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国家政治民主化之路 —— 文革“社团执政”

无产阶级国家政治民主化之路—文革“社团执政”

--------阶级统治下政权更迭分析

作者： 一元

引子

“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

“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承担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1945年7月初，毛泽东接见黄炎培谈话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

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

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阶级社会中阶级统治“忠诚定律”的形成 

人类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踏入阶级社会后，不管是奴隶王国与封建帝国时期还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阶段，都面临一个阶级内部政权更迭问题。在奴隶制时代西方国家曾经有过选举制选举统治者来完成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政权更迭，比如罗马共和时期选举执政官；封建制时大多数时候都是世袭制来实现统治阶级内部政权更迭，比如中国的封建王朝世袭。这两种方式总体上说是和平的形式，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是最有利的，也是政权和王朝最繁茂的时期。

但是阶级统治的时间越久，就会越腐败，就会导致阶级对立的双方矛盾空前的尖锐，阶级对立的双方围绕着捍卫政权与推翻政权，常常会爆发战争，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演变成奴隶主阶级或者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政权更迭，被压迫阶级并没有被获得解放。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时期，单纯的阶级对抗本身不能够走向阶级自觉，被压迫阶级不具有突破历史局限性的能力，无法找到解放自己的道路，因此最终只能重复原有的阶级统治结构和模式，从反对阶级剥削的战争转变成剥削阶级内部政权更迭的战争。还有另外一种战争，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为了皇权争夺而直接展开的战争，比如楚汉战争等等。以战争方式完成统治阶级内部政权更迭也是奴隶制与封建制时期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尤其在中国古代就更为明显，这种战争形式的政权更替，极大的摧毁了社会生产力，摧毁了统治阶级中旧的利益集团，形成了新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国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生产力下降，经济凋敝，人口数量骤减，基础设施被摧毁，国力骤然下降。战争形式的政权更迭极大阻碍了民族进步，也阻碍了社会发展。尤其在西方的“黑暗的中世纪”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都体现了相同的特点，都形成了一段痛苦的民族记忆。

资产阶级首先从西方国家发展起来，得益于西方在中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长期处于封建分封制下，封建王国之间不断爆发的战争有力的削弱了封建地主阶级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控制和束缚，使得资产阶级得以发展和壮大，甚至成为敌对封建王国之间相互借助的对象。中国正好相反，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极大的束缚了新兴阶级的萌发，导致了近代的落后。西方由于具有奴隶共和制历史以及延续到后来的封建贵族议会制这种古代民主制度的传统，因此资产阶级在获取国家政权之后，议会选举民主制度成为了其主要政权制度。

资产阶级在通过战争手段从封建王权手中夺取了政权后，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接管了政权后，主动设计了政权结构，三权分立，民主选举，政党轮替制度。用和平民主方式完成政权更迭，通过阶级代理人轮替来统治国家，一方面阶级统治的代理人下台可以成为资产阶级的替罪羊，发泄民愤，另一方面可以寻找资产阶级精英提高阶级统治水平，稳定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这种统治政权更迭方式相比较封建时期的世袭制，战争轮替制度都有巨大的进步性和欺骗性，因此被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强行推广到全世界。今天许多没有实行民主政党轮替制度的资产阶级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下，许多落后民族国家被迫进行民主化政治改革。大多数国家因此都陷入长期的的民主化动荡，导致模仿民主化的后发国家纷纷成为发达资产阶级国家的附庸，这也成为缺少民主传统的后发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道陷阱。

总体上来说，人类社会逐渐从历史上汲取出阶级统治的三条经验教训,我们可以把他称作阶级统治的“忠诚定律”：

首要的是通过适当阶级妥协与转移阶级矛盾，维持阶级统治的稳定性；

其次是形成广泛民主筛选阶级统治代理人制度，维持政权的和平更迭循环；

最后是通过政权的和平更迭实现加强本阶级的统治同时缓和与对立阶级的矛盾。

自从无产阶级国家诞生之后，同样的也面临着政权统治问题，同样面临监督政党如何履行阶级统治的“忠诚定律”问题，因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需要维持，离不开政权的更迭，而政权更迭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旦这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政权更迭就会出错，阶级统治就会面临丧失的危机。

无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漂移”现象

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诞生于1871年的法国巴黎公社。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给予高度评价，他的总结全部体现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但是由于这个政权很快就被颠覆，因此没有阶级民主政权更迭的经验，只留下了一些政权组织原则。

