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评社社论｜9.26劳工人士受审认罪吓倒不了我们工人阶级（上） 工弩、秋火 在史无前例打压工人运动的2015年「12·3大抓捕」（超过25人被带走或问话，7人被刑拘，其中彭邓汤朱何5人先后取保候审）之后的第十个月，伪供当局更导演了一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阵势的「9·26审判」： 数百警察包围广州番禺区法院、官方严格指定各界代表旁听却无一公民能自由入内的肃杀气氛中，曾飞洋等三名劳工维权人士一起出庭认罪； 其中汤欢兴、朱小梅是在获得保释后仍然出庭受审，一反惯例令人吃惊； 年仅42岁却头发花白的曾飞洋在痛苦恳切的悔罪之后面对法官深深鞠躬，官方更指定几名职工代表「触目惊心」的旁听感言作为官媒抹黑宣传的注脚； 为让大众信服这场判决，34页的判决书采集了在刑事罪名威逼压力下的其他4名劳工工作者的供述与15名有关核心工人代表的所谓证言（工评社特注：此处数据来自汤某2016年10月1日21:01在其微信朋友圈的供认）； 法庭原计划三天庭审却以五个小时的迅猛之势宣布判决：曾飞洋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汤欢兴和朱小梅分别徒刑一年半、缓刑两年。 ——这一审判张牙舞爪地彰显着当代天朝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向工人集体维权及一切相关劳工团体竭力发出了近三十多年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最狠毒最疯狂的政治恐吓。 站在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立场上，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在当前中国初级工运中千方百计迫使个别劳工NGO人士出庭受审低头认罪，纵然是维稳当局一时的得势，但在资本超级强势、工人深受压榨、官方工会无能的基本国情下，当局这样竭力打击工人运动的做法无法得到大多数民众的理解，这种可耻的「胜利」包含着政治上的失败。由于这一举动一时得势却不得人心，也因为遭到失败的只是寄望结合体制内改良的主流自由派的那部分劳工NGO及其主要代表（本文将做进一步分析），因而，这吓倒不了我们工人阶级——仍然有很多工人在尝试自己组织起来集体维权，仍然有很多工人主动求助其他劳工NGO组织集体维权，乃至仍然有工人自组织的网络平台同其他部分劳工NGO继续长期保持集体维权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例如本文笔者一直协作支持的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 在继续坚定反打压反抹黑、捍卫劳工团体生存权与工人运动合法性的基本原则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利用工运内部矛盾分化打击工运方面，以「9·26审判」为标志的维稳当局第二轮大抹黑有一个重大的升级：从去年12月22日以来第一轮大抹黑时歪曲利用工人维权的错误和分裂，让劳工机构协助过的部分工人代表根本否定集体维权，升级到了把工人维权的错误和分裂（即广州利得工人集体维权里个别劳工人士有过的错误有害行为）捆绑到了一般意义的劳工NGO身上，通过让主流自由派长期推崇为「工运之星」的劳工人士曾飞洋低头认罪，大大加强了佐证「协助、组织和指导工人集体维权」本身就是违法犯罪的说服力。简单的说就是：维稳当局为了否定工人集体维权合法性、为了否定一切敢于协助集体维权的劳工团体的合法性，为了让大众充分相信这些否定的判决，不只是用积极工人现身说法，更利用了劳工人士确实有过错误危害工人的事实，让相关劳工负责人低头认罪。 从近几个月部分劳工人士再次在更大影响面（即全国性质）的沃尔玛工人维权活动里犯下更大的有害工人利益的行径来看，我们有理由担忧在不久的将来，维稳当局也会利用部分劳工人士在沃尔玛工人维权里的胡作非为来否定整个沃尔玛工人维权活动、类似的打击报复协助沃尔玛工人维权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劳工工作者和像本文笔者这样的工人维权外围积极支持者。 