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九一八”，不同的民族主义

同样的“九一八”，不同的民族主义

2016-09-21 海芋 一粒铜豌豆

85年前，日军的铁蹄在东北大地上践踏而过，在半年内即占领东北全境。三千万同胞被当局抛弃，而中国人民也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苦难壮烈的历史。每一个中国人显然都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官方和民间都举行了或大或小的纪念活动。然而，跟以往任何历史纪念日一样，“九一八”纪念日也免不了被赋予了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比如，某某网就深情回顾着：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在抵御外侮的烽火中，中华民族完成了凤凰涅槃的重生，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以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代价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站在了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

 在另一篇文章里，它又鞭策道：

“尽管今天炮火不再，但复兴路上依然面临着种种挑战，需要不断地涉深水、闯险滩，披荆斩棘。如果贪图安逸、裹步不前，就会错失改革和发展的难得战略机遇期，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这实在是老生常谈的你国特色，也就是：无论从多么庄严、多么神圣、多么振奋人心的事物，它都能得出让人哭笑不得的结论。“民族的伟大复兴”！“错失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前者多么让人激奋！后者又多么让人惶恐！

“九一八”之后兴起了民族主义思潮不假。连一直坚持阶级斗争的中共也审时度势地推行了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是，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同一种思想的性质与作用是不同的。把几十年前的民族主义旗帜搬到现在来挥舞，即使形式上看起来名正言顺，也会变得不伦不类。

1、民族主义及其国家说

民族主义理论是封建社会后期兴起，并在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主导地位的一种理论。它认为世界由不同的民族所组成，民族是先于个人的本体，每个人都必须从属于某个民族。从这种本体论原则出发，可以得出民族在逻辑上先于个人、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结论。它把民族认同和对民族的忠诚置于其它一切认同和忠诚之前，“将这种有意识的忠诚和热爱提升到卓越的地位”，在道德上批判不热爱自己民族的做法甚至想法，认为个人为民族利益“应该做出牺牲”。

在国家方面，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国家说，认为民族是政治权力的唯一来源。它从两个方面说明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的来源：第一，它通过其成员基于语言、文化、历史、仪式等因素产生的心理上的民族认同来构建合法性；另一方面，它通过与其它民族相比较的优势，比如经济上的繁荣、政治上的霸权、军事上的胜利等，取得民族成员的认可。下面的举例请读者忽略其具体国家指向，体会民族主义国家说的一般特征即可。

但是，民族主义及其国家学说一般不愿意赋予这个共同体以结构，而乐于使用空洞的“共同体”“一致性”来模糊化。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主要就在于其企图掩盖民族共同体内部无处不在的矛盾和鸿沟。其主要体现是：一，在民族主义的口号下，上层统治阶级可以号召各社会阶级阶层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调和日益尖锐的民族内部矛盾；二，统治阶级可以用民族主义来拉拢被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反过来支持本国政府，分化其反对力量；三，统治阶级可以用民族主义的借口扩大其掌握的武装力量，而这些武装力量是可以在内部冲突中把枪口对准其反对力量；四，统治阶级将被统治阶级送上战场，与其他民族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互相厮杀，但却能用民族主义的宣传将其私利包装成整个民族的利益。

不过，如果不对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国内外局势和产生的客观历史作用进行具体考察，也就无法判断这个社会这段历史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样就宣判民族主义的死刑，显然也是盲目的、武断的，不符合科学的分析态度。民族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发挥积极作用、推动那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又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成为反动堡垒、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

在封建社会末期，欧洲各个强大君主国相继推行强势措施，将国内各个封建势力统一到一个最高的中央集权政权之下，民族主义就在其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帮助王权剪除贵族势力和封建割据，削弱天主教神权干涉世俗政权的能力，激发国民的民族意识与主体地位，有效地抵抗外敌入侵，等等。法国、英国是典型的国家。对于那些被征服或者被压迫的人类群体来说，民族主义又可以有效地成为反抗压迫、摆脱奴役地位和实现振兴的有力驱动，苏格兰和俄罗斯早期的历史可以说明这一点。

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民族主义一方面可以继续推动国家与民族的统一，扫除封建残余，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创造良好的时代环境。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德国统一是为例证。对于那些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不发达、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封建势力十分顽固、外国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条件下，民族主义又是联合各个阶级和阶层、动员全国的力量反抗殖民帝国、争取自治乃至彻底的政治独立的必要途径。，这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以拉丁美洲的独立、印度争取自治运动以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为代表。

另一方面，如果民族主义与霸权主义或者垄断资本主义相结合，则是另一番状况。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步最早，也最早步入帝国主义。它们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动员国民为帝国的全球扩张架桥铺路。美德日俄等国不甘落后，争先恐后瓜分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统治阶级大肆宣扬本国的民族主义并将其推向极端，让本以极度紧张的国际局势火上浇油。这还不算完，待到资本主义的极端产物——法西斯主义——诞生之后，民族主义的助纣为虐达到空前程度，陷整个世界于深渊之中，策动了前所未有的战争和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二战过后民族主义一方面成为摧毁世界殖民体系的大炮，另一方面成为大量流血冲突乃至大规模战争的内因。

