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计划经济

编注：帕金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最权威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该文由红色中国网受李成瑞同志委托翻译。李成瑞同志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先念任副总理时秘书、现为东方红网顾问召集人，坚定的马列毛主义者。

美国经济学家帕金斯访李成瑞略谈中国计划经济

    节选自杜威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等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小规模企业》（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一书的附录D.

     1975年6月-7月，时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中心的教授杜威特・帕金斯率领美国一个学者代表团前来中国考察中国农村小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计划经济状况。当时，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同志曾经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率领一个八人小组全程陪同该美国代表团在北京、山西、河南、江苏、上海和广东等地考察调研，并与帕金斯进行交流。

    以下文章内容是基于李成瑞与帕金斯交谈时，帕金斯所做的笔记而写成，这并非逐字记录的完整确切的手稿，可能存在一定错误，但相信这些错误并不严重。

    在《中国农村小工业》一书的前言中，帕金斯教授曾提及，“我们尤其要感谢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李成瑞先生领导的八人代表团，他们全程陪同了我们的考察。我们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旅游团，我们的视角代表着美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与工程师，而且我们永无止境地提出各种问题也反映着这一视角。而陪同我们的主人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一贯坚定地从他们立场出发向我们阐述他们的经验。”

    （we are particularly grateful to the eight-member group, led by Mr. Li Cheng-jui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which accompanied us throughout our journey. We were not an easy group with which to travel. Our viewpoint was that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and our endless supply of questions tended to reflect that viewpoint. Our hosts were Chinese Marxist-Leninists, who consistently interpreted their experience to us from that perspective.）

制定计划

1.基本原则

    推动计划执行的基本原则包括自力更生、以我为主、以农为本、以粮为纲、两条腿走路等。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制定计划的关键方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原则将贯彻始终。

2.国家计划的组织架构

    主要负责制定计划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这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类似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部门从县、地级到省级等行政区划的不同层面都存在，其从属于各级革命委员会。其中一些部门称为计划委员会，另外一些称为计划局，但它们是同一事物。每一个中央部委（机器制造、水利维护等）都存在一个类似的部门。

    在基层层面（如公社和工厂里）也存在负责计划的部门与人员。大的企业通常都有计划科，而小的企业只有几个人负责计划工作。公社里通常只有1-2人负责计划工作，虽然他们同时也承担其他工作。这些基层的（计划）部门的名称通常并不统一，由不同变化。

3.计划的种类

这里存在大量不同的计划种类和内容

-工业生产

-农业生产

-基础建设

-运输与交通

-内贸

-外贸

-国家预算

-商品分配

-人力资源使用

-教育与文化（仅涉及实际的物料支持，而不包括影片内容等，文化产品的内容由相关的具体部门负责）

-健康医疗

我们既制定五年计划也制定年度计划。正如从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的，国务院现在正制定1976-1980年的五年计划。

4.计划的流程（交谈的主要内容）

在制定计划时有三个步骤

步骤1：国家计划委员会最初制定一个框架性与临时性的计划（或者五年计划或者年度计划）。这一计划仅包括主要产品和项目的关键目标。计划是在前一年的后半年完成，然后通过各级革命员会最终传达到具体的企业与其他基层部门。这一计划的制定是根据历史经验与调查所知的需求与（实现）潜力，其目标是在于给基层部门提供一个清晰的国家目标。

步骤2

当各级革命委员会收到临时的草拟计划，他们会因地制宜地根据当地条件制定更为具体的计划，然后他们会将这一计划提供给广大工农群众进行广泛的讨论。群众建议中最好的内容将合并到计划中，而修改后的计划将呈报给更高一级的计划部门。在计划的修订过程中群众的讨论尤其重要，这将帮助计划更符合现实。

步骤3

当整个计划方案通过各级部门汇总到最高层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将召集各省、各直辖市和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员组织会议。这些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在生产与需求之间和积累与消费之间达成复杂的平衡。 在步骤2中群众首创提出的各种建议确实有诸多益处，但它也制造问题，因为所有人都希望能增加他们本地的生产。例如，当进行化工企业的投资时，各省的领导人都会为自己省份争取大份额的国家投资，但是国家积累的投资资金是有限的。最终决定是基于（各地区对）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状况，原则是地方利益必须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只有通过这一办法才能实现全面整体的平衡。

