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皓阳：精英的特权 2016-08-26 赵皓阳 （一）“公平”的界定 文章的题目叫做“精英的特权”，那么如何界定这个所谓的“特权”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按照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认知和道德上的公序良俗，一个人付出的多，就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更优秀，理应得到多于其他普通人的回馈。对于“精英”来说，能在某些领域成为翘楚，或有超世之才，或有坚韧不拔之志，那么所谓的“特权”一说，是不是应该改成精英们应得的权利呢？然而许多普通人都有一个模模糊糊不太清楚的主观感知，就是精英阶层所得到的，比他们“应得”的，要更多，他们会举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等社会现象用以证明“特权”的存在，但是依然很难量化。 我来举一个例子，2007年，美国各大企业CEO们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344倍，注意这仅仅是工资，不包括奖金和股息收入等（David R Francis，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y 9,2009）。这个如果要真说也说得通，毕竟CEO是一个企业运行的绝对核心、重中之重，其地位的重要性和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我说三百倍于一个普通工人，并不能有有力的反证来反驳。那么我再说一个数据，1980年，CEO们的平均工资仅仅是工人们的42倍（来源同上）。那么是不是说明了短短的三十年里，CEO给一个公司的效益提升、其地位重要性增长了近9倍呢？很明显无法得出这个结论。横向去对比CEO们的工资，美国CEO是其欧洲同行的2倍、日本同行的9倍（Kenji Hall，BusinessWeek，February 10,2009），那么就意味着美国的CEO更加重要、干的活更多，或者美国企业的效益普遍更好吗？同样不是。 首席执行官对工人的工资比由42倍飙升到344倍，熟读我文章的朋友应该知道这其中的历史背景，七十年代末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全世界左翼运动陷入了最低谷，以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在欧美纷纷上台，他们削减工人福利、铁腕镇压工人运动，反而对上层资本大开绿灯。同样的，整个20世纪欧美对富人的边际税率，基本都是随着革命波动而变动，共产革命高潮期，对资产威胁大了，立刻提升最高边际税率，革命一停滞，立刻降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依然是某种程度的丛林法则，所谓利益的分配更多的是多派斗争较量的结果。 1970－2013年美国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变化（可以看到，普遍适用的最低税率基本不变，而针对最富阶层的最高税率有一个大幅的下滑）
数据来源：Dooley C. M. Brian. International Taxation in America[M].North Charleston: Createspace, 2012: 135. 那么真的没有量化标准来界定“公平”、“特权”了么，从心理学上讲，还是有的。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斯塔希·亚当斯（John Stacy Adams）于1965年提出了“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怎样会感到公平/不公平。亚当斯提出了著名的公平公式“Op/Ip=Oa/Ia”也就出自于此（Op——对自己报酬的感觉；Ip——对自己投入的感觉；Oa——对他人报酬的感觉；Ia——对他人投入的感觉）。简而言之，我努力之后所获得的成果，比起精英付出同样努力所获得的成果，小很多，所以我会感到不公、感到精英有特权。因为这个社会是人组成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同样的感受，那么就不需要证明这种感觉是对是错，这就成为了一种客观存在。这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整个人类世界也就要在追求更美好的未来路上，去重视这个问题。 （二）无效的规则 我们就来展开说一说可以主观感受到不公平的“精英的特权”有哪些。 个人所得税是各国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而欧美国家动辄对最高层富人的超高税率也一直被人所赞许，可以说税收手段是维系社会公平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我们也很悲观的看到，种种的税收规则在精英阶层面前不堪一击。 首先在精英制定的制度下，玩了一个很巧妙地概念偷换，个税的高税率是针对于工资的，而资本的收入如股息、投资收益、资本资产收益、股票买卖收益等都不计算其中，而最富阶层的主要收入毫无疑问主要是后者。这样一方面能够给普通民众展现一个高税收的假象，另一方面精英阶层们又会在背后偷偷发笑闷声发财。2011年巴菲特就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吐槽自己交的税比自己秘书还少，号召对富裕阶层加大税收。 