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危机不是暂时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遥远的愿景

经济民族主义与战后秩序的解体

尼克·比姆斯  世界社会主义网站

译：“理想气体”

2016年初，在美联储决定将利率水平提高0.25个百分点，国际油价大幅下跌，银行股价跳水的环境下，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严重的动荡。

2017年伊始，全球金融市场非常平静，美国市场仍然盘旋在去年12月份达到的历史高位上，这一新的历史高位是由特朗普获选美国总统引发的。

然而，在相对平静的表象背后，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已经发生了，不仅仅是对金融市场而言，更是对世界经济而言。

2016年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以及右翼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经济上民族主义的转向在很多国家都有反映，其中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特朗普所主张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政策，他任命的内阁成员公开推进这一议程，并把中国视为核心目标之一。

美国统治阶级在经济政策上的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1930年代紧随大萧条而来的是世界经济分裂成多个货币和贸易集团，从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统治精英从中吸取教训，认识到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民族主义、将战后秩序建立在自由贸易上的必要性。

所谓“自由贸易”，是由美国资本主义不受挑战的全球经济霸权保证的。不同于欧洲和大部分亚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巨大破坏，美国经济幸免于此。这场战争增强了美国工业和金融业已有的主导地位。美国资本主义支持建设了一系列机构和项目——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以及马歇尔计划——这些措施稳定了世界市场，并使之对美国的出口和投资更加开放，增加了美国企业的利润。

如今，经过几十年的衰落，美国经济霸权成为了过去时，美国资本主义发现自己身处危机之中，尤其受到中国崛起的威胁。这就是战后经济秩序解体，美国统治阶级拥抱激进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背景。

这一趋势引发了广泛关切，人们想知道世界资本主义赖以维继的全球经济体系以及整个政治关系体系将去向何处。

金融时报经济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表达了对美国新取向的恐惧。1月6日，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漫长而又痛苦的旅程：走向失序的世界”的文章。沃尔夫写道：“人类并不是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东西。西方世界曾经从1914-1945的黑暗时期学到很多教训。但现在它好像已经忘却了这些教训。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的时代。1980年代市场的开放和1989-1991年间苏联共产主义的坍塌，曾使我们相信一个勇敢的、进步的、和谐的、民主的新世界即将到来。而如今，这些幻想破灭了。”

沃尔夫感叹道：“美国新总统要放弃永久同盟、走向保护主义，英国将要脱离欧盟，玛丽娜·勒庞可能将被选作法国总统。未来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金融时报另一个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的新年第一篇文章也是关于世界走向的。他写道，在特朗普承诺“使美国再次伟大”之前，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早已转向了“怀旧的民族主义”（nostalgic nationalism）。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引导一场声势浩大的“国家复兴”运动（national revival）。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使印度现代化”（modernise India）的同时也喊出了“印度骄傲”（Hindu pride）的口号。

在英国退欧公投中，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求助于民族主义，提出了“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的口号——试图用这一口号唤起“对英国拥有世界霸权而不是仅仅作为28个欧盟成员国之一的时代的记忆”。

拉赫曼写道，对德国来说，公开提出口号“让德国再次伟大”有点困难。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口号，但如今也有类似的力量在酝酿——在关键的对外政策上，军事和学术圈子不止一次地提到，德国不能仅仅局限于欧洲，它必须将影响力扩张到全球范围。

经济上转向民族主义不是源于特朗普、勒庞或任意一个政治人物的性格或心理。它也不简单是各色政治人物利用群众对当前经济政治秩序的不满来加强自己的政治优势的工具。

在政治手段和宣传背后，是正在发挥深刻作用的客观力量。我们可以从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中发现这些客观力量。这次危机，不是暂时的经济下滑，而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无法维持下去，趋向解体。

G20国家占世界经济的85%。为了应对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于2009年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中，G20国家领导人承认了世界经济可能重回1930年代局势的内在危险。从这次会议开始，在之后的所有会议中，他们都信誓旦旦地承诺要避免保护主义和贸易战。但结果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比资产阶级政客的承诺更强大。

应对金融崩溃和紧随而来的经济大衰退的政策都以所谓的量化宽松为基础。世界各主要中央银行——美联储，英国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将以万亿计的美元倾注到金融系统中。中国也采取了以政府支出和信贷迅速扩张为基础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

各主要央行的这些政策扭转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之势。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也对许多商品出口国——拉丁美洲、非洲乃至澳大利亚——的经济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这一景象使人们产生了幻觉，以为所谓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可以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提供新的支柱。结果证明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将数量空前的货币注入金融体系并没有给主要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增长带来起色（金砖五国的经济归根到底依赖于这些主要经济体），却反而使全球金融寡头更加富有。广大工人阶级被迫为这种金融掠夺买单，他们遭受了实际工资、社会保险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与恶化，社会不平等达到了历史高点。

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中，中央银行的官员与资产阶级政客都声称他们采取的金融措施将最终给经济带来复苏。但这一谎言现在已经被揭穿了。投资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如今仍然低于危机之前的趋势。劳动生产率正在下降。通货紧缩正在蔓延开来。最显著的是世界贸易增长大幅减缓。去年9月份，世界贸易组织（WTO）声称，2016年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将低于全球GDP的增长速度，这是1982年以来的第二次。

总的来说，如果危机之前的增长趋势维持下去，世界经济总量将比如今的现实总量多五分之一。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在去年，贸易保护举措就开始增加，特别是各主要经济体——尽管他们都承诺要避免贸易保护主义。要理解特朗普的胜选和他的“美国优先”议程，以及其他各主要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的转向，就必须理解这一基本的经济背景。

统治精英已经找不到任何其他方法来维持经济增长了。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他们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预见，世界市场正在变成决斗场——接下来的一年中这一趋势会更加明显。

这一情境令人感到似曾相识。世界经济的崩溃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20年代的十年间，资产阶级统治者使尽浑身解数试图重返一战前的美好时代。但所有举措都失败了。各列强面对世界市场的收缩，纷纷以邻为壑，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然，如今的情境与90年前有很多差异。但基本趋势仍然不变。事实是，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与世界划分为敌对和冲突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基本矛盾正在加剧。

在类似马丁·沃尔夫的资产阶级经济评论家关于全球化崩溃的悲鸣中我们也能听出这种基调。一个世纪以前，国际资产阶级精英应对民族国家体系解体的手段就是战争之殇。三年之后，通过布尔什维克自觉的领导，国际工人阶级给出了他们对那场危机的回答——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打响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枪。

我们必须吸取这些历史教训。如果人类想要避免又一场浩劫，那么，不断积累的对现有经济政治秩序的愤怒必须转化成工人阶级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自觉斗争。社会主义不是遥远的愿景，而是如今对人类而言唯一可行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