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要有人先站出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

      我这里提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曾是毛泽东时代末期的社会主义。毛时代的末期，国家除了消费品生产还较为落后，以及货币还没有消灭，在政治上已经很接近共产主义——劳动者极大的解放，管理者极度的谦卑：他们可以占领生产机构，按自己的意志劳动，可以驱赶权力代表下台取而代之，总之令人很痛快。不过那样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又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不可以把政治的语言放到一边，从自己说起，谈一谈一些普通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内心又是怎样的。

每一个人的思想和主张的形成，都绝不是孤立冒出来的，都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必然的关系，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我从小到大，总体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而不正常的部分在于，我发现我这个人天性淡漠，对家人，对家庭，没有什么深爱，而对社会事务有超常的热情。我一直不理解，很多人可以为家庭里的妻子、孩子、老人付出那么多，甚至牺牲自己一生的时间，换做我我不想做，也做不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怀疑我自己，是不是道德伦理上有问题，为什么孝悌二字在我身上没有显灵，这毕竟是民族的传统，而且如今很多人依然在践行。我更喜欢的，是人的自由，我喜欢按自己的喜好去工作，单独的在户外活动，独立的阅读和思考，或者很随性的发起一个有趣的课题并呼朋唤友。我非常厌恶的，就是在一种并不明白的意识形态中去做别人认为正确的事情，那样会让我觉得我不是我自己，而且这样的工作和生活会让我迅速消沉，一事无成。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约一直到四十岁左右，我都是这么在纠结中过来的。

存在决定意识，那么一个人的历史必然决定性格和思想。今天的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我想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才能有答案。

我在1974年出生在山东的某县人民医院。在我出生的时候，父母是分居状态，我和一个姐姐是母亲带的。母亲是南京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文革时期分配到小镇工作，像她这样的人才，在当年是不多见的，据说她所在的村子，很多年就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所以她在小镇的工作必然是受领导重视，工作也比较繁忙，而父亲又不在身边，我就只好被保姆和姐姐照顾，这可能没有全职的母亲照顾的那么好，但这段时间，除了我的鸡鸡某次被冻的撒不出尿，以及被大院里小伙伴偶尔的欺负过，总的来说生活经历还是很愉快的，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的阴影，在这段记忆中，有院子里的一颗大枣树，以及院外一望无垠的麦田，和通往天尽头的柏油马路上，总有几个人在尽头处卖力的骑车。这样的生活到了我三周半的时候，我们举家迁往安徽滁州，和父亲团聚。据我母亲描述，这是他俩矛盾斗争相互妥协的结果：当时我父亲在上海军管会工作，如果我母亲去上海投奔，按政策不能安排公职，只能随军，而我母亲作为大学生，不愿意做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于是我父亲提出回他老家定远县城，而我母亲嫌定远交通差，从这里出发回山东老家不方便，于是他俩就沿着京沪铁路找，发现了一个叫做滁州的城市，既距离定远近，坐火车回山东老家又方便，于是他俩向组织打了报告，要定居滁州，就这样他俩共同迁徙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欢喜团聚了。1978年新年，我和家人坐着火车前往滁州，在车上遇上了一个好心人携带了无数的香蕉，这是我第一次吃香蕉，而我只吃他很多香蕉的尖尖，这种无理的行为一直到被母亲喝止，好心人也没有阻止我。在这里插入父母的历史，是因为想要反映那个时代的特征：那时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观念，在大小城市之间的迁徙的动机，不受私人利益和地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只受自己情感或者社会使命感的影响，而迁徙的行为，虽然表面上看有组织掌控，但只要你提出正当的要求，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遭到无理的阻碍，同时住房等大宗财产的公有，也让迁徙的成本非常之低——当时，几个箱子，我们就搬家了，而到了滁州的新家，也不需要花多少钱和置办很多的东西，就可以开展生活了。

1978年的滁州，是一座绿色的城市，房屋都淹没在树丛中，而这里的人们也非常喜欢种植，这里多雨的气候让植被非常之好。我父亲被安排到一个人民医院，而我母亲被安排到人民银行，那个时候城市里大多数的社会服务机构，前面都冠以“人民”两个字。而在新家里，有一个小镜子是使用最为频繁的一个用具，背后印着一句话，是毛主席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于是我泡在人民的海洋中了。毛主席论人民的这句话就像种子一样，撒播在我心田里。刚到滁州，父母是双职工，都在忙碌的建设社会主义，姐姐上了小学，我在家百无聊赖就被姐姐带到学校混，为了防止老师看到，她把我藏到脚下，然而某一天我睡醒了后不知为何大声回答了老师一个问题，结果暴露了，不能再留在课堂，于是我就被父母放到了人民医院的托儿所。那个时候，各个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的职工福利机构，比如教育，医疗，生活服务等，就地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和巧妙的解决职工家属的就业问题，一个单位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生态体系。托儿所的经历谈不上好，因为院子里有一个大哥，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我就不顺眼，然后就把我提溜到他家里揪耳朵掐脸实施虐待，这让我很长时间内，对去托儿所有心理阴影，一说去就哭闹，但父母没发现我受了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并不以为意，还是毫不客气的把我丢到那里，因为他们觉得工作的重要性大于照顾孩子。那个时候，每天早起的喇叭，就在反复播放一首歌，叫《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一年后，我又被送到一家幼儿园，当然这是公立的，那时没有私立教育的概念，或者说，连公立的概念都没有。在这里我上了一年的小班和两年的大班。也许受了托儿所的影响，在幼儿园里我不是一个很合群的人，不太喜欢参加集体的活动，而老师也就随便我，所以我常常做一个集体活动的观察者。但这并不代表我不渴望集体的认同，在一个冬天，那年雪下的特别大，很多小朋友打雪仗，堆雪人，而我执着的滚一个大雪球，最后大到比我自己还大，把老师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他们停止了自己的活动，为我大声助威出谋划策，这让我觉得了一次无比的满足。在幼儿园里，音乐课似乎是主课，常常教我们各种歌曲，老师都是全能手，风琴手风琴口琴都会，而教我们的歌曲都是以国家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歌为主，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花园里，篱笆下，我栽下一棵小红花”…然后逻辑自然延伸到国家对儿童的全面保障。在幼儿园的三年生活中，我朦胧的有了比较意识，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的吃穿似乎是下等的，我总是要拾姐姐的旧衣服穿，有一次我被父母强逼着穿上我姐姐的一双花鞋子去上学，还特别的挤脚，那天学校还正好带着学生集体游街，我一路被小伙伴耻笑，这让我感到了深深的耻辱，当然多年后回想这事根本不算个事;而我的各种零食更是匮乏，每天的零食就是非常僵化的一块烧饼，由学校门口的国营小吃部提供，四分钱一两粮票，虽然做的非常出色，但还是令我感到非常乏味，然而我从不敢挪用这个钱去买其他的，于是汽水糖稀什么的一直都和我无缘;这样的物质生活，让我感觉到和小伙伴的巨大落差，觉得我们家很穷，这让我自卑了不短时间，而很久以后才知道，其实父母的工资总和明显高于班级其他小伙伴家庭的平均水平!只是他们的工资，很多都用于了接济兄弟姐妹上，而把孩子的物质需求压到最低，我姐姐又很要命的天生懂事，动员我不许向父母提要求，这大大的压制了我的物质诉求。这种生活一直到了大班的下半学期，春天才来临——那个时候国家开始改善幼儿的物质条件，学校开始每天发放零食，有的时候是几颗大白兔奶糖，有的时候是饼干和面包。那个时候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发了好吃的会带回家和姐姐分享，这是很令人骄傲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姐姐的小学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有一次，学校发了一根冰棍，而又很败兴的开会，我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冰棍不断缩小，等放学狂奔回家后，递给姐姐的只有一根竹签。多年后姐姐一回忆这事，就感动的一塌糊涂，其实我自己并不以为稀奇，因为我打小就喜欢和伙伴分享好玩和好吃的，不分亲疏，姐姐只是分享对象之一，这可能和幼儿的教育有关，总是向你灌输集体主义，这自然的就转化为了分享行为。谈起那三年的老师，留给我的综合印象就是严肃端庄，总是很严格的要求孩子们，做的不好还可能被修理，但这种修理的同时总是有严肃的国家和集体主义的理论支撑，这让人没有道理辩驳，于是幼儿园的老师成了孩子们至高无上的神，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她的话总是比父母要重要的多。在我离开幼儿园数年后，路上遇到了过去的老师，惊喜的抓住我问长问短，那种慈祥的感觉铺面而来，又全然不同过去的严肃。多年后，我再遇到她们，已经老的不行了，但见面依然报出我的名字，列举出我的种种特点，让人深刻的感受到，当年的她们是真的把心放在孩子身上，履行了自己一位社会主义园丁的职责。在幼儿时期的生活，便挫出我的性格原型来，这既不同于我父亲，也不同于我母亲，社会化而不是家族化的道德观念，深深的在我身上打下了烙印。

