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 —— 毛主席关于实践唯一标准的两句话

质疑：毛主席关于实践唯一标准的两句话

萧竹

2016-12-12

　　很久以来，网上就传播，1963年11月18日，毛主席曾在《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草稿修改批语中增添“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句话;还有，毛主席曾经手书过一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字条。

　　关于这一事件的真实性，有些人认为这是真的，并以毛主席的手迹字条、草稿修改批语影印页和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员的回忆为证;也有些人考证这很可能是作假。

　　例如，曾在国家计委工作过40年的资深老干部刘日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场哲学闹剧》一文(2008.05.21.)中说：“令人奇怪的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部长级领导干部中，传阅一个用毛主席字体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毛笔字条（大约2公分宽，12公分长），以证明这是毛主席确实讲过并亲笔写下来的。我碰巧看到了这个字条，当时有两点怀疑：如果说这个字条是真的，一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郭沫若诗句说：“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为什么1937年在《实践论》里不写上“唯一标准”？1963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又不写上“唯一标准”？二是字条没有署名和写时间，不符合毛主席题字的习惯。而且字体比较嫩，像年青人的字，秀气有余，功底不足，也不像晚年毛主席写字时手发颤的字迹。显然，这很可能是作假，以骗取那些部级干部的信用，可见其用心之良苦！这是我二十多年来头一次公开讲这个真实的故事，我想在那些老部长们中，一定有人会记得这件离奇的事的。”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

　　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是以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为形式、以精英主义的主观唯心论为内核的二元混合论哲学观，与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实践和认识的唯物辩证统一观，是根本对立的哲学观体系。在浩瀚的马恩列毛著作中，根本找不到这种论断及其根据，存在的只是与之的根本体系对立。(详见：《萧竹：论检验理论路线真理性的正确标准》和《萧竹：实践唯一标准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基石吗?》)

　　其实，通俗地讲，邓、胡所倡导的“实践唯一标准论”，如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样，其要害都是：否认无产阶级政治统帅。

　　②联系《五评》的语境——“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这里的“真理”，具体所指的是马列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它需要通过社会实践从正面和反面(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破坏和平的严重社会后果)两个方面进行验证并发挥教育作用。在这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的本意，并不是要否定马列主义真理的指导地位。不过，《五评》中用这句话来加强相关意思的表达，在哲学上确实不太严谨。不过，《五评》毕竟不是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也不是刻意在搞“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个把不严谨的地方，也无碍批修大局。

　　③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毛主席对《五评》稿的修改批语，确实存在着很多应该引起深度质疑的地方：

　　一是此事确实有些离奇。如果，“实践唯一标准论”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毛主席在创作时，或者《毛泽东选集》修改时，还不早就把它收到著作中去了?如果，“实践唯一标准论”在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真理面前，站得住脚，何必在《五评》发表已近20年之后，还刻意在部长级领导干部中传阅毛主席的笔体手迹、并渲染毛主席对《五评》稿的修改批语?这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的意味?自古伪造遗诏的事件并不鲜见。当然，尚未科学考证原件时，并不排除人们怀疑错了的可能。但是诸多重大疑点是存在的，人们心存疑虑也属正常。再说了，改开以来的造假风也忒烈了一些，几乎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不含毒;金融庞氏骗局大行其道;甚至连“指导理论”都可以“那个”(例如，非把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造，说成“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所以，恐怕调动权力资源对修改批语进行“那个”，并非没有可能。

　　二是刘日新老前辈亲眼所见的毛主席笔体的手迹，是没有签名和时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字条，而所传(有影印件)的毛主席对《五评》稿的修改批语，则是在一页稿纸上添加的修改手迹：“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上述纸条多了“社会”俩字)。又是纸条，又是稿纸，还差着“社会”俩字，这不又是一个蹊跷?可越描越“那个”的过节渲染多了，是不更暗示着表象背后的真相有点“那个”?

　　④退一步讲，即使《五评》中的这句话真的是毛主席添加的，又能怎样?

　　评判一种思想路线的性质，不是只听他说了句什么显要的话，而是关键看他实际上推行的是什么性质的思想路线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效果。就像有些人，嘴里喊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脚上迈的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实践唯一标准论”的倡导者们，就是这样，嘴里强调的是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唯一”(否认了理论指导标准，割裂了实践和认识的唯物辩证关系)，实际上操作时，连他们自己也做不到只运用“唯一”的实践标准(他们只重视官僚精英的局部社会实践阅历，而不是真的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民心)，不运用任何理论指导标准，而是以自己偏好的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和实用主义理念作为理论指导标准。这样，他们实际上否认的，就不是所有的理论指导标准，而是打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号，只排斥真理指导标准(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列毛主义真理体系)，以致造成严重的社会堕落后果。

　　至于毛主席，不管他是否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类话，他实际上奉行的确是：既重视实践标准的基础性地位、又重视真理标准的指导性地位的唯物辩证路线。老人家一贯强调“突出政治”，就是强调真理对实践的正确指导作用，这才是对实践基础地位的真正重视，

　　另外，我想，“实践唯一标准论”的倡导者们，也不会相信，毛主席如果还活着会支持他们的这种哲学路线。他们之所以要把“实践唯一标准论”和毛主席捆绑在一起，恐怕并不是相信“实践唯一标准论”符合毛泽东思想，而是意在“借助钟馗，发难钟馗”吧?否则，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也符合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就要否定?而显然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唯一标准论”，却为什么非要坐实在毛主席的身上?即使毛主席真的说过这类话，不是有“全面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等法宝吗?何不去“全面准确”一下、“集体智慧”一下，也判定其为“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这说明，检验真理，更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何谈实践标准的“唯一”?

