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后是墙 —— 漫谈“鞍钢宪法”

「政治挂帅」与工人热情（再谈「教育干部和群众」）

　　中苏决裂后，北京连声呼吼「防止修正主义」，并把「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117]（毛泽东）列为第一防修法宝。众所周知，「精神革命」与克制私欲（即「鞍宪」强调的政治挂帅）是毛式思想改造的主要旗帜，且随着时间流逝越挂越高。

　　「首席执政」曾抨击工资体系「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118]，却没了下文。两相对比，他更热衷咒骂「官气」：「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119]。这股「气」（或曰「个人主义」），而非政治局的高薪、京沪特供店、北戴河别墅与主席夫人的品牌金表，成了当局「教育干部」时穷追猛打的恶鬼。上层——尽管较隐秘——日渐汹涌的拜金物欲，是特权系统的必然产物，中央有何对策？它时而沉下脸「反复告诫全党干部，必须以普通劳动者和人民勤务员的态度出现，与群众同甘共苦」[120]，时而哀告吁请「我也在内的407个人，应该作出一点表率」[121]（周恩来）。声嘶力竭七荤八素之后，仅换来「我们这些人身上，个人主义或多或少地都存在」[122]（原公安部长谢富治）一类的虚浮表白。至于工农的自我组织权、硬性任免与决策权等等「洋八股」，更要三缄其口外贴封条。久居权力之颠，诸领袖益发深信万物操之于我：「我看可靠、永久的（防止腐化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123]（陈云），连党内监督也不入法眼了。

　　毛思想照耀下，官员「清洗灵魂」即可交差，工人被「洗」的却是灵魂外加上衣口袋。以鞍钢工人为例：1956年的企业工人工资总额包含了大约25％的奖金、津贴；高层闻讯大怒——「这显然是不合理的」[124]（周恩来），半强迫半鼓动地废除了津贴制。钢铁工人拼命「献工」、「献点」（即延长工时）之际，收入猛跌无异后脑挨了一棒[125]。冒进快车摔落泥坑后，低效浪费与饥荒恐怖的恶果由工农一肩担起；温饱无忧的官员们，却送来更多「政治挂帅」的精神窝头：「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切实解决应当而又可能解决的实际困难，而以提高思想为主」[126]（薄一波）。强劲宣传与组织筛选，驯化了一批埋头拉车的样板顺民：「保证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积极努力，贯彻实现这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127]（大连劳模、铆工赵成满）；工人阶级越低头，它的自治机构与自卫手段越退化。工会不必说，职工代表大会这个所谓的基层权力机关，也「往往变成领导布置任务、群众提出保证的会议」[128]（工业交通工作部长李雪峰），混似不开张的聋哑店。

　　然而，解放初的工人大众有失望、有痛楚，却仍充满期待、鼓舞与火山样的热情。与党同历革命血途的工人干部，视自主腾飞为人民新生的开始：「这里是新记录，那里是新发明，‘首次通航’、‘首次开工’……这一切标志着劳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129]（吴运铎）；老工人里面最坚韧的一群，当年笑对老板爪牙的枪口，把红色政权的强固看得比命还重（孟泰[130]）；饱尝洋资本歧视的部分青工，在民族工业的热潮中找到了自身价值（「铁人」王进喜）。某个时刻，官方与群众似乎无限和谐——上层公告「支持广大青年进行大胆思考和顽强试验的创造精神」[131]（共青团书记胡耀邦），下层的技术创意山呼海啸而来[132]。在北京，「参观了（合理化成果）展览会以后，许多工人兴奋地说：‘咱们的力量真是无穷无尽’」[133]；在华南，「工人群众对加快建设速度、摆脱繁重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的要求更加迫切」[134]（上海市委），自发的技术钻研浪头无数[135]。在「风暴眼」鞍钢，众多文化夜校与技术训练班改善了工人素质；上级诱导与生产突进，使陶醉情绪弥漫于高炉车间：

　　「海城五金合作工厂的职工，大干十天实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后，工人们兴奋地说：‘这回可和老君爷留下的大锤、风箱离婚了’，并纷纷照像留念」[136]。

　　梦总要醒的。

　　收起动员大会上的笑脸，党委会议拨着冷冷的算盘：「（工业拓荒）很需要（王进喜）这样的模范人物，来带动人们、引导人们不怕苦、不怕困难、不爱钱」[137]。牺牲与匮乏年复一年，希望熬成了眼泪；除了双手的老茧，工人仍旧几乎一无所有。官府的秘密报告留下几行文字：「工人的业余时间大量地被侵占，所以工人得不到休息，许多厂矿的会议是无限制的，业余活动或者业余学习是强制的」[138]。不断被「大搞」而抗拒无门，令群众的无力感日增；愤怒的暗流，只在文革初期稍得宣泄。自我组织经验与抗争常识的断代与缺席，使中国工人在复辟后的资本攻势前溃不成军，至多且退且战。

「鞍钢宪法」与新民国

　　看尽「新民国」的腐恶吏治，国家机器偶尔也感慨社教运动「能找出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当时确实教育和挽救了不少干部」[139]（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一听「运动」二字，老板的家臣立马腮帮乱颤：「无论如何，决定权应该还是在所有者个人手中，而不能让局外的非所有者也插手支配」[140]（秦晖）。聚敛资本的同时，政商精英面临升级换代的大使命：「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力只能给‘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而‘后福特主义’的质量型竞争才是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关键」[141]（崔之元）。虽说对红色精神遗产颇怀忌惮，从速培养无产大众的奴役文化，渐成新统治者的时髦思路。

　　在南方，宝钢落实「无库存生产」，诱导工人替老板把关产品质量；资方还引入「大工种」概念，驱使职工掌握相关技能，提升了劳动力素质。在北方，商界大佬认准「改造人的思想是最难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的源泉」[142]（青岛港集团董事局主席常德传），实为强化剥削的秘方。铁人精神也好，「三知五必到」[143]也好，旧官僚控制工人的若干诀窍让新主子颇感兴趣。帮助无产者辨清自身利益、屏弃忠仆观念，是先进工人与进步青年的一个基本任务。矛盾丛生的新民国沿着自身逻辑向前奔去，空前壮大的工人阶级迎面而来；马列先贤的实践精华，将有益于奴隶们最终赢得「攻打天空」的战争：

　　「无产阶级建立了一种新型组织。它有广泛代表性，可容纳不分职业和觉悟水平的工人大众；它极灵活，不断拓展影响并广泛吸收新阶层，向靠拢无产阶级的各城乡劳动阶层敞开大门。工人阶级赖以自治、搏杀及夺取国家政权的这种组织，既独一无二，又已经受各国实践的检验。它是当代无产者的最伟大成就，它是百试不爽的阶级利器」[144]。

30/12/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