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围绕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

第三节   围绕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一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

一九六一年以后，刘少奇、周扬等人实行“放宽”文艺政策，传统剧目的上演大量增多，其中有许多未加整理、格调低下、解放后一直禁演的剧目。

一九六一年夏，昆曲《李慧娘》在北京上演，后到各省巡回演出。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日报发表廖沫沙的评论《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看了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立即发现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向毛泽东报告，提出要批判。

一九六二年八、九月，江青约见文化部长齐燕铭，指出：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齐燕铭不以为然。

江青又向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等人提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李慧娘》有政治问题，有鬼魂形象，要批判。 

这些人仍然无动于衷，置之不理。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对戏剧提出批评：

“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剧团多了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说服不了他们。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一九六三年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东代表发言强调：电影、戏曲中现代的、革命的题材太少了，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的题材太多了，外国的、香港的也不少，已经有暄宾夺主、泛滥成灾的味道。应该有解决的措施。

一九六三年四月，张春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讲了写十三年有十大好处。

但周扬等人说，写十三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十六日中共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写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有鬼魂形象的戏演出渐增，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辩护。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由江青提议、柯庆施组织人写的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毛泽东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六月，关锋就在北京展览馆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讲演，开始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

多年以来，翦伯赞提出并宣传一种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到国内问题时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二、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两次提出批评。他说：

“（一个时期以来，《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果不改变，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修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稿子，其中指出：

“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像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历史的发展确实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后来出了伯恩施坦、考茨基；搞俄国革命，列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一分为二，出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出了一个反对派。任何学术领域的队伍在历史发展中，都必然一分为二，产生反对派，产生对立面。”

毛泽东同时提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要反对修正主义。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给林彪、荣臻等同志的信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作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写了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化艺术界三十多人举行谈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在会上讲话。大家都同意毛泽东对文艺界问题的看法。从四月开始，全国文联及各协会进行整风。五月八日，中宣部文艺处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在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讲教育要革命。

毛泽东指出，“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课程讲的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一九六四年四月，杨献珍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进一步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杨献珍宣传：任何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对立面的不可分的联系；事物的不可分性；研究对立面的统一性的任务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合二而一是世界观，一分为二是方法论。

高级党校的哲学教师艾恒武等从杨献珍的讲课里受到启发，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文章，送《光明日报》准备发表。康生得到了清样稿，便组织人写了批判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这两篇文章，在几天内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康生还把这两篇文章同时送给毛泽东看。

    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参加演出的有19个省市自治区，28个剧团、2000多人。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等剧目37个。

这次会演是在周恩来亲自关心下举行的。这一批京剧现代戏是京剧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京剧改革的成果汇报。当时周来亲自抓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和排练。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与部分演出人员开座谈会。江青在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演说：

她说；对京剧演革命现代戏这件事，要坚定，在共产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那是不能设想的事。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辩明方向。

她说：全国的剧团有3000个，其中90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80多个是文工团，其余2800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90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评、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上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江青的这次讲话作出批示：讲得好。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报告上又写了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和“不抓理论工作”。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展了对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的批判。

一九六四年七月，《人民日报》实际上根据江青的意见，发表文章批判影片《北国江南》。

《电影艺术》第4期开辟专栏批判《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第5、6期合刊批判瞿白音的《创新独白》。

三、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一九六四年七月初，毛泽东亲自召集小型会议，批评文化部、中宣部和周扬，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指定陆定一、彭真、周扬、康生、吴冷西等人组成领导小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提名，组成以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负责贯彻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后来，这个小组称为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观看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指示

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示

    “保健局应当取消。”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之春>、<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材料公布于众。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约集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谈哲学问题。当时，准备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搞了一些材料，还拟写了一个提纲送给毛泽东看。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几次谈到“合二而一”的问题。

他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最后，谈到当前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表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写一篇报道。”

一九六四年八月，《红旗》杂志第十六期发表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

报道指出：杨献珍在这个时候大肆宣传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的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同毛远新同志的第二次谈话

（接班人五条件）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主席在件到接班人的第一条时说，你要学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付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二条时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都是让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你们开会是怎样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你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多吃点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四条时说：你是否与群众合得来，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五条时说：你现在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行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 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的指示