当然，像巴菲特这样“高风亮节”的精英阶层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富豪都在想破头怎样能从骨头上扣下每一星肉。投资公司、理财公司、各大银行必备的一个职位都是对税收、法律精通的专门人士，为富豪们制定专门的避税方案，这就是精英“特权”的体现，他们可以制定规则、最大化的利用规则、动用各方的资源找到规则的漏洞，然而普通人只能牢牢遵守这一规则了。 避税天堂是富人们的首选。像开曼群岛、巴拿马、百慕大这些小岛，还有一些诸如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冰岛、梵蒂冈这样的小国，举国就是只有一个支柱产业——金融，确切的说就是帮富人避税。据估计，超过一半的国际金融交易都要经过避税天堂，在这些小国中可以突破财务系统限制，方便洗钱、暗箱操作，更重要的是，各国司法部门无力管辖。根据联合国毒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办公室（ODCCP）在2000年的报告，1999年世界犯罪活动所产生的48000亿法郎的赃款中，超过一半都在避税天堂被“漂白”。 发展中国家每年因为逃税行为损失高达50亿美元，相当于经合组织（OCDE）的所有国家每年官方发展援助（APD）的资金总数。发达国家对此也深受其害，以法国为例，2002年到2012年逃税损失约达25亿元，相当于法国全民收入的10%，法国最富有人群和企业约有2200亿资产隐藏在瑞士和其他避税天堂，每年瑞士银行约将平均8500万欧元的法国应得税收收入转入私人腰包（Christian Chavagneux，Ces 600 milliards， qui manquent a la france，2012）。也就是因为此，各国政府频繁给予瑞士银行压力，主要还是瑞士是发达国家的主要避税点，那些发展中国家富豪热爱的各种小岛国目前依然逍遥自在。 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典型的精英体制，我们国家因为经过了革命的荡涤没过多久，在有些领域看起来要比西方“善良”得多。比如西方的政治献金制度，这说难听点就是行贿受贿、官商勾结，然而这就是精英制度下“合法的腐败”，就拿今年美国大选来说，希拉里政治献金来源：第一名的萨班资本集团1000万美元，第二名对冲大佬西蒙斯的文艺复兴950万美元，索罗斯以790万美元排在第三。商人嘛，从来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肯花这么多钱肯定是谋利的，你收了我的钱，肯定不会实行损害我利益的政策，这也就保证了政界、商界精英利益一体化。 政治献金图 (来源：Fundrace.org) 再比如西方学校里的推荐信制度，留过学的朋友都知道，一个好的推荐信是你申请到好学校、找到好工作的重中之重，很多时候分数差点不要紧，只要推荐人过硬一样录取。其实这就是我们国内的“找关系”、“批条子”。这就保证了精英阶层的地位传承，父母如果是混高阶圈子的人，肯定能给子女找到一个地位高、有实力的人给我写推荐信，就给子女上好大学、找好工作降低了相当大的难度。 同样保证精英阶层地位传承的还有校友制和赞助金制。如果父母是某所名校毕业的，那么子女再考取这所学校可以降低相当幅度的分数，怎么看怎么像“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味道在里面。当然就算你是土包子，如果你有钱，给学校捐足够的钱，孩子一样能被录取。在中国初中、高中如果分数不够有择校费，但是大学要这么搞恐怕谁也无法接受，当然中国大学也有少数的“特权专业”，比如人大的（敏感词）史和（敏感词）史，对口政界子女；北二外的小语种，对口商界、教育界子女；北邮的某些专业，对口某些国企的子女。当然这些都是要偷偷滴进村，打枪滴不要，没西方那么光明正大。当然，无论是学历高子女的优待，还是有钱人子女的优待，都是精英阶层的“特权”，这里对普通人民的剥夺感，你知我知大家知。 制度、规则的制定，有多少是依据科学和客观现实，有多少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我们很难得知。黄曲霉素（aflatoxine），一种致癌物质，是牛奶、花生、杏仁等食品因贮藏在不良条件下滋生的霉菌，在欧盟委员会CE认证中，食品中黄曲霉素合格标准是4微克/公斤以下，然而在2008年颁布的欧盟食品法典中规定，最大比率为10微克/公斤。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撰文，指责某大型跨国食品公司主导了这项变动，因为欧盟标准影响了该公司向欧洲的出口，所以该食品公司动用大量资金进行游说，最终将杏仁、榛子、开心果的黄霉素标准提高了2.5倍。对比一下，我国坚果类食物中，黄曲霉素要求在5微克/公斤以下，婴儿代乳食品不得检出，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饲料中黄曲霉毒素最高允许量标准为15微克/公斤，30～50微克/公斤就为低毒。 事实上，在农药、化肥对环境的污染广为人知之前，跨国农业公司在公关上没少下文章，不但买通科学家在媒体发表“科普文”举证，还大举行贿发展中国家农业官员，力图提高在该国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的标准。当然，最臭名昭著的当属当年烟草公司对“香烟无害论”的宣传。还有当今石油公司，花了大价钱请学者和媒体力图证明全球变暖是自然规律，跟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没有关系，虽然联合国和环保组织一而再再而三地反驳这种观点。 既然规则大多是精英制定、或多或少能使精英享受特权的，那么作为社会底线的法律呢？能否保障中下层人民的权益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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