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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好干部——农民总理陈永贵的晚年生活

2016-10-27 22:5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555| 评论: 0|原作者: 曙光|来自: 红旗网

摘要: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陈永贵,我这一辈子能和毛主席连在一起,知足了。
毛主席的好干部——农民总理陈永贵的晚年生活



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山西省昔阳县乐平镇石山村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198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52年,37岁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到1975年1月60岁的时候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5年之后,辞职。

从贫农到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从老少组、首战白驼沟、三战狼窝掌、大造“海绵田”、巧用“黄土地”等改造旧山河的英雄壮举,到改造贫农赵小和、车把式贾有才的注重政治思想教育,再到“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先进管理模式,无不体现大寨的先进性,体现了大寨人民的勇气、智慧和共产主义精神。而大寨人民中的典型就是陈永贵。不仅如此,他还帮助附近的村子搞生产建设。陈永贵不仅是个生产能手、管理人才,还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陈永贵的讲话后,马上跑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办公室说:“陶书记,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人才!”陶书记问:“是谁?”“陈永贵!他没有一处讲到毛泽东,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陈永贵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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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底,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一清来到大寨,参观完后非常动情地说:“陈永贵虽然是个农民,但他身上有一股强大的魅力,他在复杂的环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农民之外的东西。”从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进入了高层的视野。

1964年12月,陈永贵到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26日上午,会议刚结束,他随着大家一起走出会场,忽然听到周恩来在背后喊他:“永贵同志,请等一下!”他停住了步子。周恩来说:“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饭了,跟我来吧!”周恩来告诉他,“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主席特意要把你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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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休息室,毛泽东紧紧地握住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啊!”席间,毛泽东见陈永贵很少动筷子,就热情地说:“永贵,吃菜,吃菜嘛!”随手为他夹了一筷子,招呼道:“这个菜好,吃这个……永贵同志别客气!”第二天,首都各大报纸都以显著版面登载了毛泽东和陈永贵亲切握手的照片。

随着人们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的官职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从大寨党支部书记,到同时兼任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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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陈永贵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回到医院,通知他马上去一趟。周恩来一见陈永贵,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陈永贵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这个副总理!”周恩来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就在这次会议上,陈永贵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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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辞职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你来写,我说。”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其他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与陈永贵对立的一派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心绪渐渐转开了。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

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就是了。

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1983年春,陈永贵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病危

1985年7月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便时常谈起后事。一次,有人谈起报刊上批判蒯大富的文章,陈永贵对陈明珠说:“唉,我死了,还不像蒯大富那样给我说个乱七八糟哩?”这时,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一次,李喜慎来看他,陈永贵说:“喜慎,肺癌能活几天?我去世后,你们把昔阳的事澄清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花了5000万元,社员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这个债哩。”说着说着陈永贵流下眼泪。

临终前,陈永贵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叶归根,回大寨去死。陈明珠把他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嘱咐陈明珠:把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400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临终前5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永远地睡着了。陈永贵同志病重期间,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陈永贵同志在大寨和北京东郊农场的生前好友,都来过医院看望。

陈永贵逝世后,宋玉玲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第三天下午,一辆高级轿车在八宝山火化场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人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一道人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

5天后,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时,只见昔阳县的领导人已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也在此迎灵。

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把大寨围个水池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放声大哭。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骨灰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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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陈永贵的遗愿, 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 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后人评说

他本来可以享受政治局委员的“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馒头、面疙瘩,就着老咸菜或苦瓜,稀里呼噜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来了,他就煮面条招待。他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一合的劣质烟。晚年,他患了肺癌,大约与抽劣质烟有关系。

陈永贵刚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每天很早起床,自己叠被、扫地、泡茶、洗衣,警卫员抢着帮他做,他不喜欢地说“我又不是没长手”!宾馆走廊电灯亮到天明,他觉得很浪费,就去关掉。服务员又打开,他又去关掉。搬进中南海,给他配了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都围着他转,他十分不自在。后来住进交道口胡同小院,这里空地很多,他抽空开出来,种上豆角、西红柿,吃不完就给警卫班食堂。

陈永贵出访和视察,很注重廉洁自律。他赴墨西哥访问,不带服务员,不带管理员,一切由警卫员统管。驻墨大使姚广也是昔阳人,得知出访人员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很便宜。他知道了厉声说:“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是上海表。不行不行!”他视察云南、贵州,返回时发现随行人员带的有云烟和茅台,发了一通火让人家务必把钱寄过去。到拉萨视察,他不去布达拉宫参观。他说:“庄稼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

正像他临终说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陈永贵,我这一辈子能和毛主席连在一起,知足了。
是啊,提起社会主义建设,谁能忘了“农业学大寨”的主角陈永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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