如今回想起来，一个人下意识、也就是习气的形成，大抵在7岁之前，那个时候接触的社会生活方式，基本就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习气。我们70后的这波人，常常被80后的人批评虚伪或者没有他们务实，这其实是因为我们幼儿的时候，社会物资的公有，消费分配上的平等，让人的私心无处遁藏，社会的道德水平很高，大家没有什么机会做坏事，这导致了我们这一代人性格中单纯的一面，以及记忆中美好的一面，这是难以抹去的历史印记。80年代初期社会所认为很大的坏事，到了后来看根本不算个事，这造成90年代后社会快速向私有化转型的时候，面对一个全新的价值观，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无法很好的适应，夹在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彪悍的50、60后和在市场中痛快冲浪的80后，70后这代人就像一群Loser。

81年夏天，在度过一个记忆中最漫长和快乐的暑假后，我去了离家最近的一所小学，也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小学，上学的前一天晚上，父母热切的希望我能在未来的学业中有所大成，说了一番学习搞好和个人利益相关的理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来自父母的价值观，也带来了一种莫名的沉重感一直到青年时代结束，然而我的学业最终也并未大成。那个时代是一个人人爱看书的年代，也影响到我，识字少的我只能拿着书到处苦求别人给我念，这常常遭人厌恶，然而到了一年级下半学期，我发现我也可以读书了!拿起一本《365夜》，通过断续识别的文字，我大体上能读懂书中的故事了!从此我进入了一个疯狂阅读的时代，当然课本除外，因为父母最早灌输的读书理念，让我心里产生了隐约的抵抗，下意识的不喜爱来自学校的知识。在黄金的小学5年内，我阅读了大量的童话、科学、革命文学、古代文学、历史地理等等等等，这在我的内心构建了一个灿烂的世界，在那个时候，我是学校著名的故事爷，因为我随便从一个话头挑起，都可以不假思索的讲个几天的大故事，吸引着一群的听客，这种流畅的意识流完全的来自于我大量的阅读和对自然界的认真观察，在我心里融会贯通。不过，在小学里虽然心思不放在功课上，也不代表我的成绩一直很差，在我一年级的时候，因为一位优秀班主任的介入，我在连续请病假的基础上，一次期末考试居然考了全班第一，回想起来，能记得的是这位老师的风格是亲切而严厉，能走进你心里，这起到了引领我精神世界的作用。于是在对老师的热爱下，成绩轻松搞了上去，然而对当时各个老师的教学水平，已经全无记忆，只记得那位老师真诚和明亮的眼神。回想起来，我整个学生时代成绩的好坏，跟老师的教学水平没什么关系，只和老师是否高尚和纯粹有极大的关系。到了二年级，我的悲剧来了，新的班主任好像和我热爱的老班主任有仇，不但喜欢讽刺挖苦我，还嫉妒和挖苦老班主任，这让我的精神世界崩塌了，成绩一落千丈，甚至开始逃学。我父母一直都困惑我成绩的波动，但我一直没有和他们交过心，因为我觉得他们距离孩子的内心世界太远了，还不如一个普通老师。到了四年级以后，老师又换了一批，我的新语文和数学老师，都是很较真的老师，按现在的标准看，那是敬业的不能再敬业，常常带病上课，还在讲台上晕倒过，这让我感到一种崇高的道德，同时来自老师的歧视消失了，我的成绩又慢慢的回升，到了十几名。那个时候，社会依然还尊从国家主义的教育，四化建设，号召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那个时候这些东西还是能深入人心，这其中尤其是革命主义的教育最能得孩子的心，在孩子的理解中，革命就是勇敢主义，就是训练自己的大胆和不娇气，这是很热血的事情;同时到80年代中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依然是公有经济，少数自由的小商贩为人们所看不起，在国家主义的号召下，各个岗位上的人对待工作还是那么较真，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节奏虽然慢，但大家都很认真。而提倡革命精神以及做好事，也确实能让孩子变的更庄严和更有道德。