《红色娘子军》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周扬召集各协会和主要报刊负责人会议，提出写批判文章不要打空炮、乱猜、乱扣帽子，要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不能搞教条主义。并强调对夏衍、田汉等要有历史观点，要一分为二，政治与学术要分开。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文章《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
    编者按说：孟超同志新编的昆剧《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但是，这个戏在一九六一年秋天由北方昆曲剧院上演以后，戏剧评论界的一些人却对它颂扬备至。一九六三年春天，虽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予以批判，仍未彻底揭露出它的反动本质。去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日益深入，大家对这出戏的认识也逐渐提高了。最近，不少报刊都发表文章，重新展开批判。本报今天发表的齐向群同志的文章，对这个戏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批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报曾经发表过陶君起、李大珂同志的一篇
剧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这篇文章对《李慧娘》是充分肯定、十分赞扬的，说它“在百花园中，放出光彩，真是一朵新鲜的‘红梅’”。作者认为孟超赋予了李慧娘以斗争精神，“从而丰富了李慧娘的思想感情”，使得“李慧娘的性格更加完整”，“令人鼓舞”；认为改编者在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斗争中，增加了政治内容，因而“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改编尝试”；认为昆剧《李慧娘》有很高的艺术性，“全剧中洋溢着诗情”，“语言的运用上，也充满了文学性”。

事实同这些论断相反。孟超通过李慧娘这个人物，不仅宣传了鬼神迷信思想，更重要的是宣扬了活着不必斗争，死后才有力量的反动哲学；散布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和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剧中加强的所谓政治性，是通过剧中人物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号召和鼓励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向社会主义去进行复仇斗争。《李慧娘》的艺术性，是为它的反动内容服务的，而且唱词尽是陈词滥调，谈不上什么“文学性”。

对于这样一出坏戏，我们不但没有及时揭露和批判它，而且还错误地发表了赞扬这出戏的文章，这说明我们对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利用文学艺术形式向社会主义进攻，缺乏应有的警惕；对于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通过对《李慧娘》的再评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艺评论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必须坚决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方针路线，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批评的标准。任何时候，任何工作，一旦忘记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能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肩膀上台。他还提出要赶快刹车。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毛泽东对北京师范学院调查材料的批示

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执行。如何请酌。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医务人员的谈话

    （×××说明主席对卫生部的批评是一针见血，要切实改正。）

    主席：城市医生下乡不一定高兴，在城市住惯了。可不要相信有些人嘴上说的那一套，要看。嘴上说的好，不一定。

    北京医院改的怎么样了？

    （说明北京医院目前情况。）

    主席：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就不能去看病，××、××可以去看，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

    （说明北京医院改了，中央改了，可以影响地方。）

    主席：不一定，他可有他的办法呢。反正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最近政治局要讨论一次卫生部的工作，××同志已经告诉我了。他找他们谈过。

    （说明卫生部现在正讨论具体办法，很想在政治局讨论之前，主席先接见一次，再给以指示。）

主席表示同意。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批评“让步政策论”是“根本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理论”。

一九六五年十月，毛泽东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

    希望学哲学的人，都要到工厂、农村跑跑。我看了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参加四清后写的一篇体会，写得很好，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本质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看到。同志们要多学点东西，学点植物学，土壤学。现在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上大学，看不见务工务农务商的，学完了不知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地，还把身体搞坏了。我告诉我的孩子学农务商，学完了到农村，就说我到这里来补课。

    大学里要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两岁学会说话，三岁就会打架，五岁可以看父母种田，从小学会很多概念。现在教育太脱离实际了，大学教育要很好改进，不要学那么长时间，特别是文科要改进。不然，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历史不懂历史，学文科写不出文章。大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下连队当兵，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先做几年实际工作，然后再读几年书，过去的大发明家都不是什么大学出身。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全面批判了翦伯赞的错误观点。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红旗杂志的文章指出：在经济学界，孙冶方等人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主张利润挂帅、钞票挂帅。他们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企业。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四年、六五年，毛主席不仅提出了教育革命、卫生革命的任务，而且特别提出了关于批判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文艺领域的修正主义问题。

在“四清”运动开展以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作出了两个批示，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是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的对象，在文艺界，以昆曲《李慧娘》为代表；在哲学界，以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为代表；在经济学界，以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为代表；在历史学界，以翦伯赞等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史学观点为代表。

一九八0年，中共中央在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