞争力。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量有限，而原来累积的财富被“高福利”消耗殆尽后，像希腊这类国家自然就会爆发债务危机。

实际上，美国最早有选举权的是白人男性中的纳税者，当时仅占美国人口的4%；1860年林肯选举时，选举权才普及到全体白人男性；1920年之后，妇女才享有选举权；而美国的少数族裔具有完全的选举权，实际上是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之后。英国真实实行一人一票制，是在1969年。

英美晚近才实行一人一票制，实际上是英美之幸。若建国之初就搞一人一票制，英美不会有今天的地位。尽管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明确了“私有产权不受侵犯”，但因什么是“私有产权”，当时并没有做出清晰的界定并写入。致使投票机制最终侵蚀“宪政”，侵犯“私有产权”，损伤“市价”准则，激活民粹，使得社会不是集中在财富创造而是在财富分配上，上瘾于“打富济贫”中。算下来，欧美真正搞一人一票制，也不过是近五六十年的事，但已致其衰败。

爱尔兰复苏的启示

从全球的产业分工结构看，拉美、俄罗斯、中东北非各国，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国，其经济总量和增速受制于全球需求的下滑，尤其是石油、铁矿石、天然气等价格的飞速下跌对其民众的生活水平影响甚大。而拉美诸国的宪法对投票权能做的内容更是缺乏约束，民粹主义横行多年，累积的财富更是有限。所以，在这次全球大萧条中，受到的冲击也最大，不仅政权更迭，社会也陷入动荡。与其动荡类似的是中东北非的一些国家，然叠加的原因不同。这些国家的动荡与欧美对该地区错误的干预政策和想当然的意识形态推广有关。

中国经济的恶化则另有原因，虽然没有欧美日等国的投票机制的干扰，但近年来也民粹思潮汹汹，鼓噪政府扩权并包办，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上照顾穷人，大搞二次分配。实际上，中国经济78年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所带来经济增长的人类奇迹，恰恰是政府放权，由原来计划体制回到“市价准则”，以“价高者得”来配置资源的结果。也正是这30年，中国的GDP增速和民众的生活改善最快。但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并没有被好好终结而开始出现未富先骄，不仅盲目引入了西方的最低工资制度、劳动合同法等干扰劳动力市场定价的法条，也开始逐步派发福利，扭曲“市价”准则。且不去想法设法研究官员投入与产出的合理定价，中国独特的增值税下的地区竞争制度也有被虚置的苗头。下滑不可怕，若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被破坏，则最让人揪心。

经济增长有两条途径，一是知识的传播，比如中国通过“三来一补”的血汗工厂，农民学会了来自港台和西方各国的加工制造知识；二是新知（新产品）的发现。这里的新知，既包括从自然中攫取能量的知识，也包括降低人类合作成本的制度合约知识。

二战虽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损耗和人员的伤亡，但由于留存在人类头脑中的知识仍在，再加上战后各国协调关税，找到了以马歇尔计划和布雷斯森林体系为代表的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合约，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很快从大萧条和二战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民众生活又上新台阶。而随着第三次工业转移的浪潮，亚洲的“四小龙”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实现了经济腾飞。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这次的大萧条的成因不同于上次。这次是投票，是治理制度的内在缺陷致使美日欧各国跌入了高赤字和高福利陷阱，整个社会人力资本定价机制扭曲。福利若鸦片，上瘾后想戒掉是很痛苦的。且有些社保，像社会养老，虽明知是个必将拖垮财政的“庞氏骗局”，但“隔代支付”的性质使其“击鼓传花”，没享受的一代总想由下一代来支付破产的代价。而若想彻底根治，则需要寻找一人一票之外的公共治理机制。这恰是目前人类无知的领域。当然，长远看不能怀疑人类的智慧。人类总是在试错中找寻新知，创造奇迹。

因此，这次的大萧条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带来的痛楚更深。从美日欧既有的救助措施看，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也无可能，因为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不允许。在选票制度下，政客也不愿采用痛苦的削减财政支出，削减社会福利的“紧缩”政策，那会得罪选民。结果普遍实行的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货币本身是协作交易，降低交易费用的合约。币值稳定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动来动去，不仅带来币值的波动，在某些局限下也仅有类似“吗啡”的功效，并不能真的挽救经济的下滑。

实际上，在美日欧的大规模量化宽松下，现在这些国家普遍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即使多印钞票，以负利率行逼，也不能刺激起通胀，助长投资和消费，唯一能刺激动的往往是资本市场。这是因为高福利和最低工资、工会等劳动力价格和准入管制，使得社会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而扼杀了投资机会。预期悲观下，企业和个人选择防守策略：持币不动，哪怕存款无利息，还要支付代价。

大萧条持续9年至今，少有的好消息是爱尔兰的复苏。爱尔兰在2013年就退出了救助计划，并开始还债。尽管去年26%的增速存在统计口径上的争议，但快速增长是肯定的。爱尔兰复苏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实行紧缩政策，裁撤政府员工，削减政府开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并降低最低工资标准；二是努力降低投资的成本，打造投资的价值洼地。爱尔兰不仅保留了危机前12.5%的低企业税率，研发费用亦可抵扣，并积极在全球招商，千方百计满足外资的需求，不仅吸引了苹果、思科等美国的公司在此建分公司，也吸引了华为、腾讯等中国的公司在此建研发中心。受此启发，英国近期宣布也要逐步把企业税率降至15%的水平，这都是危机倒逼下涌现出的正确的应对策略。尽管法国等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无端指责爱尔兰和英国会成为“避税天堂”，构成了税负的恶性竞争。

爱尔兰国小人少，面对危机，或许“尾小好掉头”，但其成功的复苏带来的启发是生动的。此外，这次大衰退之所以能持续9年之久，不仅仅是高福利的租耗吞掉了一些国家200多年工业化累积的财富，也是因为自90年代IT技术产业化后，新知识生产断流而带来的增量财富不足。人类现在处在又一次技术革命—智物时代的前夜，领跑者会率先走出衰退。目前看，美国、以色列、英国、德国和中国已经领先了半个身段，中国胜出的几率不低，这又是稍让人宽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