    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社会，看似非常宁静，其实是一套庞大的系统在严整的运行，这个系统在方方面面表现出一种内在的生命力，且几乎毫无遗漏，因为它每个元素都能够自主的运动，且有一种感性的共识。那个时候社会由各个单位，或者说各个集体组成，当时脱离集体的纯粹个体生存我是无法想象的。单位的领导一般都是领头干活的人，这让跟在后面的人感受到一种默契和尊严，而自发的动起来，人对人无需做太多的干预。父母们在认真工作的同时，也大多忽略了孩子的存在，于是孩子也就落得自然和悠然，自发的组织了各种小团体，快乐的玩耍，那个时候最快乐的，就是集体的玩耍，主要的内容是各种技能竞赛游戏、模拟军事，以及四处游荡。这些行为极大的培养了孩子自身的协同能力，以及和集体的协同能力，而不必像今天这样需要动用各种教育机构刻意的培养。而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就大到多一台电视或者多一个阳台，这就足以引发人们的羡慕。那个时候因为社会财产公有的观念，导致家里有电视的人到了晚上总是要接纳很多的看客，大家都习以为常，谁有电视不分享，那真是自绝于人民的行为。同时，人们也更喜欢集体的活动，到处串门和夜晚集体乘凉是常态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爱好总是广泛而多样，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有喜欢做手工的，有喜欢阅读的，有喜欢修理的，有喜欢乐器的，有喜欢体育的，有喜欢烹饪的等等，因为这些爱好没有任何的功利而只是纯粹的发展自身，大家都悠然而深入，社会总是能发现有各种天赋的人，我常常惊叹于大伙伴制造的超级火柴枪，和小伙伴的翻筋斗本领，那个时候，我除了喜欢阅读，会讲故事，之外的天赋便一概全无，这也让我时不时觉得低人一等，不敢放肆。当然，我童年时代物资比较性的缺乏，也让我开始动脑子，我发现钱这个东西还是可以买到不少东西，比如吃的，比如书，比如一些必要的配件，而当时我发现了孩子唯一可以赚到钱的地方，那就是废品收购站，那里几乎无所不收，只要你能搞到废品。自然，这个机构也是国营的。不过那个时候废铜烂铁也不是容易弄到的，各单位对物资的管制很严，于是我就偷偷摸摸从附近工厂搞了两次废铁，弄了点小钱，之后胆子大起来，听说铜更值钱，于是拉上小伙伴到了父母的单位，弄了不少窗户上的配件，是青铜做的，那次我兴高采烈的扛到收购站，而接待我的一位大哥觉得不对劲，坏笑着问我是不是偷了公家的物资，吓的我魂飞魄散，东西一丢就跑掉了，从那以后就断了财路，因为再也不敢去面对废品收购站了。不过物资可以换钱，这个概念也打入了我心里，这成为我后来经商的动因之一，尽管当年钱的用途其实很窄，很多大宗物资是买不到的。回想起来，当年的社会体制，从根源上就堵死了坏事的发生——人们集体生活，财产公有，商品交换受到极大的限制，加上社会提倡勇敢主义，这让坏人没法存身。而在这个社会中，也有偷盗和杀人的传说，但人们总是有足够的安全感，因为社会文化让他们足够勇敢，人们也从不把自身和孩子看成一种昂贵的财富，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便获得了极大的人身自由，不像今天的孩子，名为保护，实为监禁。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那个时代，那就是：人们在生活。

1986年，我没能考上最好的一中，结果落到了一个三流中学上学去了。同期，我的姐姐从卫校毕业，成为一名快乐的待业青年，她当初也没有考上高中，所以就去了卫生系统内的学校，毕业后等待组织分配工作。作为一个高知的家庭，俩孩子都没能考上好的中学，主要原因就是在80年代的中期，父母的关系骤然变糟了。我的父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母亲在64年从农村考上了大学，父亲在60年从农村带着弟弟出走参军，后来转干，在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百里挑一的人物，都应当属于社会精英阶层。当然，80年代中期以前是没有精英这一概念的，那个时候只有人民的概念，不同的人之间是相互服务的关系，精英是做事带头的人。然而这一无间的关系在80年代中期被打破了。我的母亲来到滁州这几年换了三份工作，从人民银行转到卫校，又从卫校转到人民医院，还是为了和父亲距离的更近。到了医院没几年，国家开始搞专业人才的职称评定，既给出具体的考核标准，又实施了名额限制，并和未来的收入挂钩，这一措施，立刻引发了人群的焦虑和争夺，而我的母亲，并未对这一变化有何危险感，因为她在这个近千人的大单位里，是除医务专业以外唯一的大学本科生，在她看来，中级职称这样的小菜是不可能和她无缘的，于是她没有像很多人那样低下头来找领导钻营，而是高傲的面对人群的争夺。然而，经过一番复杂的博弈后，国家政策被人们充分的解读，各种模糊的地方被人充分的利用，我的母亲居然落选了，她们财务科稀缺的名额，被一个中专毕业的科长弄去了。从此，母亲的心理失衡了，这也引发了巨大的家庭矛盾，父母吵架打架成为了新常态，这给我和姐姐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对学习的心思更加淡薄，以至于在86年各自的初考和中考中双双落榜。母亲的职称事件影响了她的后半生，让她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直到今天，这都是一件无法释怀的事情，她常常在家里痛苦的沉思，咒骂父亲无能，或者愤怒的控诉涉事的院长和科长。然而来自山东的母亲内心固化了一套强大的道德系统，那就是长幼尊卑的伦理观念，这决定了她对上层的道德有一种迷信，始终不敢去打破领导的面纱，实施捍卫自己利益的斗争，这种无法统一的自身矛盾，决定了她整个后半生的生存状态是非常糟糕的。而这也决定了我一直到离开这个家庭，都没有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幸福，记忆中唯一快乐的事情，是很小的时候父亲带领全家到附近的荒野游荡，而这种快乐，也完全可以被和小伙伴携手的游荡所取代，家庭对于我而言，最主要的功用就是吃饭和睡觉，记忆中没有过一次和父母交心的谈话。

