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送湖南同志提前下山 5月24日晚，张平化坐在井冈山宾馆103房间，一字一句地推敲昨日刚写的诗：
红旗高举翠冈头，星火燎原遍大洲。
革命诗篇写不尽，光辉史实耀千秋。
短短四句，既是他对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由衷的歌颂，也是对自己几十年投身革命的欣慰回顾。
1907年5月9日，张平化出生在湖南省炎陵县石洲乡一个贫苦家庭。1924年初，以优异成绩考取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在校加入国民党左派组织。1926年秋，进入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训练班学习。1927年春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第三师第九团任第三营政治指导员，参加过北伐河南战役。1927年11月，在湖南省炎陵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任中共炎陵县第二区区委书记、共青团炎陵县县委书记、中共炎陵县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长。红四军转移到赣南闽西以后，张平化听从党的安排，留在炎陵县坚持斗争，先后任中共炎陵县县委书记兼炎陵县赤卫大队党代表、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长征途中，张平化在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抗战期间，曾任一二O师政治部宣传部长，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7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1949年5月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1955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张平化调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在张平化主持湖南省委工作期间，毛主席每年都到长沙来，给湖南省各项工作都给予高度关注，对张平化的工作多方面给予指点和支持。据张平化当年的秘书梅永禄回忆： 1965牟4月，毛主席点名要张平化陪同他重上井冈山。5月上山后，张平化同志一直很兴奋，但有一件事当时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担任《湖南日报》总编的时候，张平化对我讲，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正值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为了及时了解中央和主席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精神，主席住在茨坪时，有一次他提议在老人家方便的时候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主席笑了笑，说：“这个问题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主席的这段话，对张平化的印象很深。晚年他写回忆录特别记上此事。当时也引起了张平化一连串思索，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那么搞什么才能解决问题呢？主席所指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主席这段话自然有深刻含义，怎样理解？当时张平化是比较困惑的。张平化书记是一个出言谨慎的领导干部，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湖南日报》转不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时，他才对我说起这件事。
1965年5月，张平化是怀着多种心情下山的。一般人不可能知道。
（2005年7月18日梅永禄口述） 送张平化下山的司机赵林雍和其他湖南同志，果真不知道张平化的多种心情。他们回忆，1965年5月张平化书记陪同毛主席等上井冈山，本来准备在茨坪多待几天。但身不由己，5月25日上午，张平化必须启程赶回长沙主持一个重要会议，需要提前下山。跟随毛泽东上山的小车除了赵毅雍开的那辆和肖根如乘坐的装铺板的工作车外，大都跟随张平化回长沙。吃过早饭，张平化夫妇向主席辞行，毛泽东可能知道湖南同志当天要走，起得特别早，也可能老人家还没有睡觉，亲自送张平化夫妇到大门口，汪东兴跟在后面。在大门口，张平化和毛泽东说了一句什么，老人家笑了。接着，张平化向湖南同志招手，吩咐赶紧站在毛主席身边一起照相。
听到这个消息，赵林雍说他心里一阵狂奔乱跳，和毛主席合影太好了。前几天从茶陵驶向宁冈的路上，汪东兴在车上后座问他，这次上井冈山有什么要求？他说，没有什么要求，就是有个愿望，能和毛主席一起照张相就好了。汪东兴从后面拍了拍赵林雍的肩头，说：“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这次合影汪东兴可能也在旁边说了话吧。也可能没有说。当时中央有规定，因摄影的光线对人的身体有影响，任何人是不许主动提出与主席照相的，也不能主动与毛主席握手。除非毛主席本来就愿意和大家合影留念。张平化夫妇激动地站在毛泽东身旁，跟随上山的司机一个个站在后面，摄影记者按下快门。主席站在原地未动，为了保险，记者又按了一下。
毛泽东站在那里未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见缝插针，对老人家说：我们也都做个纪念吧。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感情太深了，这种感情福泽于人，不少人那一天和主席照了相，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舒世俊、贾秋和、钱嗣杰，江西省委的刘俊秀、王卓超、服务员杨光等，毛泽东一一满足大家的要求。 照完相后，湖南小车队各就各位，准备下山。谁也想不到毛泽东此时走下宾馆台阶，随着发动的小车，一步又一步随车走起来，老人家要步送湖南同志下山。张平化赶紧下车，请主席回房休息，老人家办公一夜还没有睡觉，我们谁能担当得起主席的步送。
只听主席说：“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处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了声“清主席保重！” 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湖南小车队再次启程下山，从反光镜中，我看见毛泽东的大手还在摆着，大步还在走着。
（2005年7月16日赵林雍口述）
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 5月25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说： 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的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士兵委员会的名称并不是井冈山的首创，在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中就存在，但那些部队仅仅从经济上保护士兵的利益。三湾改编推行的士兵委员会，与其他部队与以往的士兵委员会有根本区别，就是在部队基层以士兵委员会的方式实行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宋任穷、张令彬等老红军在井冈山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士兵委员会在打遂川以前就成立了。它是由选举产生的。首先在党内酝酿（当时党员还是秘密的），然后在全体军人大会上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不设什么机关，也没有专职人员，只是遇事在一起开会研究。它的工作，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还是存在的，有的相当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把伙食办好，按时结账分伙食尾子。营、团士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放在连里，这是基础。连党代表的职责，一个是党的工作，一个是抓士兵委员会。
