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清华的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说，你们完全不用担心房子的问题，如果连清华的学生都买不起房子了，那么这个社会就离崩溃不远了。十年后，他发现自己真的错了。

前些天，澎湃新闻发表了一篇《985、211大学生为何愤懑焦虑：“预备中产”之殇》，文中指出，今年九月份开始的这一轮房价暴涨产生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社会情绪，就是“预备中产阶层”的绝望感。自从90年代末推行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以来，大学生就业难和无产化的困境已经被讨论了十来年。但是之前被讨论的对象，主要是以寒门子弟为主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是被中产掌握话语权的主流舆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的态度来关注和讨论的。而最近这轮社会情绪的表达，则蔓延到了“中产阶层”本身,更准确地说，是在残酷的高考竞争中拼杀出来、处于现代科举制度的金字塔顶端，自我定位为“中产”后备军、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支撑（焦点在房产），“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985、211高校毕业生群体。最近几个月在朋友圈流传的几个100000+，包括《一个非典型985毕业生的大学简史》、《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等，集中表达了这种“预备中产阶层”“转正”的渠道被凝滞的困境和绝望感。

这是今天“985名校”精英学生的烦恼，而在81年前，民国名校的知识精英们，则面临着另外的痛苦和迷茫。与五四运动包含了学生、工人、商人等社会各阶层群众不同，一二九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主要是大学生。而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看下民国时期的统计数字。1934年，中国高校共有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而学生的数量是41768。这是个什么概念呢？2015年清华大学在校学生总人数是37650个，也就是说，现在清华一个学校的学生数量几乎相当于民国时期全国在校大学生的总和了。当然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总数是4万万，现在已经14万万了，排除掉人口因素的影响，三十年代的任何一所高校的大学生如果放到现在，都是妥妥的top5名校高材生。

在一个遍地是文盲的社会里，读个小学出来都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如果放到前清，那至少是举人这个层次的，属于一毕业就能进入统治阶层的一群人。而且这群人不仅学历高长得帅，而且一般出身也都很好。据统计，当时一名普通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约为每人每年30圆，而1932年一名普通清华学子年开销近250圆，是普通人平均生活消费的十倍。如果换算成现在的物价标准，那也就意味着每年上大学的费用至少得十万以上，四年读下来的花销得几十万。

这也就意味着，在被民国粉们美化了的那个“民国范儿”的时代里，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社会与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绝缘的。早在1923年，就有统计指出，“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强，小资产阶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照此推算，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至少在90％以上。当时有一些报纸就指出了这种现象:“近日高等教育，几乎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可应付。”

那么这群学历高、出身好、学习用功的民国高富帅大学霸们，为什么不好好在学校读书，偏偏要出来搞事呢？我们看看清华大学的前校长蒋南翔同志在当时写的一份《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就知道了：

危机日见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认为学生的本份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由办法”。几年以来,只被安排在“读经”“尊孔”“礼义廉耻”的空气下摸索，痴待着“民族复兴”的“奇迹”！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国民党忽悠学生的办法，不外乎“读经”、“尊孔”还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套。可是“国学”学得再好、孔夫子捧得再高、“民族复兴”的口号喊得再响，解决不了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一群名流、学者、要人忽悠同学们说学生的本分是“安心读书”，解决社会问题是“当国者”的事情。可是，华北之大，还能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