进入了初中后，学校不再讲革命主义和理想主义，而更多的只是承担给学生灌输知识的责任，学习的意义开始和父母那套个人利益为主的理论相统一，对于学生的管理也不再讲什么大道理，而只是看是否听话。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地方。上了初中后，因为初考失败让我更加不自信，所以朋友的圈子变的狭窄，而班级出现弱肉强食，用武力决定实力的风气形成，我不喜欢暴力，所以只好排名靠后，活的很沉闷。当然课程增多后，我对于生物类、地理类、化学类课程的兴趣还是浓厚的，这几门的分数可以轻松的考高分，而相关的主课基本被我放弃了，在我记忆中，整个的中学阶段英语就没有及格过。从那时起，我学习上任性和偏科的特点就从未改变过了。在初中里，课程里增加了政治思想课程，但内容记不得了。这三年，社会的情感文化和武侠文化兴起，各种电玩店、录像馆和租书店雨后春笋般崛起，我的阅读也转向了武侠为主，沉迷在武侠的神奇世界里，虽然那个世界和现实世界的逻辑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然而以个人的能力办大事的新观念，还是悄然走入了我的心里，回想起来，这种个人主义的观念影响了我很多年，也是我后来放弃国企的工作搞个人创业的动因之一，因为武侠的世界观告诉我，个人是可以孤立于人群而获得自由的，这让不怎么合群的我实在着迷。除阅读武侠外，我其余的爱好就是动手做各种有趣的东西和实验，这和学校开设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是分不开的，当然我做的东西一般都超出了课本的范畴，在大多数时间里，老师在台上讲他的，我在台下捣鼓我的，这常常引发老师的厌烦，对我进行各种的修理，但这种修理对我毫无触动，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他们修理我的意义，让我老实的说教走不到我心里，于是在压迫环境的初中三年，我便养成了形式上听话、实质上叛逆的二重性格特点，基本上，我游离于主流之外了。当然，这三年也有好的老师，那就是我初三的几何王老师，这是我唯一发现对学生呕心沥血的老师，她在我数次的课堂发言中，认定我是一个天才，便开始特别的关注我，并背着我到各个任课老师那里游说，希望这些老师重点培养我，让我考上一中，将来为社会做贡献。这位老师依然是很传统的老师，一如我幼时的社会主义园丁，不但把心思都放到学生身上，也和我谈家国社会的人生理想以激励我，我和她的关系既是师生也是平视的，因为我感觉她是一个敞开的人，能走到我心里。从此我的几何实力在班上就是颠扑不破的第一名了。然而其他的任课老师并不买她的帐，比如代数老师在被她游说后，反而过来挖苦我在代数方面的无能，轻蔑几何老师的一些说法。那个时候起，我感觉老师这个群体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相互有斗争的，这种斗争同时的会波及到学生，原因是社会价值观不同。而在我初中的时候，几何老师这样价值观的人确实不多了，也因为她对学生全然的奉献精神，导致她的家庭生活非常坎坷，一直到她38岁，到初三下半学期才生孩子，我去看望了她一次，她躺在一张简陋的床上继续热情的鼓舞我，自那以后，在学校里就没有再见过她。那个时候，学校里年轻的老师是比较多的，对比我过去那些中年的老师，他们更关注自身的外貌和生活，也时尚很多，像我的班主任，我早期的代数老师，都很年轻和时尚，不会为工作呕心沥血，也活的更加轻松，会和学生一起玩耍，学生也更喜欢这种青春的感觉。不过，论精神的强大，我整个的初中老师里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我的几何老师，她是一个纯粹和高尚的人，不在意任何的非议。在我和她不长的相处中，她成为我初中时代唯一的精神导师，在我后来的岁月中，她在我的心中常常鞭策着我一直到今天，不过我从未去找过她，因为我一直没有到达过她的期望。时间到了1989年6月，我即将毕业的时候，64学潮波及到了滁州，滁州学院的大学生倾巢出动，用自己的被单做成了横幅标语，在滁州大街上浩荡的游行，呼喊激昂的口号，主要的主张是反腐败反官倒。我兴奋的跟随着队伍，在各个路口欣赏着他们青春的身影和认真的面庞，这也鼓舞起了我内心的一股热血，回到学校里大喊大叫一些口号，结果被一些同学严肃的制止了，告诉我政治上的风险，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身边的人在思想上都比我成熟。64学潮最终不了了之，社会也并未发生什么令人兴奋的改变，我的初中生涯也在无聊中结束了。

在80年代中后期，社会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私人的产业逐步增多了，主要体现在小型的商业和服务业，以及文化产业上，来自香港的武侠和江湖文化风靡了社会，港台流行歌曲也火爆了，这些全新的文化极易撩动人们的情感，乃至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谈恋爱的行为逐步公开了，而社会上也多了一群叫小痞子的分类人群，在行为和外貌上模仿港剧里的江湖故事，他们大多来自于待业青年和高年级学生，是当时社会时尚的领导者，他们讲私人义气，但社会公德真的很差，喜欢任性的骂架，打架，丢垃圾，张扬的谈对象，用流氓逻辑解决矛盾。此时，人们变的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而对国家的热情在减退。这个时候环境污染也开始出现了，我居住的地方是最老的城区，再往南是一个很大的水库是全市的水源，中间夹杂着一片茂密的水杉林，有一条小河在树林边流过，是我们戏水和捉鱼的生态乐园，它的源头是来自水库的渗水和城市的集水，在80年代中期之前，这条小河清澈见底，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这条小河开始改变颜色，一开始变换不同的色彩，最终变的浑浊和发臭，小鱼小虾也消失了。那个时候我并未有环境污染的意识，只是好奇的观察着河流的变化;而流经城区的主河流在80年代中后期也悄然变坏了，不能再洗衣洗菜，到了90年代便不能游泳了。这一时期，城区的工业并未增加多少，还是以民生的纺织、食品等工业为主。厂长经理负责制登上了历史舞台，各单位的领导权力变大了，职工的话语权缩小了，我母亲的悲剧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她总是非常困惑自己为什么从山东一路走来，在单位混的越来越憋屈，总是怀念过去在公社和学校的时代，说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太好了，而自从到了医院以后，人际关系就越来越复杂，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演变，她一直未能有一个完整的逻辑分析。到80年代结束，我们家迁徙了三次，房子越搬越大，住房条件越来越好，从最早的一室一厅到89年夏天的三室一厅，阳台也有了，卫生间也有了，地面也不再是水泥的。这都是单位盖的公房，父母到了一定的资历就可以改善住房，那个时候，我依然没有任何房屋私有的概念，只是觉得每隔三四年迁徙一次是社会定律，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那个时候也听说少数不讲理的职工搬了新房子后依然霸占着老房子，但这种行为为大家所不齿，一般最后都被赶走。不过从全局来看，社会系统的运行出了些问题，有些人逐渐游离于系统之外，有些人逐渐凌驾于系统之上，开始了侵蚀和操控它。

初中毕业后，我的成绩够上普通高中，但母亲总是对我期望值很高，希望我能上一中。因为她的读书历程一直都很厉害，所以对我一直有种不甘心的期望。于是在她的主张下，我又去了一中的一个中考补习班去补习。这一年，是我除了学习成绩以外，个人发展的黄金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否定了过去三年的心态，性格变的活跃起来，参与很多的健体、娱乐、游荡、吹牛等活动，有了一批朋友，外观上也有改善，并敢于和人打架，以及争取女孩——这是我第一次对一个美丽的女孩产生了好感，这个女孩的外貌连同我小学女班长的气质结合到一起，成为我后来择偶的标准——圆脸，个子高挑，正气直爽，大大咧咧。后来发现，作为男孩子，敢于挑战是激发精神世界的主要手段。自然，这一年的成绩还是一塌糊涂，以至于在预选考试的时候睡着了，依然还是考不上一中，结果让母亲又非常伤心了一把。

