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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西路军研究之研究(十四)

2016-11-23 09:09|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2052| 评论: 1|原作者: 流波

摘要: 红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四军、三十一军就是四方面军的私家军队吗?西路军总部从过河不久就开始了这种无理要求,折腾两万多红军不甘心?要丧失更多红军的有生力量?
红军西路军研究之研究(十四)                        

    ——暨西路军研究正本清源最新成果

    把流波给《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一文按语做为引读:郭建波同志关于“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十分详尽剖析了这一历史问题,鲜明的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站偏了立场、带上了有色眼镜反扑历史上已经做出了相对正确结论的关于红西路军问题上的歪理邪说、是目前这方面较详细、全面的文字说明。红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红军大规模长征结束后张国焘西退路线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以(黄)河东建立起全民抗日为起点承担起民族解放义务的大格局思维分歧产生的悲剧;也就是说,三大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红军是坚持河东抗日前线还是完全向西北退却面临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选择;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河东开辟中华民族新命运,而红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组成)主要领导表面上向中央毛主席请示,实际上却始终执行国焘西退路线,加上思想上依赖远方产生惰性(苏联援助,实际竹篮打水),军事上不执行毛主席“不打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甘、青二马)、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在逐步损耗、失败的过程中始终不愿反醒,三次丧失折返河东的机会,最后导致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

    

    继续把中央、毛泽东旨意当耳边风,西路军失败不可避免。张国焘的红军总部没来得急过河,只有红四方面军总部以过河指挥为由急切切过河去了,那么,他们在听取红军总部--来自张国焘的指令和来自中央的指令会有所改变吗?前面已经分析,这个问题,将关乎西路军命运的根本,问题的实质在于,对张国焘的正式组织处理,中央是非常不及时的、不到位的,而当党中央开展对张国焘错误实质批判之时,西路军命运也已走到尽头。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率红军大部南下时,中央、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采取等待、争取的态度;当形势变化,张国焘被迫再北上时,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又有了名义上的“指挥权”;而这时的西路军上面仍有红军总部来自张国焘的旨意,他们对中革军委、毛泽东的指导虽然实际不执行但还是有所顾忌--毕竟张国焘的处境已经今非昔比--急了他们甚至直接绕过军委向中央电告;至于彭德怀前线总指挥部,西路军几乎可以忽略,只是到了西路军失败前夕,随着张国焘地位的岌岌可危,才又有了一些电报联系的。

    其实,做为军队,最怕就是上级的乱、瞎指挥和不切实际的命令,所以咱们古代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说,这是很好的历史经验。但这一点于西路军却是庆幸的,相反西路军很大程度上的失败就在于没有认真思考、执行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指示,有的甚至于是反复的叮嘱,如一直考虑让他们东返,考虑到苏联改变援助方向后的时间问题,明确在三个月内不要把战胜敌人和困难放在外部的援助上,由此军事上一定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不是消耗战,政治上、组织上要建立根据地,把作战要点、做群众工作的诀窍都反复电示之,然后还把主动权交给他们--这点其实是多余的--因为他们除了向中央讨名分、说困难、要四军和三十一军归建等外,几乎是不愿意听更甭说执行中央的指示的,对毛泽东的苦口婆心基本是当耳边风。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是想方设法主张、支持他们过河、向西去的,至于具体作战,张国焘在河东,并且张有强烈的要过河的红军在河西能打出一片天地来的念想,这是他想要的结局和资本;而毛泽东所在的中央、中革军委,则经过了中央根据地的洗礼和红军长征的历练,反复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特别是政治、军事才能的无人过及,但当时的西路军总部一些领导对于这些当然没有认识,假设张国焘不被野心蒙住心窍也有了这样的认识,则三大红军主力在毛泽东中央指挥下也就不会出现长征途中这些反复的内讧、自损了;想想看毛泽东审视国际国内做出的给西路军的指示会是多么的重要和英明而决不会是不切实际的指令,但偏偏此时的西路军总部秉承的还是当时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时与中央、中革军委的所谓的“领导与被领导”--其实并不服从更不要说执行这样的关系,这就实质宣告了西路军会在危险的路上迷途前行。