那时，没有当过战士的人没有资格参加士兵委员会，更不能当士兵委员会主任。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裁定权，很有权威。红军教导队队长吕赤是陈伯钧失手打死的。陈伯钧很年轻，20岁左右，是个黄埔生。他搞到一支坏了的小手枪，七弄八弄，把枪修好了。张令彬和吕赤等三个人从外面回来，陈伯钧高兴地跑出来汇报：“队长，队长，我把枪修好了。”“砰”的一声，枪走火把队长打死了。当时不少同志要求枪毙陈伯钧，毛泽东同志说，不要吧，是走火打死的，已经打死了一个，还要枪毙一个，那不是少了两个吗？士兵委员会一讨论，同意了，说是不枪毙，手板还是要打，结果打了50手板。这件事发生在1928年3月炎陵县中村。
1956年10月17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组织的座谈会上讲话，回忆了红军初创时期井冈山的历史。他说，当时旧军队的作风，随便打人骂人，随便处罚人，官兵对立，老兵欺负新兵等现象严重存在。军官们虽然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但他们管理军队的方法和作风仍然是旧的。在向这种军阀主义斗争中提出，要建立士兵委员会，打人骂人要经过士兵委员会来解决。民主就从这里开始了。战士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排长、连长，士兵的情绪很高。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就是极端民主化。但只要讲清道理，克服这个问题也容易。发扬民主后，官兵关系真是密切，部队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有一次主席带着我们一个营，经过桂东，遭土匪伏击，把部队给搞散了。拂晓时，自动全部集合起来，检查一下，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后来我们回井冈山时才知道，那个担架兵早回山了。
井冈山时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推行，铸造了全军上下的主人翁精神，譬如谁违犯纪律，士兵委员会就提出加以纠正，对干部和士兵都一样。井冈山的路是比较狭窄的，有时营长骑的马在路上吃两旁稻子，战士就在背后提醒：“马又吃稻子了。”营长马上回拉紧缰绳。在井冈山，形成了群众管理，而不是行政管理。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管连长。士兵委员会有个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经济管理，杜绝了贪污。当时有句口头语，叫做“吃油饼”，意思是贪污了几个钱去买个油饼吃。有了经济民主，吃油饼的现象没有了。在那种特别艰难的情况下，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民主作风，构筑了井冈山艰苦奋斗、官兵一致的精神品质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基础。
1965年5月25日下午，在井冈山宾馆115房，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老人家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2001年9月2日孙亚衡口述） 那天，毛主席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为什么古田会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迷糊了。军队里也有派嘛！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一下不要紧，闹一下就不闹了吧。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
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当然，参与闹事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真相，都是可以改变过来的。
解放后，我们的末代皇帝溥仪不是改变过来了，他还到井冈山来过嘛！
毛泽东说到这里笑了，在座的都跟着笑了。紧张的气氛随着笑声一驱而散。
毛泽东笑着说，今天的井冈山比三十八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上山有汽车，有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整齐干净的衣服，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以后，井冈山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前程是好的、光明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这个精神不是简单的几个灯芯。（1927年上山不久，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及机关办公时，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连部只留一个灯芯，供带班、查哨用，大家都严格遵守。）
说了那么长时间的话，毛泽东毫无倦意。老人家又拿起一支烟。汪东兴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说：“主席，护士长特别交代，烟不能多抽。”毛泽东只好放下烟，喝了一口浓茶。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即将取消军衔制就是一个努力。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讲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令人耳目一新，细细寻思又豁然开朗。
毛泽东的话题再次转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
5月25日下午，王卓超记得毛泽东的情绪激动后有几分忧虑。
那是王卓超一生亲聆毛泽东谈话，相互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约两个多小时。
在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115房间大谈必须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的同一天，5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副题为“促进人民解放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的文章。其内容提要：“国务院对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做出决定，国务院决定中指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充分体现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
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刘少奇5月22日签发的“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刊登了5月25日《解放军报》社论：《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阐明取消军衔制度的深远意义，“更好地贯彻毛泽东主席的建军原则，进一步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提到“军衔制度取消后，解放军一律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象征着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一律佩带全红领章，象征着我军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取消军衔的决定反映了解放军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愿望和要求，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拥护。”
与毛泽东同年出生的宋庆龄，1965年5月25日同一天，在上海给老友王安娜写了一封信，开头是这么一段：“寄上一本溥仪的自传。待该书第二卷出版时，我会记着再给你寄去。书写得不坏，从心理观点来看，非常有趣。人是可以改造的，你没想到吧！”
人是可以改造的，世界是可以改造的，同一时刻的毛泽东也在思考这一点，他由点及面，想得更多更深……
（节选自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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