90年，我又回到了初中的那个学校上高中。经过过去一年的启蒙，高中的三年我过的很开心，也够活跃，在班级上有不少的朋友，积极的参与到班级和学校的各种有趣的活动中。在高中，学校开设了政治思想课，初步的开始了讲授一些哲学性的东西，比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社会主义的原则性问题，不过我们的政治老师对教材看来很不满，他崇尚个人的经济自由，也就是那个时代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常常抛开课本，大段的讲述西方经济学原理，并认为社会管理乃至这个学校对老师的管理，就应该赤裸裸的用钱来激励，而不应该再搞羞羞答答的社会主义，他的讲话逻辑性很强，有煽动性，很多同学都非常爱听，我有时也听的入神，从个人自由角度来说，我的诉求和他的逻辑是对应的，然而我从小的社会生活经历，已经在我心里深刻的印下了四个字：社会主义，也就是在物资公有和集体生活的条件下，人们无功利性的充分发展自己，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曾经的生活。那个时候，我还并未意识到我的个人主义新思想和传统社会主义的逻辑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过同样的，那个时候的政治课本也没有统一这个矛盾。回想起来，政治课本里的马克思主义是被修正后的主张，本质是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我的世界观逐步在高中时期形成了，和同学们也常常讨论一些哲学的问题，比如社会公平，世界起源，国家政治等等，以集体生活的家国政治为主体，是我的主要主张，那个时候赞同我的同学并不多，他们更认同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因为简单实用，便于理解，而因为我世界观没有统一矛盾，也就无法做到真正说服别人，说集体就只有集体，见不到个人的利益。思想里带着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我工作和创业，这决定了我很多决策的盲目和纠结，也就决定了一个人是无法发展起来的。不过，思想上的矛盾也必然带来脑子里的斗争，这让我平时就想的比别人更多，思考上也比别人走的更远，只是一路象牙塔式的学习生活，决定了仅靠个人思考是无法解决这个矛盾的。高中的三年，因为学校对学生管束的更少，而社会小痞子群体的衰落，反映到学校里的暴力倾向也降低了，同学们更加的文明，这让我生活的非常放松，而老师们的形象也从管束者变的更像朋友，我们的班主任只比我们大十岁，高大帅气，曾为我被恶势力欺诈而毫不畏惧的帮我摆平，他敢于斗争的正气深深的印入了我的脑海，对我价值观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三年中，回想起来老师的水平都很高，后来这个学校的高中解散后，这些老师到了其他学校都成为了教学骨干，只是我们这群学生基础太弱了，也太爱玩，所以到了高考的时候，没有一个达到建档线，但这毫不影响我们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深厚感情，因为这确实是平等、友爱、思想启蒙的三年，在我各阶段的同学中，高中的这波同学感情是最好的。不过我依然发现，按社会标准看，我是一个晚熟的品种，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多对同学都成了恋人，几乎人尽皆知的事情唯独我不知，对于人情世故、谋求个人利益方面，我依然近乎白纸。

对于学商非常低的我，母亲依然不屈不挠，在93年高中毕业后又把我送到补习班，梦想我能考上大学，那么好吧，这是我中学的第八个年头。在高考补习班，气氛是很压抑的，很多人都是老补，他们的烦闷制造了这种气氛。这一年，唯一值得记忆的是我的一段斗争经历。一个活泼的南京女孩，在班级压抑的气氛里就像沉寂森林里的百灵鸟，引发了所有人，特别是男同学的关注。有一个老补，也是一个班级公认最凶狠的混子，认为这女孩应该是他的，可惜女孩不买账，不知为何就喜欢跟我接近，我也就大方的和她一起交往，这引发了老补的怒火，再三威胁我放弃，还招来了其他的恶势力恐吓我，然而这一次我没有丝毫让步，驳斥他的无理，照样和女孩头碰头学习，每天带刀上下课，随时准备一搏。僵持了几天，因为我自己没有淌浆，我的高中同学组织起一个凶悍的队伍来支援我了，到了我所在的学校干倒了老补，而后他在操场上低头认输，说女孩归我了。那个时候我朦胧的感觉到，看起来凶恶的东西，如果它是不讲道理的，往往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弱;而组织的力量，又确实比个人要大的多。

94年，在一个马马虎虎的高考成绩下，连同父亲的活动，我上了一所合肥的银行学校。通过这次事情，我发现我低估了父亲的社会活动能力，并不是我母亲说的那样不堪，相反很务实和切中事情的要害，只是他经历了毛时代军队的改造后，回到了一个本真的世界观，对通过仕途或者经商来追逐私人成就已经没有什么兴趣，虽然他还有庸俗唯物主义的倾向，但不得不说他的烦恼实在不多而内在的快乐不少，他在很多方面全面的发展了自己，军事技能、音乐、手工、棋牌、烹饪、社交、管理、经商，他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他视这些为过程而不是资本。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对人改造的经典案例。对于这一点，母亲一直都未能理解，总是试图按自己的想象去塑造伴侣，这也让我感觉，长期的夫妻关系往往演变为一种很无聊的关系，伴侣往往固守着心中最初的观念却不去全面的了解离他最近的人，但人们却总是讴歌这种无聊。人们为什么一定要固守二人世界去天荒地老?为什么不能在整个的社会中充分的发展关系?