我们有理由这样担忧，但并不害怕，更不会后悔自己为工人反抗剥削压榨的斗争所做的那些努力或牺牲（就像本文笔者秋火曾经因参与工运事件被控煽颠被捕入狱也看做终身光荣一样，顺便一提：拜「历史之神」所赐，今天恰好是秋火被GA刑拘押送到某地的11周年纪念日）。我们更有充足的理由和事实证据反驳排山倒海铺天盖地但实际上一戳就破的卑劣谎言和抹黑，并且继续在原则上和道义上支持工人运动的合法性与劳工团体的生存权，更要在智识上和策略上向愿意深思的那些进步工人指出新形势下坚持自主维权路线和擦亮眼睛辨析不同种类的劳工NGO及潜在错误危害的必要性。 首先要对「9·26审判」三人略做区分 要搞清楚维稳当局全力抹黑的广州利得工人集体维权活动的是非对错，搞清楚被审判的劳工人士究竟与其中的是非对错是什么关系，就要先讲明这三位受审者其实是很不同的。 今年1月8日，本文笔者秋火在工评社网络平台发布长文，其中有分析「南方工运的三拨势力与阶级架构」（这部分比较实用，4月13日又抽出来单独成篇发在秋火的微信公众号上），根据这种政治分析，能够对工人真正有帮助、多多少少与工人维权有所关联的国内几十个劳工NGO可以分为三拨。简单说，「12·3大抓捕」打压到了其中两拨劳工NGO，而现在的「9·26审判」矛头集中对准名气最大的那一拨中的个别代表人物。即与体制内改良派有战略合作、并得到国内外主流自由派同情和支持的那一拨劳工NGO。 根据对各媒体公开报道的阶级分析，「9·26审判」的三人属于不同阶级： 曾飞洋明显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劳工工作者，有十八年的劳工活动资历(1998～2015)，并且与体制内右倾改良派及国内外自由派有较为稳定的来往，属于理想远大脚踏实地的改良主义工运精英领导人士； 而朱小梅是一个老工人出身的劳工工作者，涉足专职的劳工维权活动没几年，虽然可能曾经被改良主义劳工界寄予厚望，但从很多信息来看她仍然是普通工人大众的心态和利益逻辑； 那位率先在央视镜头前丑化利得工人维权、抹黑劳工人士的汤欢兴则较为神秘，很少有人清楚这位曾经以「北国汤建」的名字在主流劳工界只活跃了一年左右的人物究竟是什么来路，只是坊间传说他似乎是由某位知名的民-运人士极力向曾飞洋引荐进入其机构做实习生，早在被捕「忏悔」前就多次在朋友圈挑起骂战、攻击其他劳工维权人士，并且在广州利得工人集体维权后期有异常活跃表现，2015年5月利得工人第三次罢工后汤欢兴因某些分歧离开了相关劳工机构。 事实上，国内多个劳工机构和劳工自媒体（包括工评社）都以多种形式参与支持了利得工人维权，而主要协助机构确实是「打工族」。「打工族」及其负责人曾飞洋确实都对广州利得工人维权负有一定责任。上述三位及还在狱中的孟晗都是「打工族」成员。但是对于这场工人维权与「打工族」的关系，官方的抹黑大量歪曲了事实。我们接下来就要着重依据事实反驳：官方是如何着重从以下三个角度歪曲事实抹黑利得工人维权和否定「打工族」的。 第一：是资本家的侵害和忽悠迫使利得工人维权，不是外部势力制造了维权 与近几年国内越来越多劳力密集企业「瞒天过海暗度陈仓」搬迁转移来千方百计牺牲工人利益、追逐更优惠地租和税收政策一样，广州市番禺区台资企业利得鞋厂也早在2014年夏天就开始不动声色地转移工厂资产、企图逃避劳动法规定的经济补偿及拖欠工人的社保和公积金等历史欠账，部分积极工人首先站出来求助同在番禺区的劳工机构「打工族」。 在酝酿了半年后2014年底利得工人才开始了第一次只有300多人的罢工，但一个上午就迅速自发扩展为全厂2700多人停工（12月6、7日），自发的迅猛势头甚至吓得当时劳工机构都连夜设法平息事态，而且由于没有实际结果，复工后仅一周又爆发大罢工（12月15～20日）工人争取到初步物质成果才罢休——半月连发两次罢工的来由，就足以说明利得工运内生的动力之大，说明工人受侵害和不满之多。 只凭前两次罢工指控劳工机构太难让人信服，所以官方首先着重抹黑确实由劳工机构策动的2015年4月利得第三次罢工。官方称：「2015年4月17日，工人代表与工厂经理的谈判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确定了赔偿款项的最后限定日期，就差最后一步公布并征求工人意见了」，并引用工人代表的话说4月19日机构连夜开会更换代表、发动了罢工行动（2015-12-23新华每日电讯，#119）。官媒企图以此说明劳资协商本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打工族」却为了从中谋取名利而鼓动工人罢工。 