因此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大多不是作为单独的思想、政策和历史潮流出现，它经常性地与各种其他主义相结合，或是简单的相加，或是产生变种以掩盖其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在看待民族主义的时候，不仅需要了解其一般特征，还需要分析其结合物与变种。后者往往是常态。

2、“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与思潮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的暴行和灭亡中国的企图暴露无遗。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中国社会各界都展开了不同形式的抗争与自救运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引领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就相继罢课并走上街头，发出救亡图存的口号；上海学生组成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在学潮达到高潮的九月下半旬，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等甚至已经组成抗日救过义勇军开展军事训练活动。民众采取了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抗日要求。包括了武装斗争、集会游行、通电请愿、抵制日货、文化宣传、捐款捐物等各种方法，并出现多次高潮。上海各界抗日市民大会，参加民众达十数万，会后分队游行，另发大会宣言，厉行革命外交，彻底经济绝交等”。28 日，“北平各界抗日救国会，太和门举行市民大会，分三队游行”，“各学校机关各商铺伙友，计一百五十余团体代表及市民共二十余万人”。宁波、杭州、石门、济南、长沙、西安等地亦纷纷举行大规模市民大会。民族资产阶级也被迫改变其追随蒋介石政权的政治立场，批评其不抵抗政策，疾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乃至开展宪政运动。在全国一片反日声中，进步知识分子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拿起手中的笔呼吁抗日。

1933年9月1日出版的《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的一篇文章写道：“中国今日，内则政治俞败,财尽民穷；外则国防空虚，丧师失地；国势岌岌，危如垒卵。忧时之士,深虑神明华胃，将陷于万劫不复;于是大声疾呼，曰 ‘复兴’! ’复兴’!绞脑沥血，各本其所学，发抒复兴国族之伟论。”当时的许多报刊都刊登过相关文章，有的还发表“社评”，开辟专栏,就“民族复兴问题”进行讨论，一些以探讨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也相继出版。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等针对“中华民族有无复兴之可能”、学术与民族复兴的关系、民族自信力和中外文明关系等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总的来说，虽然对复兴的道路和手段众说纷纭，但他们基本都肯定了中华民族确有复兴之可能，把关于“民族”的概念不断丰富和深化，并设计出了复兴所依据的诸多蓝图。

当然，早在清末民初起，就有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民族复兴观念开始酝酿了。一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著名的民族自决权理论，促进了五四前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全民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但是，“九一八”事变所激起的“中华民族”和“民族复兴”的思潮，却深深烙印在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心中，唤起了前所未有的患难与共的集体情感和民族情绪。

3、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政策（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深受着共产国际的影响。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对共产国际的决议一般都采取支持的态度。即使开辟出了与俄国革命相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中共很大程度上仍然  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展革命。自成立以来，中共就一直受到反民族、无国家的质疑和批评。从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来看，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民族主义的诉求并不是中共理论和实践的重心，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路线方针与思想都更多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当然，在20年代的中国，反对国内封建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斗争形式，“民族主义”这个概念还未显得十分紧迫。加上国民党当局也经常使用“民族主义”为其反动统治辩护，这就更让中共对“民族主义”基本持批判立场。

但是，日本灭亡中国的企图正在逐渐变成现实，这使得中日矛盾立即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对此的应对是符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共产党认识到只有联合全国各个阶级阶层，实行全民族抗战，并上下一心谋求民族生存之道，才能渡过亡国灭种的危机。如果不能驱逐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又会被套上新的沉重枷锁，背上的大山又增加了一座，这必然使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与社会主义建设更加遥遥无期。劳动人民的苦难因此倍增，这是共产党所清楚认识到的。193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明确指出：“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积极争取的，而国民党是当时的执政党，掌握着全国政权，必然是在同一个抗日旗帜下不得不合作的对象。因此民族主义得以在中共理论体系中获得一个合乎逻辑又日益显著的地位，并被积极贯彻。

华北事变后，中共《八一宣言》疾呼：“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都将变成亡国奴......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在这一宣言中，中共的民族主义大旗已经非常鲜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接受改编、基层政权的“三三制”原则以及名义上取消独立的苏维埃政权，就是共产党推行民族主义政策的具体实践。

但是，中共逐渐淡化其阶级代表的形象，展示出捍卫全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者形象，并非是没有原则的退却和对其马列主义的乖背。毛泽东解释党的路线时说:“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中共并未放弃其无产阶级属性，即使在统战和团结其他阶级的时候也是不隐讳自己的最终目标——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共产主义。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可以结成联盟。这是中共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而采取的阶段性策略，而非目的本身。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内战，中共也立即把打倒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目标调整回来，领导人民在未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