进入到合肥的这所学校，感受到了一种和过去不同的氛围：这里的竞争性比我过去所有的学生阶段都厉害，但这种竞争和过去同学中那种竞赛又不同，这里同学们之间学业上分享互助的不多，试图压倒对方的想法较浓。这种竞争激发了我的比拼意识，并让我的某些弱项，比如手工、体育、应试和表现能力明显的前进了，这让我变的更为自信，但是这种竞争也带来了负面的作用，那就是激发了我争勇斗狠的一面，或者说动物性的一面，在很多小事上都体现出来，这让我和同学们的关系常常搞的不好。不过，这里的同学关系已经不像中小学时代那么单纯，学生们的背景变的重要，凡是父母在银行担任官员的，校方对他们就很客气，犯错误一般也不怎么追究，他们就可以在学校更嚣张，而我们这些平民学生则被管束严厉，犯错的代价很大。同时他们的吃穿用度明显比我们这些平民的学生要高贵，很多时候，他们的父母坐着公车来看望孩子。我更惊人的发现，不少贵族学生每个月的消费是我的好几倍到几十倍，这让我咋舌，也让我清晰的感受到，社会分化了，出现了上层人物和平民阶层，上层人物的权力可以带来傲人的财富，甚至让老师这个群体都低头。这也让我逐渐明白了同学们的学习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进入银行的上层，那么这种竞争就必然是排他性而非耦合性的。回想我过去的学校经历，一直到高中，同学们都没有任何的背景意识，我打烂过一个公安局长家儿子的鼻子，而一个司令员的孙子偷过我自行车，但在后果的处理中都没有背景能量的介入，是非常公正的。我本能的不喜欢这里，不过因为我所在的班级是平民的集合体，大家都属于被压迫阶层，所以相互的感情还是比较亲密，而尽管如此，毕业后20年里，我几乎没有和这里的同学们有过联系。两年的时光迅速的流逝了，我被分配回了滁州，在回滁州前，我试图想留在合肥工作，因为那个时候省会城市已经和地市拉开了明显差距，我模糊的感觉大城市比小城市要有个人前途，于是我父亲又来合肥活动，神奇的在合肥又找到了关系，不过这一次没有搞定，这个时候的社会办事规则变了，权力和金钱更加重要，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

等我回到滁州，是96年的春天，社会的变化已经很大了。城市更加的繁华，修建了一些新的工厂，家电工业在滁州崛起，那个时候还都是国营的。城市的商业和大多数的服务业，基本上都已经私营了，各种商贩更加的活跃，不少人都在利用上班之余设法赚钱，个人赚钱的渠道也拓宽了很多，这个时候，人们对于赚钱的观念放松了许多，没有多少人觉得做生意赚钱是一种耻辱了。大约在90年代中期前后，回想起来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城市里做生意的观念开放了，而社会需求尚未饱和，同时用于买卖的物资也不那么难搞到手了，干个差不多的事情，只要不懒，就能够赚到钱。在我看来，投资做生意就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时候的社会没有什么人说资本主义不好，包括我自己，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小资本遍地开花的时代，个人发展自己的机会太多了，人们所受到的管束也更少。这一年我分配到了地方一家银行，不过这一年银行改为企业，国营企业也改为了国有企业，相对应的，在我当初录取通知书上承诺的“国家干部” 身份就取消了，母亲对这一点有异议，不过对于我并没有什么感觉，刚走入社会的我充满了好奇，觉得到处都有机会。这个时候，虽然没有“干部”和“工人”的身份区别了，但单位里“领导”和“职工”的距离拉开了，我们在一楼干活，领导不参与一楼的工作劳动，一般都在二楼呆着，不知道干啥，我感觉很神秘，但一楼的职工对二楼的领导敬畏感很强，少数人跑上去跟领导叽咕个事，大多数人都觉得没去干好事，所以在这种伦理氛围中，我一般是不去跟领导啰嗦的。但在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父母跟他们领导走的是比较近的，有时候去串门，家庭有矛盾领导也会介入，他们去院长或者科长办公室那里也都感觉是一件平常的事。

      （80年代的社会风貌）

刚刚上班的我，从多年的管束中突然挣脱出来，我爱折腾的天性立刻就显露出来，同时个人主义的倾向也终于有了社会实践的机会。银行基层的工作是很单调的，基本都是重复劳动，我并不喜爱这个工作的内容，所以我身在单位，目光早早的就瞅向了外面。在合肥上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了电脑，就深深的爱上了这个神奇的东西，因此我几乎在上班的同时，就开始不务正业，和一个同事联手买回了两台电脑，租了个房子搞电脑房。不过那个时候对于“个人发展”这个概念，认识是很不清楚的，根本没有一个理性的标准而言，只是模糊的联想：我喜欢的这个东西，也许能换钱吧!而本质上，是在满足自己的个人爱好，不像今天学校里的大一学生都明白创业的目的是直奔利润而去的。在之后的近6年里，我换了三种“创业”模式：电脑房、卖电脑、电脑设计，但无一例外都是建立在不同阶段的爱好上，也一直没有解决爱好和赚钱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上班没有好好上，做生意也没有好好做，当然，玩是玩的够深入，玩电脑的水平在当时一流。然而，这种没有统一的思想矛盾，会给人带来一种始终存在的痛苦，那就是生存的现实压力，既然做生意，成本支出就是始终不断的，没有稳定收入的来源，缺钱的感受一直折磨着内心世界，而那个时候个人主义至上的我，一方面喜欢装逼，一方面却不懂得利用各方面的关系来发展业务，就这么耗到女友提出结婚，却发现手头没有多少钱，于是黯然卖掉小产业。等我把目光收回到单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流行竞聘上岗了，市场的法则已经入侵象牙塔，人们利益的暗斗开始变为明争。而在社会上混了几年的我，虽然没有苦到什么钱，但各种的矛盾锻炼了我，让我的脑子更机灵，看问题也更全面，于是在第一轮的竞聘中，我轻松击败其他对手，当了一个储蓄所的主任。然而当我第一次面对下属的时候，发现他们不那么听话，对我这个新来的主任阳奉阴违，而那个时候我也不懂得怎样做一个领导，只是把他们当工具，按自己的想法做这个做那个。直到有一天，一个矜持的小姑娘，错付了一笔钱没要回来，来求助于我，我二话没说，拉上她去找那个客户，凶恶的讨回了这笔钱，结果我发现我在所里有威望了，大家气氛也欢快了，而后，在我的发动下，大家积极的改进服务和拉存款，很快就把业绩干的非常出色。从那个时候起，我找到了一些如何做领导的感觉——领导首先要是一个敢于管是非的人。半年后，我又参加了一次竞争更为激烈的竞聘，又当上了一个分理处的负责人，而这一次的竞聘，对负责人的要求是赤裸裸的：喊你来就是拉存款的，拉不来存款就滚蛋。这一次我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过去对拉存款这种任务一直是不当真的，我也不在乎跟存款挂钩的绩效，我只在乎荣誉，然而这一次我开始感到困惑，我在想，在一定的时间内，社会上存款就那么多，这是可以推算出来的，你拉我也拉，四大行哪怕打的头破血流，社会总存款也不会多个半毛出来，这种竞争站在整个社会层面有意义么?为什么不去按过去课本里说的那样“统筹兼顾”呢?这不是社会主义的优势么?非要没事找事干嘛呢。那个时候，我并不明白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在贯彻一种市场主义，把市场竞争当做推动社会进步的绝对真理。然而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动起来了，大局观和荣誉观在激励着我，我依然还是比过去的老主任干的出色的多。然而几个月后，单位又莫名其妙的开始折腾，说从经济效益来看，很多所是累赘，要砍掉，于是没有任何人和我沟通的前提下，我负责的那个分理处突然被砍掉了，没有人问一问这个所的员工们如何认真的对待每一次的工作布置。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被亵渎了，心里非常窝火。而之后，我又被很随意的安排到一个柜面去做出纳，没有人对我们分流人员做过任何意义的解释和动员。我的同事们都很顺从的接受了，而我却有一口气憋着出不来。这年底，银行开始普遍的搞买断，也就是国企的下岗分流，这个时候我对单位已经没什么留恋，在家人的大力反对下，毅然加入了买断行列。在买断的过程中，我曾经代表过三十名买断职工去争取一些权益，第一次的踏入了行长的办公室，而这位来自省行的研究生，处理矛盾的水平之低超出我想象，我在很轻易的拿到了权益后，也开始觉得，这个指挥着千军万马的体制比我想象的要愚蠢。多年以来，我也会回忆过去在国企的工作和生活，但脑海中出现的总是那些和我并肩战斗过的同事们，对于单位的上层建筑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相反很厌恶。