    放弃东返是自绝生路。为了稳住过河红军的快速西去,毛泽东、中央是想了办法的,一是暂时搁置过河红军制定的《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的批复,然这个计划张国焘在的红军总部当然是立即予以批准,至于中央没批准不影响过河红军的实际实行。接着过几天又去电报询问他们的具体情况,问他们东返有什么困难,这其实是强烈示意他们返回河东来,当然,实际是他们更加快了西去的实际行动,中央尔后也就只好按他们的合理要求,批准他们西去和他们要求的军政组织机构,西路军正式形成。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的实施,西路军突进到河西走廊的腰部,九军受到重创。这时的西路军还是去远方打通联系心切,红军总部也来电军委认为西路军再返东不可能,还提出希望河东红军策应的要求。中央、毛泽东从当时全局考虑,一方面是苏联改从新疆援助有个过程,二是牵涉到苏联与盛世才的关系和盛世才对红军的态度,还有其它形势的变化等等,这些都是不定因素,中央也是把握不了的;同时,河东红军其时正在实行打破蒋介石围剿的山城堡战役,所以还是希望他们不要太心切,在现地区开展工作,保留东返的余地,并就他们的行动进行了一系列指示、建议。如1936年11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持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130页】前面我们已经分析,对于过河的红军来说,只要苏联提供援助没有真正确定和存在变数,又有不准红军入新疆发展的约束,并且当时新疆对内地进入是要办理证件之类的,则红军越深入西面荒漠地带就越危险;如果红军在中部条件相对好、汉族相对多的地方都不能站住脚,则越深入西面,马家军又多骑兵的条件下,更是凶险万千。当时正值西安事变之际,中央根据当时情况对西路军在东返或西进上进行着调整,命令频繁,但并没有让西路军形成实质东返的行动;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东返还是西进进行了军政委员会议讨论,多数人认为马家军主力集中在东面,衡量再三,还是认为西进比东进好,徐向前赞同多数的意见,陈昌浩则认为要执行中央东返指示。就西路军来说,借西安事变马匪有所惊慌之际,坚决东返,必定有新的气象。对于中央、毛泽东,整个西路军向西的过程其实都在盼他们回归,只是在他们西去的急迫心情下,因为中央批准不批准,西路军自己认定的事还是会去做的,也就顺事顺情予以批准罢了。徐向前有个回忆:“二十二日,(中央)来电征询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的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大些……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陈昌浩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东进兰州附近,取得物资补充,向河东进击。我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我军乘虚西进,把握大,损失小,最有利;东进,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马敌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历史的回顾》 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第431页】 陈昌浩说:“中央来电指示我们,让我们考虑是西进好还是东进好。那时我们考虑东面有马家的部队和蒋介石的部队,敌人力量大,西路只有马家的部队,因此答复中央与其东进还不如继续西进,实际上那时还是害怕蒋介石的部队。仍一股劲往西走,还是非打通国际路线不可。结果既无补充,又无群众基础,希望越来越小了。”【陈昌浩:《1961年5月10日的谈话》,转引自刘统《北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页】也就是说,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时期是相对安定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央由此希望西路军能相机配合河东形势和军事变化的斗争,主要是指示他们东返向兰州靠拢,配合友军;但由于西安事变迅速得到了解决,西路军又对东返有畏难情绪,大部分主张西进,所以中央又只好依照他们的意愿命令他们继续西进,西路军又一次丧失东返机会。 而只有在高台五军惨遭失败后,西路军领导才真正意识到应当东返了,这使中央、毛泽东多高兴,立即组织西路军东返的各项工作,为使西路军更灵活机动,于1937年1月24日回电西路军时还明确了“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的自断权,多么希望他们结束这样的无厘头冒险生涯,真正回到党中央直接指挥的怀抱。1937年1月25日24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传授东归战略方针:……特别是西路军所处现状,估计“二马”仍不会停止对你们的追堵;我们虽以各方用力设法援助西路军,但惟一的仍须依靠你们,用自力在战胜“二马”条件下完成你们的东进任务;……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行进中,讲求集团秘密,埋伏,诱敌,迷敌,依敌来击敌,是最重要的;深入的政治动员,严肃红军纪律,坚决不依靠外力,使人人具有誓死必胜的决心……【《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郝成铭、朱永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第556页至557页】电报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中央对西路军在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一贯方针,将毛泽东本身思虑问题时的辩证、严谨、果敢、气魄等气质充溢于电报的字里行间。只是毛主席、中央又空欢喜奔波一场,没几天,因西洞堡战的胜利,又改变了他们东返的想法,这次是真的断送了希望,因为随着后面的消耗、失败,他们就是再次清醒想东返也再没力量和机会了。

    无理向中央要归建,西路军作战状态步入恶性循环。去青海、甘西、新疆建立根据地不仅是张国焘北上后的强烈愿望,也可能是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干部长征北上以来的倾向性情节,而且在四方面军主力没过河时,天真烂漫以为到河西走廊去是度假--小小马匪随意就收拾掉了。因为是借中央可以过河一个军去攻打定远营指令而寻机让四方面军主力过河去了,目的当然不是执行中央、毛泽东的宁夏战役、攻打定远营战略而布局,而是自己早已相好的去甘西、新疆;但实际过河的行动毕竟是仓促的,是违背中央、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河东打击南面追敌的反复指示的,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周密的军事的、政治的计划等,对西北甘西等特殊民族地区更没有什么了解,《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很大程度上带有希望通过作战使过河红军尽快向甘西转移之意。如果是带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带走红军主力三分之一强的过河红军应当在河西扎下根来,打出一片自己生存的天地,至少能坚持久一点,等待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变,形成河西抗日统一战线小局面,总有个好点的结局;而实际却因为始终幻想急盼于“远方的援助”再回头与马敌决战而放弃了下基本功--包括拿出勇气、计划打马家军歼灭战和必要的根据地建设,急切切只顾一路向西去,造成如此快速惨败的结局。

