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文革）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通过这五个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历史规律的必要。当时官方教科书一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阻碍历史规律者必然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这就是说，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这种历史决定论不仅被理论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纪的实践否定。但它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人们能够通过认识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这一看法必然导出极权主义的政治。

按照这个意识形态。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是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绊脚石，清除他们是为了实现“天律”，是“替天行道”。在这个神圣而高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只有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对政治贱民的屠杀当然不会有负罪感。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起来了，还穿上了崇高而正义的外衣。

所谓阶级，本来是一种经济范畴。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就不应该有阶级了。1936年的苏联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认为苏联社会中“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永远铲除。”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全新的社会成员。旧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然而，像苏联这样以集体主义为宗旨的政权是扼杀个性、违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没有强力镇压，这样的政权一天也不能维持。革命队伍以外的敌人消灭了，就在革命队伍内找敌人；经济范畴的阶级消灭了，就在政治范畴和思想范畴上划分敌我。1937年，布哈林—托洛茨基派的一些人被判处了死刑。紧接着开展了对高层大屠杀的“肃反”运动，以后揪出了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苏联一方面说消灭了阶级，一方面不停地镇压。他们这样做了，但没有形成一套理论。1956年的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放弃阶级斗争，还逐渐形成了一套阶级斗争的新理论。这套理论的发端与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有关。中共认为苏共正在向修正主义偏离。中共的新理论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学工作者、中央党校教授艾思奇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阶段的马列主义”。艾思奇的这一说法来自中央高层。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2月25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1964年，艾思奇在多次内部报告中传播“第三个里程碑”的观点。两三年后，“第三个里程碑”进一步发展成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报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就是“斗私、批修”，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之后、特别是在经济上已经消灭了私有制以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毛认为苏联变修了的原因之一是用物质利益作为激励人的手段。为了防止人的自私、贪图享乐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蜕化、政权变质，毛泽东强调“精神”，强调“突出政治”，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精神可以变物质”。在政治领域要“兴无灭资”，在私人领域“要斗私批修”。毛泽东企图用这个意识形态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个人利益、一心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会”——他心中的乌托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矛头指向了领导干部。在全社会普遍存在官民矛盾的情况下，这个理论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连著名哲学教授冯友兰也站到支持这个理论的行列之中。

虽然一再声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但毕竟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人格化。意识形态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的权威又强化了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最高的军事权威，还是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威。在皇权时代，士以“道”自重。他们以“道”来批评政治，并希望按“道”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道”就是那时的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的权威高于政治权威。明末学者明确提出“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可以用“圣人之权”批评、限制“帝王之权”。毛泽东集“理”和“势”于一身，既是“帝王”又是“圣人”，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批评政治权威的“理”。这样，全国只有一个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哑巴。这就实现了中国人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意识形态一旦成了人们的信仰，人们就会为实践这一意识形态赴汤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动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知识分子，虽然自己被批得体无完肤，但还要争先恐后地批判他人。他们在被迫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要求子女听毛主席的话。这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意识形态所俘获，普通百姓就更难逃脱意识形态的天网了。

意识形态成了宗教，毛泽东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几十万人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广场上就掀起狂热的浪潮，这是罗马教宗望尘莫及的壮观场面。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胜过宗教的狂热。

在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人们没有个性，也没有理性。他们变成一个群体，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完全不同。只要他们公认的领袖发出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正派廉洁的人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滥杀无辜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在做这些荒唐事时，平和谦逊的人们也会变成野蛮的暴民。不管这些人在群体行动中如何残暴，然而他们都是专制者最恭顺的臣民：在专制者面前，他们像虔诚的教徒一样，用种种的宗教仪式，不停地向他们的上帝表达忠心。

用传统观念看来，文化大革命中道德堕落到极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种把整体目标置于一切之上，为整体目标的实现不顾一切，也是一种道德观。正如哈耶克说的：“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与之相比。”，不过他又说：“哪里存在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共同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它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群众无私地投入领袖设定的伟大目标，是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

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中国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还没有清除。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连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破砖烂瓦来重建它昔日的辉煌。这是徒劳的。物质在大厦崩溃以后可以按原样重建，心灵的大厦崩溃以后是不可能按原样重建的。21世纪还有人宣称“理论自信”。其实，他们说“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心虚”。这正如中国民间的一个歇后语：“走夜路吹口哨——为自己壮胆”。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专制制度，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化大革命灾难不能仅归结为毛个人品质，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原因。

毛处在特权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享受着最优厚的特权；毛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当然会被权力这种最强的腐蚀剂所腐蚀。但是，如果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于毛的个人品质和操守，那就过于简单。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论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说：“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