我离开国企，是在2003年年底。而事实上，社会在2000年前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批的地方国有和集体企业破产重组，大量老工人比我们银行职工悲惨的多的被赶出工厂，而几乎一无所有，所有重组的结果就是企业私有化，无一例外。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了，工人的维权此起彼伏，不断有人自杀，滁州这里的纺织工人曾组织了震惊中国的阻断京沪线事件，然而这些维权都被政府利索的摆平了，那个时候的人们，依然对政府有很强的信任感，政府说，这些企业过去都是政府办的，养了你们一辈子，现在企业办不下去了，也是你们干的不行，现在我们卖点钱弥补之前的亏损总可以吧?对这种说法，工人们也都想不出什么问题来，他们都觉得，是政府养活了他们，他们默默的吞下了这个结果，开始想办法养活自己，一时间，街上做小生意的人骤然增多了，而私人工厂的工人也被新老板们用失业威胁治的服帖，工人阶级的形象在社会上瞬间变的猥琐了。我在十多年后，才了解到那次的历史事件是令人震撼的：短短几年中，中国的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比例完全颠倒了过来，大约从4:1变成了1:4，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就在那几年发生了质变，中国大部分的人都进入了私有经济体系工作。而在2005年的时候，结合我的经历，以及发现了一些案例表明，当国企危机来临的时候，如果把企业的权力交给基层职工，让他们自行的组织起来，他们是可以管理好这个企业的。很多领导都把国企搞不好归罪于国企职工不服管，而从不想想自己扮演了一个怎样的操蛋角色，如果他们的逻辑成立，那就无论如何不能解释这个国家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是怎么来的。他们的眼中看不到职工捣蛋行为的背后就是巨大的建设能量，看不到人们为荣誉而战的那种动力，一如我当年工作的动机和心态，他们只看到职工伸手找他们要钱，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只相信钱。

不过在2000年初期，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依然还是兴高采烈的，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于苦难的承受是很强的，对于前景的预测是乐观的，社会的问题只是发展中的问题，未来一切都会变好，当然，这个“好”字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认识的很清楚，那就是赚钱。这个时候的商品已经非常发达，房子和汽车这样的大宗物资，私人居然都可以拥有了，甚至连同美色，都可以用钱来购买了。而对于社会身份的认同，那就是“老板”是上层人物了，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人们已经没有丝毫的羞辱感。大约在2000年前后，我的母亲带着一种不甘心黯然的退休了，而后我的父亲如释重负的退休了。而我离开单位后的选择，就是去当一个小老板。这是2003年底，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依然没有解决爱好和赚钱之间的矛盾，从家里拿去的十几万，被我迫不及待的投资了一堆我的梦幻机器，成为了我的大玩具，而在投资的时候并未好好了解市场，这样运营了近一年后，依然是过去的格局：虽然在细分市场上做的最好，但手头没有什么钱，机器也在不断折旧。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没有退路，因为要靠这个吃饭。有一天我非常的焦躁，在床上滚来滚去，这个时候我的妻子却罕见的鼓励了我：其实你做的很好，摸索一年了，居然没有亏本!这极大的抚慰了我。我的妻子在我从认识她的那天起，她身上就有一种我很喜欢的气质，那就是非常的独立，也非常的不干涉我的事情。在我作出任何令人惊讶的决定时，她一般都不会反对。所以和她认识和生活十七年了，虽然从未要死要活的爱过，但一直保持了一种很好的伙伴关系，对方认为有什么好玩的，会相互分享，家庭财产都是很自然的按实际需要配置，没有人想过个人要如何占有，我俩从未有过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我俩都很懒，持家都不行，但这不影响我俩过日子和孩子成长。70后的这一代女性，似乎大多都有这种特性：性格独立，没有什么社会等级观，物质贪欲小，有较强的社会公德心，这也是和我们童年时代的社会基础息息相关的。通过我过去的观察，我一直以为，70后的女人是最好的女人，她们是男人的好伙伴。于是在好女人的安抚下，下一年度我抖擞了精神，做了调整，向80后的小伙伴学习，更加注重客户，生意逐步得以扭转。