然后这一初拟的计划将由国务院呈送给中共中央委员会，当中共中央委员会同意后这将变成计划草案，然后呈报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便正式通过。当处于全国人大休会期间，草案将呈报给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当计划得到正式批准后，它将被发回给各省与各直辖市，并最终到达各基层部门。

周恩来总理强调在整个计划制定的过程中群众讨论的重要性，这可以分别通过下面两个工业与农业例子予以说明。例如，许多人都认为90年前由英国人开发的开滦煤矿已经是一个老旧煤矿，生产潜力有限。但是老工人们知道其中仍然有许多潜能。在过去采矿业是基于利润而进行运作的，所以只有容易挖掘的煤矿被采掘了。但是，老工人们如今是为满足国家的需求而非为利润工作，因此他们知道哪里有更多的煤。因此在几千次的调研后，他们修改了计划，开滦煤矿的产出有明显的增加。

5.必须由计划处理的关键关系

集中化与分散化

在解放初期，我们（中国人民）没有多少经验，所以我们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在苏联的体制下每一样东西都是集中生产的，刘少奇甚至创造出口号，所有的东西，甚至一颗小螺丝都应该集中化生产。但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北京决定每件事是错误的。因此毛主席号召中央与地方都要发回主观能动性。鼓励基层地方提出他们自己的产业主题以向更高一层部门汇报。中央当局将决定主要的计划产品与政策、主要产品的产出量、不同地区的产业布局、关键商品的零售政策、不同部门间资金比例（预测不同部委间资金分配比例）。其他诸如本地生产与消费的产品可由本地的政府当局决定，但他们必须将他们计划的结果汇报给国务院（例如这些产品包括火柴、手扶拖拉机和地方需要使用的泵等）。

国务院下属各部委的角色

冶金部负责管理全国所有的冶金企业，其他部委也处于类似的情况下。但是，同时在各省革命委员会下都设有冶金局（或者农业局等）。问题在于如果一家企业处于省相关部门或者中央部委的双重控制下，它应该听谁的呢？苏联给我们的建议是中央部委应该有最终决定权，而省级部门只负责执行。

但是，毛主席说计划应该中央围绕地方，虽然他的指示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才得以执行。现在我们将重点放在地方上。例如，各省现在能决定本地的钢铁企业的布局。中央部委可以向地方革命委员会提出建议，但这在执行前必须经过省革命委员会的讨论与表决通过。主要产品项目需要汇报给国务院。

因此现在地方省革命委员会具有相当的决策权力，但是中央部委仍然有其自身的作用。他们能负责提供技术援助。如果有新技术出现，中央部委有责任推广新技术，组织会议交流技术经验以及其他工作。

自从我们转向关注地方，我们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地方当局能比中央部委更好地理解如何运作。现在我们能更好地推行以粮为纲，钢铁挂帅的原则。这一变化也加速了小型工业的发展。例如在1972年百年不遇的旱灾期间，湖北省积极行动在地方上建立大量的农机商店以提供柴油马达、水泵、和钢管等。几年后，该省在动力井数量上就有巨大增加。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尤其是自从1972年以来，我们水土保养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干旱促使我们进行了巨大的改进。另一个例子是1975年春天，在华北地区出现干旱，而在南方地区雨水过多。在我们到达无锡前，当地连续下了15天雨，我们却没有看到当地有严重洪涝现象――所有的降雨都已经排走了。

分散化使地方上可以发动大规模战役以克服地方困难。在过去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是困难的，因为我们不得不听从北京的中央部委的指示。

执行计划与核查（计划执行）

在计划执行层面，我们还是需要依靠群众。在每年年初，全国、企业和公社计划都会公布给群众，以寻求他们的建议如何能最好地执行计划。因为鼓励群众们清晰地理解当年的目标，当计划执行时，总会有一些新问题会突然发生。因为不可预计的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类似因素，一些单位无法完成计划，群众将被动员起来克服这一状况。苏联说“计划就是法律”，但是我们会改变。当条件合适时，我们会根据环境变化而调整计划。

毛主席鼓励所有人都努力完成计划。但是当不平衡发生时，必须努力达成新平衡。基本而言，这里有两种方法克服不平衡：积极的方式是让落后的部门追赶发展更快的部门。另一个方式是让发展快的部门调整发展速度以适应发展缓慢的部门。我们采取积极的态度，当服装行业发展超过棉花产出水平时，我们鼓励增加棉花产出追赶服装生产能力。

有时，计划并不符合现实。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因此简单的计划无法解决问题。一旦不平衡出现，我们就要努力去纠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