确实，资方与工人代表商定了赔偿期限并一再承诺；但是工人的协商诉求是上年年底的第一次大罢工就提出来的，经过了罢工、协商、签协议、再罢工、再协商、再签协议，却仍然没有解决主要问题——让数据说话：前两次罢工为全厂工人争取到依中国现行劳动法应当享有的补偿合计1700万元，第三次罢工争取到依中国现行劳动法应当享有的补偿1亿零300万元——也就是说工人通过前两次大罢工和两轮艰苦的集体谈判仅仅争取到预期诉求的14%，然后接下来就是协商、承诺、再协商、再承诺，从上一年冬天协商到这一年春天快到了夏天、快到搬厂期限（即2015年6月）时，资本家同工人代表仍然在继续的协商和承诺。这就是官媒所谓的「谈判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 当时，随着搬迁日期的临近，资本家上述态度导致工人内部开始产生策略分歧：少数积极工人认为应当罢工迫使资本家立即兑现口头承诺，但在改良主义主流劳工界长期以来的消极影响下，多数积极工人仍然轻信劳资协商而不赞成停工。虽然当时劳工机构转变策略的方法很成问题，但凭什么就断言主张罢工的少数派是错误的呢？ 相反，2015年4月利得第三次罢工的艰苦抗争恰恰有力证明了资本家一再忽悠工人、拖欠和剥削工人的阶级本性，没有因为工人代表善良有诚意的协商态度而改变。这场持续六天的艰难罢工——其中有几百女工连续五个通宵打地铺守厂门抗争——资方仍然想忽悠和拖延，甚至有劳工机构人员大力劝说工人再次相信资方承诺，也没能拉住工人。直到资方把补偿款打到工人帐上，利得工人才结束罢工。 回过头看，利得第三次罢工恰恰证明利得资本家对工人一再忽悠敷衍本性难改！如果没有这最后罢工，谁能保证惯于忽悠的资本家在最后两个月补偿工人剩余近九成的历史欠账？利得工人从罢工之前到三次罢工近一年来的全部重要事实都雄辩地证明了利得工人维权首先是资本家侵害和忽悠逼出来的，岂能是外部势力制造出的？ （顺便一提，2015-12-23新华每日电讯还用同样歪曲事实的手法一笔带过指责曾飞洋等人其他一些所谓「激进维权」案例，但都是同样的避而不谈资本家一味忽悠工人及当地政府的不作为、或压制工人维权，所以那些指责更是毫无道理） 第二：「打工族」有错，错在处理策略分歧时伤害了部分工友； 但是「打工族」为工人维权无罪，利得工人集体维权运动无罪！ 工评社早在2015年5月就开始撰文公开批评和检讨利得工人维权中有关劳工机构的错误，遗憾的是，改良主义主流劳工界完全无视工评社的批评，没有诚实检讨利得工人维权里的错误、却是一味鼓吹赞美，甚至反倒睁眼说瞎话地继续推崇错误路线和粉饰有关劳工机构的错误行为（尤其是劳工界学者王江松）。结果有关劳工机构在利得工人维权里犯下的某些错误被天朝统治阶级秋后算账时充分利用，借以丑化「打工族」协助利得工人维权的努力、抹黑利得工人维权，乃至通过这些丑化抹黑来否定工运合法性。 协助利得工人维权时，「打工族」确实有错，错在这几点： 其一，作为外部机构，却以支持少数派强行压制多数派的方式解决策略分歧，不尊重工人自主性； 其二，用散布可疑攻击言论（指控部分主张协商而不赞成罢工的工人代表被资方收买）甚至用某些恐吓方式强行压制、乃至撤换部分工人代表； 其三，三次罢工都有过早要工人妥协的倾向，尤其第三次罢工里「打工族」一味劝告工人妥协却不对工人加以积极领导，导致这场「打工族」策动起来的罢工在最后几天有涣散失控倾向（幸亏工人凭着自己的良好素质和自发组织性赢得了最终胜利）。 上述几点错误给利得工人造成的直接损害，主要集中在2015年4月份第三次罢工前夕和罢工期间，伤害了部分工人代表和一度撕裂了工人团结，性质确实是比较恶劣的（工评社在一年多前就做过长篇的分析和批评，并早已公布在新青年相关资料辑里，限于本文篇幅和主题限制，这里不再展开）。但是不能以此否定整个利得工人维权的最终胜利以及「打工族」所起到的总体上仍然是正面的作用，更不能以此否定「打工族」及其负责人曾飞洋近十八年来为中国工人维权所做的大量正面努力。 更重要的是，利得三次大罢工虽然都是劳工机构点燃导火索，但都表现出很强的自发冲劲，尤其是第三次罢工最后几天，恰恰是利得工人自发坚持维权、抵制了「打工族」的错误，才赢得了占整个维权大头的物质成果和最终胜利。官媒为了抹黑劳工机构、让民众以为工人维权是「被误导」出来的，却把利得工人维权行动颠倒过来说成是劳工机构「策划、组织、指挥」的结果——所有的官媒报道均给人这种印象——这些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2016年10月15日 （本文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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