    当他们古浪受挫继续向西到达河西走廊的蜂腰部时的1936年11月1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发出了重要电报:

    “甲、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果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使尔后与远方见面时焕然一新。

    乙、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

    丙、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汽车送,正办交涉中。

    丁、袁立夫不要派去,无安全保障;邓发以公开名义西行,还经过五个月,新疆没有护照不准入口。”【《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129页】

     这个电报可以说是西路军在最关键时刻、关键地段得到中央、毛泽东最重要的指点。为什么说是最关键的时刻,是因为河东红军正在实施没有了红四方面军主力的旨在打破蒋介石对河东红军围剿的山城堡战役,这一仗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力红军的实际命运;之所以说是关键的地段,是说西路军在苏联援助没有具体准信的时刻并不容许红军入新疆的情况下是越往西之荒漠地带就越危险,而现在这个地段相比各方面条件都是最佳的;为什么只说是最重要的“指点”而不说指示,是因为自长征张国焘率军南下分裂党中央、红军到现在,由于张国焘等的因素,红四方面军总部(现西路军总部)确实没有认真的主动的执行过中央、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大多是互相通报式的建议罢了。上面这个电报之所以极端重要,我们分析几点如下:一是明确、准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们,远方的物资无论从准备到运输,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急是没有用的;二是去远方路坏、荒僻、人烟稀少,所以就是去也只能是一部,不是特殊情况主力不能深入;三是军事上要“控制古浪险要”,也就是必须再夺回古浪险要,并由此调动马匪打其歼灭战,又能远拒毛炳文,红军才有回旋余地;四是要进行军事训练、整肃红军纪律、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会计给养制度等,也就是必须在这里建立起牢固的红色根据地,牢牢控制河西走廊中部,为将来形势的变化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到来打下河西良好的基础。中央、毛泽东对这份电报的内容是高度关注的,生怕河西红军不会认真理会,所以同日,周恩来又从陕北赶往红军总部进行勾通;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联名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就西路军行动方针提出意见,实际是中央18日电文内容的细化。再联系后来几天毛泽东、中央反复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主力着重在凉州、永昌、肃州之线集中兵力各个消灭马部,不打消耗战;进则集中进,退则集中退,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只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同时提醒他们,“坚决反对退入新疆”。至此,该当说,中央、毛泽东从战略、战术、思想、政治、根据地建设、群众工作等等各个方面都给予了详细、完整的指导,有战略头脑再加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西路军应当是无所畏惧和能战无不胜的了。但后来的事实却相反,他们居然在这里站不住脚了,他们自己要向西去,还指望着红军主力也过河西来,然后比古浪更惨败的高台失守又马上重演,这时终于有了点清醒自己主动要东返,又因一小胜又放弃再西去,等待的是把西路军消耗殆尽。也就是说,细细分析,在1937年1月下旬东返偶然取得了西洞堡胜利时的西路军,人数还近1万4千多,还是一支数量可观、力量可观的队伍 ;在西返后不到一个月的倪家营消耗战,其间也主动向威敌堡转移又返进倪家营苦苦被动消耗到人数不到一万,才又下决心转移祁连山;每次的转移西进等待着被围剿、损耗、失败,感觉当时的西路军总部你就是再给他多少兵力等待的就是被动、损失、消耗,不能不说西路军总部的指挥能力是高度值得怀疑的,这也是后来张国焘认为若是他过河了亲自来指挥策划断不至于如此失败的事由。

    但西路军总部有一点是不会忘记的,就是向中央要求红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这是极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表现,也正是他们把战胜困难、敌人放到外援上的突出表现。当西路军从1937年1月4日开始向中央求救时,这种无理要求达到顶峰。6日向中央要求归还四、三十一军建制,8日再次请求四、三十一军前去增援。24日12时,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进入高台、临泽地区,西面是穷十八站,至少暂时不能西进。‘二马’因未受严重打击,十分猖獗,数日前袭击指挥部,幸损失不大。领导机关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放在依赖外力援助上,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郝成铭、朱永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第550页】这份电报指出了西路军领导机关缺乏信心,希望中央或其它力量“把‘二马’弄好”--摆平,要几千里外的第四、三十一军去救援——胡搅蛮缠的瞎胡闹。红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四军、三十一军就是四方面军的私家军队吗?西路军总部从过河不久就开始了这种无理要求,折腾两万多红军不甘心?要丧失更多红军的有生力量?过河的红五军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是从井冈山时期转战过来的,中央也没说要红四方面军和现在的西路军总部归还建制。所以西路军总部保留的原张国焘军阀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等错误倾向确实是非常严重的,这也是他们不能战胜敌人的内质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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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远航一号 2016-11-23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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