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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西路军研究之研究(六)

2016-11-14 11:02|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536| 评论: 1|原作者: 流波

摘要: 张国焘出尔反尔的行径,也遭到了一、二、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强烈反对。彭德怀就张国焘的 西退计划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揭露:其目的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
红军西路军研究之研究(六)                        

    ——暨西路军研究正本清源最新成果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暨西路军76周年祭

    把流波给《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一文按语做为引读:郭建波同志关于“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十分详尽剖析了这一历史问题,鲜明的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站偏了立场、 带 上了有色眼镜反扑历史上已经做出了相对正确结论的关于红西路军问题上的歪理邪说、是目前这方面较详细、全面的文字说明。红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红军大规模长征结束后张国焘西退 路线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以(黄)河东建立起全民抗日为起点承担起民族解放义务的大格局思维分歧产生的悲剧;也就是说,三大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红军是坚持河东抗日前线 还  是完全向西北退却面临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选择;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河东开辟中华民族新命运,而红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组成)主要领导表面上向中央毛主席请 示  ,实际上却始终执行国焘西退路线,加上思想上依赖远方产生惰性(苏联援助,实际竹篮打水),军事上不执行毛主席“不打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甘 、  青二马)、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在逐步损耗、失败的过程中始终不愿反醒,三次丧失折返河东的机会,最后导致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

    (二)“西路军”的形成

    “西路军”的形成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说西路军的形成是偶然,是因为在四方面军三个军和总部及其它过黄河时,中央、毛泽东并没有在当时要组织其或任何其它部队向西打通远方的计划 ,相反是展开宁夏战役,所以不断要求四方面军除渡过一个军去攻打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外其余必须留在河东进行阻击南敌的战役;当红四方面军不如实执行中央 命令,借红四方面军三十军过河后加紧其它几个军过河时,中革军委向红军总部及三个方面军领导人发出《关于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的电报,在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部快速布局并实施四 方面军主力渡河时,强调“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变通“规定以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尾随红三十军渡河”;“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三个军)留 在河东”;“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派一个军占领定远营”。【《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71页】当然,结果是,当1936年10月25日,红 三十军渡过黄河后,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五军和方面军总部及其它军种等也渡过 了黄河。说西路军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是因为无论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张国焘等都达成了打通苏联 获得援助的共识,只是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过河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共同确定的是从北面也即宁夏、绥远方向接近苏联而不是西面的甘西、新疆方向。

    面对张国焘的动摇,毛泽东用心良苦,仁至义尽。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调胡宗南军队南下节制;红二、四方面军也会合,红一方面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发起了西征战役,为迎 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然而,正如一年前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开始了红军主力北上还是南下之争,结果是张国焘军阀主义、宗派主义、狼子野心并发,带 领大部分红军南下折腾了一年损失一半后又逼迫北上,而历史却是惊人的相似,张国焘一直左右摇摆,大闹漳县强行改变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精神,强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 …折腾开来,此时,两广事件已经平息,蒋介石火速令胡宗南敌回师西北,从南边凶汹而来,实施宁夏战役的最好时机已经丧失。但整体分析红军当时的军事情况,红一、二、四三方面军会 集甘南,一方面军在东、四方面军在西、二方面军在南,形成品字形,感觉就如两把尖刀左右挥刺宁夏,后有盾牌护住,形势还是有利的。并且无论形势变化,纵然强敌从南面来,关键就是 击破所追南敌,则挥师宁夏的凌厉攻势不会改变,这就是毛泽东、军委反复向四方面军去电报加以强调先阻止南敌是第一要着的原因,生怕张国焘动摇生变。而假如四方面军按张国焘命令迅 速由兰州西的永靖、循化一带西渡黄河,虽然本身回避了与南敌的交锋,也就抽开了杀向宁夏最有力的一把刀,毛泽东精心布局的宁夏战役的框架被拆解,也实质置红一、二方面军于南北之 敌挟击的危险境地,更难说击溃南敌再进行宁夏战役了,则红军的命运可能面临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漳县会议后张国焘又公开挑衅中央权威。经过漳县一闹,张国焘因南下失败在四方面军中威望有所下降的趋势得到了缓解,并更加深了对红军总部机要局的控制,这一切,又使张国焘感觉底 气又回来了,又开始向中央提出关于统一指挥红军的问题。如果说在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时,出于各方面考虑,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的决定都只局限于党的中央委员这一层,并没向全 党公布;那么在张国焘被逼迫取消另立“中央”时,中央还是没有进一步对张做出组织上的处理,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央还给予他主席的职位,使他在反省的路 上根本不思量;张国焘大闹漳县,厚道的朱总司令终于愤怒的说“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已签字同意北上计划,但未经中共中央西北局重新讨论,又马上改变计划,张国焘把自己同 党对立起来了”,但“漳县事件”后,中央还是采取妥协于张的态度,始终顾忌于几万红军的安危和去向,尽最大努力期待当时这支数量最大的红军能早日回到中央的直接领导上来。而张国 焘呢,在向中央阐述战略部署、解释西去的理由时,暗藏着的是关于中央领导权的问题。如上面说到过的关于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张国焘明确表示“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我们认为须国 际最后之决定”,不认同当下中央、中革军委的权威;在1936年9月26日12时《关于先机占领甘北等问题》的电报中又说:“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 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40页】这其实是典型的挑拨离间中央,因为遵义会议后,实际的中央领导本身就是张闻天(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而遵义会议推出毛泽东进入军事决策圈— —也只是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的帮助者——打赢了,功劳是大家的,打输了,连林彪都出来“拱”,要撤换毛泽东;直到1936年12月,毛泽东才真正成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请洛 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言下之意,就是言明我们只听洛甫的,今后西北局的工作同样是这个意思,这也间接解释了他取消另立的中央以来对中央、中革军委是采取基本不合作、 配合的理由。