早期无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更迭经验产生于苏俄，我们可以称为“官僚执政”，今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官僚执政”会犯政治路线错误，也就是走向修正主义道路。根据大量的解密资料和发生的历史事件，今天基本可以判断苏联的政权在解体前基本上已经脱离了无产阶级群众,苏联解体前的阶级统治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统治。有两个特征：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代理人已经脱离了无产阶级，形成一个特殊的官僚阶级，是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群体,这个群体窃取了无产阶级统治权,苏联的无产阶级统治被官僚阶级统治代替；其次是无产阶级只有享受劳动、生活与福利的权利，却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力，更无参与政权更迭的权力。前苏联的解体给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例证：列宁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统治到了斯大林时代因为战争需要转变成为无产阶级领袖专权统治，此后逐步的形成脱离无产阶级的官僚阶级统治。每一次的政权更迭都是一次对无产阶级的背弃，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何苏联解体，苏共分裂时候，无产阶级毫无作为，因为无产阶级早就已经失去了政权。而官僚阶级的代表戈尔巴乔夫最终也无法保留自己的特权别墅，流落异国，除了每个月4千卢布的退休金，一无所有。我们可以把苏联无产阶级统治权的丧失现象给一个名称----“阶级漂移”。“阶级漂移”是阶级统治过程中出现了政权被官僚侵蚀并寄生出一个有特权的新阶级，而且新阶级比原阶级强势，导致了原阶级统治被新的寄生阶级统治替代了；一旦原阶级统治被新阶级彻底替代，那么原政权就会崩溃，新的寄生阶级也就随之瓦解了。“阶级漂移”在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发展历史中也都是有的,但是由于剥削阶级统治下的“阶级漂移”引发的都是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可以另行探讨这里不展开。

“阶级漂移”现象在二十世纪60年代以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存在的，主要的原因大致有五点：第一，是各国无产阶级党派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形成了在各国的一党专政，不允许其他无产阶级党派存在，没有了制约；第二，是国家机器的结构基本上是沿袭资产阶级统治架构，没有制度创新，而这样的国家机器本来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是由于无产阶级国家经济薄弱，工业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因此无产阶级自身的政治自觉和管理国家的能力不够，无法独立承担国家管理能力，只能依靠部分无产阶级精英人物或者背叛资产阶级立场的精英人物管理国家，并对他们形成依赖，具有软弱性；第四，是无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根本无法制约本阶级的代理人，更无法制约本阶级党派，导致代理人利益凌驾于政党利益之上，政党利益凌驾于阶级利益之上；第五，无产阶级国家都是落后的农业国，工农业水平低下，物质条件贫瘠，生活资料不够分配，面临帝国主义国家挤压，国家管理也只能依靠职业官僚，而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度被和平建设阶段的工资职务等级制度代替之后的官僚薪金制度也催化了官僚阶级的形成。

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代理人与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缺失民主交互与制约机制，无产阶级统治缺失具有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基础的代理人筛选制度，最终导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更迭时会在政党内部极易形成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的权力斗争，无法实现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稳定的民主政权更迭，无产阶级政党在这种党内权力斗争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造成“阶级漂移”结果，逐步削弱了无产阶级性质进而蜕化成官僚阶级政党，最终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窃取无产阶级政权。

中国无产阶级统治下的文革“社团执政”形成背景

中国在1949年建国后，无产阶级统治的模式与资产阶级统治模式并无太大差别，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统治同样的走上了官僚统治的道路，“阶级漂移”现象一直都存在于中共党内，只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一直十分警醒中共的官僚化倾向，因此到二十世纪60年代中共还尚未像同期的苏联一样形成一个固化的官僚阶级，但是他已经察觉到了中共的官僚利益集团形成趋势。

中国无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漂移”问题，毛泽东同志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始终无法解决。无产阶级统治的代理人常常只能自上而下的推荐和指派，然后强加给无产阶级群众，这样的代理人筛选制度最终必然导致代理人只会忠诚于上级官僚而不会忠诚于无产阶级群众。即便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使用代理人选举制度，依然会导致代理人只对党内官僚忠诚而不会对占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群众忠诚。而资产阶级统治中因为“三权分立”制度使得资产阶级总是能从资产阶级政党中筛选出自己忠实的代理人，每隔几年一次的自下而上的代理人竞选活动，也是一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既保持了对本国人民的政治权利的提醒也加强了资产阶级统治。