又过了一年，2006年的时候，我的生意思路得以进入理性的轨道：客户比物资重要，物资比兴趣重要，于是我处理掉了原来的资产包袱，重新成立了一个完全以大客户为中心的轻资产公司，去面向我不喜欢、也不擅长的公关领域。这次因为道路走的对，业务很快的就开展起来了。回想起来，其实在市场经济冲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贸易，就是要冷血的把一切和生意有关联的东西，哪怕是关系和情感，都予以量化并进行交换，在交换中套取到利润，所有发财的人无外乎都遵循着这个规律，而劳动致富其实是个伪概念，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中根本站不住脚，想要致富就要脱离产品生产，打破劳动阶级的伦理，专业而冷酷的进行交换和算计。然而打小形成的潜意识，阻碍了我进一步走上这条绝对理性的道路，两种矛盾的斗争在我心里从未停止过，我无法把人民两个字彻底的变成生物量，也无法泯灭自己的人性，这在市场中是非常致命的问题，因为商场确实如战场，在世界观的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的内涵是讲“和谐”，于是我就“和谐”了内心矛盾，在攻打下几个大客户后，我就蜷缩了，开始吃老本。这个阶段的我，其实过的也不错，逐步的买房又买车，算是中产了，同时，因为工作已经完全的不能体现兴趣，工作只是变成了谋生的手段，这个时候的我又开发了很多新的兴趣爱好，比如模拟军事，比如户外运动，比如自驾——这其实不过是小时候玩意的新翻版。而人闲桂花落，这一阶段也是我思想激荡的时候。2004年的时候，我的一位从小到大的至交出了惨烈的车祸，我亲眼看着他扛着破碎的头颅在医院中走向死亡，这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07年，我和法轮功的首席大弟子接触，颇有震撼，但依然没有解惑。当年又开始接触佛教思想，这一去，就遨游了6年，这一时期，思想中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因为佛教中对分析客观世界有大量精辟的说理让人信服，但落到现实的方法论中，总是强调无条件的做好自己(无我的修行)，做好自己就是改造社会，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单纯的做好自己和改变社会之间并无现实可能的道路，喜欢争勇斗狠的我，自己压制了自己的个性，这种滋味可想而知。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这影响了许多的私有经济实体，我身边一些亲戚和好友的企业关的关，困难的困难，那个时候我发现，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真的融合起来了，不过这种融合似乎对普通的百姓没什么好处。这次事件引发的社会矛盾并未在现实中爆发，而是在互联网中引发了大讨论，那个时候，右翼的思想在互联网世界中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他们彻底的否定现有社会体制和历史，完全的倒向西方宪政和自由市场经济，我本能的觉得他们的理论虽然理性的露骨，但是并未统一个人和社会的矛盾，这种绝对的理性中也蕴含了很大的狭隘性，于是我常常在论坛上和他们互掐，拿今天的社会现实等同于社会主义，用佛教的唯心逻辑对抗他们的现实逻辑，可想而知，我这种庞杂而混乱的逻辑体系被人驳斥的体无完肤；当我祭出社会主义大旗的时候，他们就讥笑我实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小老板，当时我死不承认这种自我的分裂，但是我心里知道，他们说的是对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观，终将是一个可笑而无力的人。这种分裂的世界观，体现在我公司内部管理上也是混乱的，时而有人本思想，时而又把员工看成麻烦因素，找不到一条真正的管理之路。这种无果的内心折腾一直到了2013年，我开始逐渐转向马克思唯物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感受到了这里和佛道思想的一定共性，而又有一定差异性，当时还是对意识改变世界的唯心论欲罢不能，但又不得不承认，马列毛颠倒了唯心论的逻辑对于分析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是通透的，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基础。从这年开始，我的思想逐步的转向唯物主义，并试图统一唯心和唯物，但那个时候对于唯物辩证法、矛盾论等基本的唯物哲学原理依然理解的不透，还是习惯了用唯心的视角去解读，因此常常还是“真理多走了一步”，又回到了谬误。2014年，我拜访了一位心仪已久的著名禅师，和他探讨佛教经典中“心能转物”的观点，而他抛给我的是“不被物转，即是转物”的消极结论，之后我对佛教的热情便基本熄灭了，而转向彻底的唯物主义。

任何事物的矛盾运动，在外因具备的条件下，必然有激化的时候。2015年，滁州出了一件大事，政府决策要在我们这个城市的生态核心区修建一座巨型火电厂，而多年来，我在流连滁州山水的时候，心早已和这片土地的命运联为了一体，当我知道火电的污染时，拍案而起，义无反顾的去扭转它了。最一开始，我去了政府各个部门游说和讲理，然而换来的并不是官员的认同，他们却招来了公安维稳人员来对付我。在第一轮的维稳中，我发现和对方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我讲我的人民至上的理念，他讲他的维稳逻辑，最后的落脚点总是：我不管你对错，我只要你放弃，否则将来家破人亡。面对强大的专政机器，我那小资的存在感被深深的震动了，我突然发现我什么都不是，很多的幻想烟消云散。但是我没有放弃，因为强大的压迫激发起了我强力的反弹，脑海里，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次斗争。我做好了所有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全然的拥抱斗争，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解脱后的自由，就像我很小的时候，在如雪的月光下赤裸的奔跑。很快的，有很多人聚在我身边，组成了一支纯粹的志愿队伍，我惊讶的发现，队伍的主要成分都是这个城市的无产者，越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越无畏和坚决，越是在行动中体现对家乡的情感，我开始理解了什么叫做无产阶级，他们深深的印在了我的心里。我们不断的面对当局的恐吓，不断的绕开各种障碍开发新的办法，在舆论、法律、技术、争取人心上不断对抗，并通过这件事情不断激发人们的社会意识，就这样毫不放弃的反复拉锯了大半年，对方扛不住了，停止了这个已经板上钉钉的项目，那些认为我们根本不行的人，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因为他们习惯性的思维，认为弱小不可能战胜强大，而这次在几十个人向近万人的强大体制的对抗中，强权却向公理退了一大步。由此，过去内心那些唯心主义的阴霾被吹散了，那些“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传统文化逻辑，让位于进一步海阔天空的唯物论逻辑，的的确确，只有在改变现实存在的过程中，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内心世界。历经漫长的维权斗争后，过去那些雾里看花的哲学理念不断的豁然开朗，什么对立统一，什么矛盾法则，在心里融会贯通，感觉原来如此的简单和明朗。而观察各种人在斗争中表现的百态，特别是观察我自己，让我对人性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不过就是物质运动的辨证法则，很多过去混乱的观念，逐渐的统一于一个完整的新世界观。

畅快了没有多久，当我带着新视角去重新观察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厦，观察我这一生的历史演变，我却陷入到了一种新的悲伤。我发现从小让我敬畏而尊重的上层建筑，原来已经完全变了，在我所能踏遍的权力机构中，他们不再和你讲一丝一毫的革命道理，不再敢于面对社会的是非，他们极其精巧的在各自保护自身，而全然不顾大厦究竟长向何方，他们躲在了一个坚固的壳中，和人民悄然的分离了。他们繁琐的描述着未来的空洞前景，而人民已经对此彻底麻木，因为人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然离开了自己的现实生活，转而疯狂的去寻找未来的生活，在被人为制造出来的诗与远方的鼓动下，人们慌张的一路奔跑，一路来不及畅快的呼吸，而即将到了终点的时候，却发现面对的只是一片华丽的瓦砾。人们茫然了，发现所谓的诗与远方，在剥尽了它所有的皇帝新衣后，余下的是只有金钱才能购买的世界。这个时候的人们想要生活，就必须埋头的争夺，人们变的像动物一样，只有在吃饱了这一顿的那一瞬间，才会有一丝幸福的感觉，而后又陷入新的惶恐，人们已经完全脱离了生活的本身。当人们以为觉悟了真正的理性后，整个的系统却开始崩塌了。曾经，带领人们向光明奔跑的一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人躲在我们的身后，用一根金钱织就的鞭子鞭打着人们漫无目的的前进。这，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