　　⑤假如说，毛泽东真的信奉实践唯一标准观，那么，列宁则坚持实践基本标准和真理指导标准的辩证统一观。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一个小标题就是：“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文中说：

　　“实用主义……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这是列宁转述的威廉·詹姆斯在哲学杂志上介绍实用主义观点的话。但是，列宁无疑认为这个介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实践没有可能成为“唯一”标准!)

　　“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同理，实践和认识(理论)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也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意义。超出这个范围，实践和认识(理论)的对立也无疑是相对的。可以说，实践是认识的外化，认识是实践的内化。所以，只强调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唯一”，是形而上学的哲学贫困。)

　　列宁还说过：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页)

　　假如说，邓、胡所倡导的“实践唯一标准论”，真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那么，毛泽东和列宁在实践标准问题上的哲学路线，就是根本对立的。而这两个伟人，都是世界级哲学大师，怎么办?我们究竟应该以谁的理论为标准评判他们之间的哲学路线是非?显然，光依靠真理标准无济于事，而光依靠实践材料堆积起来的标准，也解决不了问题，这就只剩下一条路——运用实践基本标准和真理指导标准的辩证统一标准体系，进行检验评判!

　　⑥不少左翼爱国人士，也不同程度地赞同“实践唯一标准论”，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面马克思主义的红旗，只是被某些人用歪了，所以，我们决不能在反对他们歪用实践标准的同时，把这面红旗当作黑旗也给批判了，这会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笔者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很多左翼爱国人士之所以有这种误解，如果仅从哲学的角度上考察，可能是他们认为：只有实践才是客观的，而真理是主观的，所以。真理不能成为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其实，这种认识有重大不足：

　　一是尚未深入探讨“真理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重大区别：

　　“真理的标准”中的“真理”概念，无疑指的是本义的真理(即人的认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检验真理的标准”中的“真理”概念，已经引申异化为“理论”概念了。因为，人们之所以要“检验真理”，是因为对作为检验对象的理论是不是真理存有疑问，如果没有任何疑问，还检验它干什么?所以，“检验真理”中的“真理”概念，实际上指的并不是本义上的真理，而是指包括真理和非真理在内的全部“理论”。因而，“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规范说法应该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

　　“真理的标准”，是纯粹客观存在物，不涉及检验主体及规范主体的标准;而“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则必须是经过人的理性科学改造过的，所以它不是纯粹客观存在物，必须涉及检验主体及规范主体的标准。举个不十分贴切的例子：“真理的标准”，就好比是构成米尺这个检验长度的标准的物质材料，它是纯粹自然存在物，不涉及测量长度的主体及规范主体的标准;而“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就好比是成物米尺，它是人类加工过的物件，在测量长度时，必须涉及测量长度的主体及规范主体的标准。简要地说，“真理的标准”，不涉及规范检验主体的真理指导标准;而“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则必须涉及规范检验主体的真理指导标准，也就是说，“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实践标准，而是客体标准和主体标准的辩证统一，也就是实践基本标准和真理指导标准辩证统一的标准系统。

　　当列宁说“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0页)时，这里的“理论”指的是真理，这里的“唯一标准”，指的是作为“真理的标准”(包括整体社会实践和全部自然界在内的客观现实)是“唯一标准”，绝不是指“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中的实践标准是“唯一标准”!

　　二是尚未深入探讨实践和真理在人类认识中的长短互补关系，疏忽了真理的客观性是特殊层次的客观性。

　　社会实践是相对的，不管它的时空和内容的跨度有多大，它都具有有限性和局部性，所以它的客观性也有相对性、局部性和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实践没有可能成为检验真理的绝对的、唯一的标准。而真理，虽然它也是相对的，虽然它的形式是主观的，但是它的内容却是客观的，当然是抽象的、相对整体性的客观性。这就决定了，真理没有可能成为基本标准，而只能成为指导标准。

　　实践的长处在于它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客观的;它的短处在于它的局部性、不确定性和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的形而上学性。而真理的长处在于它的内容是客观的，并且是具有相对整体性的和辩证规律上的客观性;它的短处在于它的形式的主观性和内容的抽象性。所以，实践和真理作为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只能是长短互补，虚实相济，相依为命。二者谁也离不开谁，将二者拆开，真理指导标准就成了盲目的、空洞的理论，实践基本标准也就成了“僵尸标准”。这就像人，脱离躯体的灵魂，就成了“幽灵”(迷信);脱离灵魂的躯体也就成了僵尸。

　　也可以说，真理的客观性，是在整体抽象客观现实基础上的统帅性客观性，唯有它，才能给社会实践以正确的统帅指导。列宁说得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怎么办?》，《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 ) 马克思也说得好：“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

　　总之，不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类文字是否出之毛主席之手，都应该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体联系和内在本质上看问题。主席一贯倡导和践行的是实践和认识(理论)的唯物辩证关系——既重视实践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又重视真理的统帅性决定作用。他经常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道理，就是充分的证明。而在检验理论的真理性这种更高级的理性认识和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难道毛主席会认为真理和无产阶级政治的指导统帅地位是不必要的吗?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红旗!

来源：红歌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