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世纪60年代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重要的目的就是解决中国无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漂移”问题，迫使共产党遵循阶级统治的“忠诚定律”。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以后就一直在思考接班人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的代理人问题。毛泽东同志支持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之后，才发现刘少奇的治国能力有问题，无法识别正确的阶级统治路线。在毛泽东同志眼中，正确的阶级统治路线是决定政治忠诚的关键因素，否则就会走向阶级统治的敌对面。

如何保持无产阶级统治的政权更迭所筛选出的代理人忠诚于无产阶级，成为毛泽东同志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的毛泽东同志可以选择的方式应该是有多种的：比如西方民主大选方式，民主政党轮替方式等等，但是毛泽东同志却都没有考虑，而是采取了放手组织和发动无产阶级政治社团造反夺权道路，诞生了无产阶级统治下的“社团执政”实践。

无产阶级政治社团造反夺权，是毛泽东同志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认识和探索过程；不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老路，根据中国无产阶级民主政权建设的实际情况开创出一条新路。首先，1957年反右运动中群众自发形成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得以延续，并成为无产阶级统治下的阶级民主的主要形式与方法。它们能够迅速的点燃群众的政治热情，也能够快捷的产生社会效应，揭露社会问题，便于党委机关全面方便的掌握社情民意，最重要的是它们的批判功能有助于揭露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毛泽东同志在文革运动早期还是希望各级党委能够对批判走资派发挥领导作用，直到“五一六通知”发表，明确规定党委要批判走资派，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只是提到要发动群众，而没有提到组织群众社团。第三，从“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到“文革十六条”期间，学生运动开始活跃起来，陆续自发出现了学生社团组织，但是很快被刘少奇为首的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行打压，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导致了毛泽东迅速的认可学生组织的反抗，撤出工作组，基本放弃党委领导，开始真正践行“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第四，“文革十六条”的颁发，是文革运动中一个最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是无产阶级统治最具有突破性的创举，最核心的就是认可“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正是因为群众社团组织的合法化，同时被赋予为权力机构，使得群众社团成为与政府机构平级的权力组织，具备了对抗政府的合法权力主体地位。最后，上海夺权的成功，让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无产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政治社团强大的领导组织能力，才彻底改变了他原有的在运动中只是‘撤换领导者’的设想。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决定打倒原有的政权体系，建立新的政权结构，彻底的实现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政治社团管理国家政权。

无产阶级政治社团是在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社团形式主要有学生社团与工人社团，其他形式的社团在文革中政治作用大多不明显，学生社团主要起到了发起和推动工人社团形成的核心作用；工人社团主要成员都是在生产劳动第一线的工农，是无产阶级群众在政治对抗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自觉的产物，是文革政权更迭的核心力量。无产阶级政治社团尤其是工人社团有力的促进了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生活的能力，尤其是涌现出大批的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代理人。无产阶级政治社团的出现，有力的遏制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官僚化趋势，延缓了中国官僚阶级的形成。无产阶级政治社团的出现，是共产党执政后民间第一次自觉出现的忠诚于无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力量，是对共产党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的有力钳制。

综上所述，“社团执政”是指在只有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国家中，给予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言论、集会、结社与出版自由，利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的形式，实现无产阶级政治社团的大联合，用新的无产阶级“社团执政”替换旧的无产阶级政权统治机构，每七年至八年进行一次这样的无产阶级统治的政权更迭，充分实现无产阶级国家的直接民主政治模式。文革时期的“社团执政”有力的遏制了“阶级漂移”现象，巩固了无产阶级统治。在文革期间的言论、集会、结社与出版自由，“四大”民主形式都有力的推动了无产阶级政治上的成熟，提高了无产阶级对国家生产生活和政权管理能力。

阶级统治的“忠诚定律”要求在统治阶级内部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民主才能够防止“阶级漂移”，才能够监督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党始终保持服务于本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大多只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如何在无产阶级一党专政的现实条件下充分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文革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无产阶级群众有游行、示威、上访、请愿的自由，有言论、集会、结社与出版自由，重要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文革时期的政治社团都是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产物，社团的参与者都无法脱离自己原来的经济单位，也无法完全脱离劳动岗位，因此社团的主要领导者也就无法形成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的职业官僚，这种政治社团始终都是扎根于无产阶级群众中。