    毛泽东从秋收起义亲手开辟井岗山,建立中央苏区到现在,一次次挽救红军,却一次次被边缘化,但从来不怨天尤人,在个人命运最困难的时候,想到的还是整体红军、党的前途命运,这就 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天壤之别;当时中央领导层的这种格局、毛泽东地位的尴尬,给了带着军阀作风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张国焘可乘之机,红四方面军两万多将士的前途凶险未卜。接着9月26日 20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再次致电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为其“西进计划”进行辩解,电报最后说:“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误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 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关于统一领导问题已有具体提议,因恐同志对西渡计划可发生延误统一领导之误会,故决然如此,从此领导完全统一可期,当可谅解。” 【《 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41页】其实,当时张国焘认为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将成定局,也就认定中央统一领导红四方面军已经成为不可 能,至于你们“对西渡计划可发生延误统一领导之误会”,那就误会吧,我“故决然如此”;“从此领导完全统一可期”,其实是句幸灾乐祸的反话:“甭想了”!未了再调侃一句:“当可 谅解”——对不起啊!

    张国焘左右摇摆,中央、毛泽东尽力挽危局。无论张国焘当时怎么为他的西进辩解,而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中央与共产国际商定的从宁夏、绥远方向的具体援助计划,重点是向东而不是 向西。看看毛泽东在1936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说:“今天讨论一个军事问题,就是夺取宁夏,大体计划已定下来了。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 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陕甘亦可巩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二○ ○二年八月第一版,第582页】同日,毛泽东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问题,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致任弼时、贺龙: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 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红 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屯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 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二○○二年八月第 一版,第582页至583页】不过,张国焘听的不是这些,而是中央、二方面军对他所作所为的态度,他内心害怕的是会合后红军形成的统一领导的格局。正如后来陈昌浩说的:“岷州会议是西 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那时,我和总司令、刘伯承都谈过了, 无论如何要会合,甘孜会议的决议不能在半路上违反。” 【《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32—33页】9月21日,党中央在致电西北局与红 二、四方面军领导时指出:计划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为了消除张国焘的顾虑,9月22日,毛泽东、林育英、 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林育英俟朱、张到达界石铺大道即动身来前方。【《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35页】中央其实已经向张国焘露了政治底线——“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而张国焘对中央的这些“软弱”做出的是同日也即9月22日,在漳县强行 召开西北局会议,粗暴改变刚开的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决定的四方面军北上开展《静宁、会宁战役纲领》的决定,又拉四方面军西渡黄河。2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接朱 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再次表明与张国 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26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此次我们总算仁至义尽,国焘动摇,老总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 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42页】

    张国焘出尔反尔的行径,也遭到了一、二、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强烈反对。25日,聂荣臻在复电毛泽东时指出:大帅此时全系逃避战斗之狡计,将有在临夏偷安可能;26日,彭德怀就张国焘的 西退计划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揭露:其目的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再加上红二方面军坚决要求党和军队统一领 导和作战方针,25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请红四方面军停止西进。电文表示:

    (甲)你们提议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我们认为这是为着党的顺利团结、加强党在目前紧急关头中对革命战争领导最适当的建议。

    (乙)关于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 面军实际情况,做出三个方面军行动的最后决定。

    (丙)以四方面军目前位置再北移转会宁地区,尚不致丧失时机。我们请求你们暂以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以待陕北之决定。陕北与国际有联络,因国内情况较明了,而且与各方面行 动、统一战线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订出有利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 【《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45页】经过斗争,致使此 次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被迫北上后的个人野心活动没有最后实行,却使红军失去了宁夏战役的前期最加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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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远航一号 2016-11-14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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