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社团执政”的主要概况

“社团执政”首先在党中央出现。“中央文革小组”本质上就是一个党内官办的政治社团，毛泽东同志当时既是党的领袖也是中央文革的领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十一次全体会议上最后一天曾经引述过一句陈独秀的《国民党四字经》：“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因此毛泽东对于政党内的派别存在是比较了解的，他认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而这种党内的派别存在就为他解决无产阶级政权的忠诚问题，解决“阶级漂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正式成立，主要任务是让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全面、准确、迅速掌握全国文革运动的发展情况。中央文革成员中只有组长陈伯达与顾问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其余人员均无任何中央领导资格，只是列席中央会议。因此516通知发布之后一段时间，文革的主要领导权是在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手里，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小的。当中央下派到各个高校的工作组与学生发生冲突，产生剧烈矛盾和严重后果之后，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多次建议撤销工作组，也依然没有人理会，“中央文革”在中央是没有权力的。正是由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领导下的文革运动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偏差，从批斗“当权派”“走资派”被扭曲成为了批斗普通干部，普通师生，导致了大量冤假错案发生，转移了文革政治斗争方向。毛泽东对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工作基本否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966年8月1日至12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毛泽东建议撤销工作组，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革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矛盾。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本质上是毛泽东正式的宣布“中央文革”将在中央展开夺权斗争。8月12日中央领导机构改选，陈伯达与康生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正式进入中央领导集体。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基本上被周恩来主持的多方政治部门参加的“中央碰头会议”所取代，中央文革成员开始正式介入国家管理，开始直接指导全国的地方政治社团夺权斗争，最典型的就是张春桥直接指导的上海工人政治社团“工总司”夺权斗争。到了1967年2月“二月逆流”之后，许多政治局老干部被打倒，中央工作会议就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成为当时的国家最高权力中枢。“中央文革碰头会”参与人员有三类，中央文革成员、军队代表和国务院，参加会议人员名单由周恩来拟定，戚本禹负责通知到会人员。国家管理政权实际上就已经转移到中央文革手中，中央政权完成了更迭，尤其是周恩来成为事实上的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支持中央文革工作，按照戚本禹的说法就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中，‘江青是总司令，周恩来是政委’。这个文革中形成的临时中央领导架构直到1969年的“九大”正式合法确认，政治局常委五名：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文革另3名重要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委员，至此中央领导权更迭正式完成，中央政治社团“中央文革小组”停止活动，自动消亡，文革历经三年至此结束。

中央文革能够顺利夺取中央领导权，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有密切关系。但是从夺权经过来看，中央文革不能算是自下而上的夺取政权，而是周恩来配合毛泽东所完成的一次权力更迭，只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来实现罢了。正是因为中央文革属于官办社团，在中央权力部门中缺少群众基础，主要依靠毛泽东的威望和力量推动工作，没有形成自己的领导权威，导致了后来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央文革的四名主要成员被其他的中央官僚联合政变抓捕，中央原有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随之亦被颠覆，国家政治发展出现巨变。

地方政治社团的夺权运动中，既有自下而上的民间政治社团，也有官办的政治社团，但是真正由民间政治社团夺权的还是比较少，许多地方官僚会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或者是直接打压民间社团，或者是指使官办社团攻击民间社团，又或者是挑唆民间社团之间的斗争，以此削弱民间社团的夺权力量。

文革期间，中国无产阶级政治最成熟的地方是上海，工业水平最高，产业工人多，革命历史悠久，使得上海无产阶级独立管理经济生活的能力强大。运动中自然筛选出优秀的政治代理人王洪文，带领“工总司”很好的执行了中央文革的政策，及时把握了政治运动的方向，实现了工人社团之间的政治大联合，尤其是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瓦解和争取了最大对立派工人政治社团“赤卫队”，形成了统一的工人政治社团力量，没有造成社会长期的分裂动荡，为社团之间团结一致全面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央文革成员及时的动员了原政府部门中的以徐景贤为代表的中层干部成立了干部社团配合工人社团夺权，维持着政府管理功能的运转，没有导致政府完全瘫痪，社会经济停滞，生产生活产生较大的困难，从整体上把控了夺权方向。被夺权的官僚以陈丕显为代表，在整个工人社团夺权过程中也给予了一些配合，只是提出“三不”政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没有不择手段的去破坏工人社团的活动，破坏工人社团之间的团结。因此上海夺权的成功是众多因素的合力的结果，核心就是形成工人社团与干部社团的联合，夺权的基础性力量是来自联合了的工人社团，辅助性力量是干部社团。这是中国文革时期唯一一个民间无产阶级政治社团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致，自觉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政权更迭的成功案例。上海无产阶级政治社团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夺取了地方政权，并能成功的运行政权，而不使政府瘫痪，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第一次成功的政权更迭方式变革，是无产阶级统治经验中的宝贵政治财富。

上海无产阶级群众通过“社团执政”更迭政权能够比较顺利，基础前提是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充分的无产阶级政治民主的实现，无产阶级群众有游行、示威、上访、请愿的自由，有言论、集会、结社与出版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方式的自由。既是上海工人阶级政治比较成熟的结果；也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支持的结果；还是上海“当权派”基本配合无产阶级政治社团夺权的结果；尤其是有优秀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人张春桥与王洪文能够把控政治方向的结果。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政治力量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没有起到核心作用，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弱小，中国革命的中心被迫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中国革命从工人革命转变成了农民革命，导致了中国工人阶级整体政治觉悟和政治意识都无法达到自觉自为的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大力发展工业，中国工人阶级数量才开始大规模增加，工业正式成为支撑国家建设的发展产业，但是因为国家经济底子薄，工业底子差，短期也无法成为国家支柱产业，工人只有服从官僚的管控而无法自主；中国整体的工业水平低下，人员素质不高，大多数人都是刚脱胎于封建社会，许多工人还是文盲半文盲。无产阶级队伍中既有文化和理论水平，又能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政策的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始终只能是少数，导致了无产阶级整体上政治不成熟，独立性差，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能力不够，这些都造成了工人阶级对共产党很强的依赖性，对党的依赖性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党的官僚的依附性，这形成中国无产阶级的软弱性，这其实也是其他无产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面临的相同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的整体软弱性限制了中国文革运动向纵深的发展，如果要类似上海夺权，实现全国各地政权的无产阶级自觉的政权更迭是几乎不可能的，文革时期许多的无产阶级政治社团被官僚控制，成为官僚对抗无产阶级统治的炮灰，成为官僚对抗其他无产阶级政治社团的工具。尤其是上海夺权之后，激发了当权官僚共愤，开始对手中的权力严防死守，中央出现了老帅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地方上最典型的事件就1967年7月的武汉“七二〇事件”，无产阶级政治社团“百万雄师”公开对抗中央文革，向毛泽东同志施加压力。无产阶级的软弱性也是形成无产阶级政治社团相互对立无法形成团结联合力量的根源，导致了许多地方动乱不止，争权不已，伤害无辜，甚至形成大规模的武斗，死伤众多，对文革形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最典型的就是重庆市的“8.15”与“反到底”两派群众社团相互武斗，死伤上千人，长期无法停止，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毛泽东正是因为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整体的软弱性将导致中国社会混乱不止，再次的调整了他的政权更迭方案，迅速的强行做出了老干部，军人代表，群众社团代表“三结合”的政治调整，建立三方人员参加的革命委员会政权，终止地方政治社团的夺权造成的混乱，结束了上海夺权经验的传播，结束了“社团执政”的实践。

“社团执政”成为无产阶级民主国家诞生的标志

文革中形成的短暂的一党领导下的“社团执政”模式，是对无产阶级国家一党专政制度的重大改革，是对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制度的一个超越，也是对人类政治制度历史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在无产阶级统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推动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向无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进步，奠定了无产阶级民主国家政治形态标准。无产阶级国家总是强调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忽略了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也确实缺乏无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建设。用共产党内民主建设来代替无产阶级内部民主建设经过历史的检验是行不通的，苏共党内民主建设依然无法阻挡苏共成为修正主义政党。文革中把一党专政模式改变成为党领导下的“社团执政”模式，是对无产阶级国家政党统治的制度突破，通过群众政治社团充分的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与无产阶级群众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中国从官僚对国家的管理控制，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对国家的管理控制，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其次，确定了无产阶级民主国家政治个体的基本权力，为无产阶级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形成制度保障。无产阶级群众有游行、示威、上访、请愿的自由，有言论、集会、结社与出版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方式的自由。其中尤其是自由结社，使得无产阶级群众能够通过个体的组合形成自己的政治社团群体，向政府等其他组织表达出有力量的利益诉求，真正的在无产阶级国家内部形成除了党政组织力量之外的第二种群众自觉的组织力量，极大程度帮助群众个体摆脱对党政官僚的依赖，实现群众通过群众政治社团对自己生活与生产的自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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