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月十八》提醒我们，特朗普的上台，完全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调适、或者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转换而已。

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一刻起，许多舆论就将这一事件戏称为 “唐纳德-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人们乐衷于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称《雾月十八》） 中的只言片语透视美国大选，指出波拿巴复辟与特朗普上台之间的相似性。

然而，这其中的大多数分析往往流于表面。

作为马克思最有代表性的政治论述之一，《雾月十八》 中蕴藏的洞见是复杂而深刻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如何从《雾月十八》 的论述中，提炼出具有生命力的概念、视角和分析思路？这些思想资源，究竟如何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特朗普上台这一事件背后的美国政治整体走向？

       《雾月十八》 写了什么？

1848 年，法国人推翻了七月王朝的专制政权，建立第二共和国，但只维持了短短三年。“雾月十八日” 指的是 1799 年 11 月 9 日 （法兰西共和国历的雾月十八日），是拿破仑发动政变的日子，法国大革命就此终结。而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指的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在 1851 年发动政变、终结第二共和国、最终走向君主专制复辟，重演法国大革命的结局。

历史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起源于激进思想的 1848 法国革命，在短短三年之后就走到了君权复辟的结局？这是马克思写作 《雾月十八》 时试图回答的问题。

对马克思来说，答案就在各个阶级的政治互动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拥有生产资料的小规模生产者）、无产阶级、小农、流氓无产者 （没有正式营生的社会边缘人） 在马克思笔下一一登上政治舞台，展开复杂的交锋。

在各阶级联合起来推翻了七月王朝之后，无产阶级首先发现，如果不采取极端行动，新的共和国政权势必被资产阶级主导。无产阶级发动 “六月起义”，但最终失败，从此被逐出了政治舞台。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制定过程，被资产阶级中 “共和派” 所控制的立宪议会牢牢掌握。

1848 年 12 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并获得了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在波拿巴的暗中帮助下，直接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通过一系列行动，以 “立法议会” 取代了之前的立宪议会，将政治主导权从 “共和派” 手中夺了过来。在夺取了政治主导权之后，秩序党却在议会内外受到代表小资产阶级的 “社会民主党” 挑战。通过武力镇压、撤销普选权等一系列斗争手段，秩序党最终摧毁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能量。

在此刻，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看起来已经完全掌控了局势。然而，之前一直被看做秩序党盟友的波拿巴却开始露出尖牙厉爪，一步步巩固自身权力。这样一来，作为总统的波拿巴与秩序党所控制的议会开始直接交锋。波拿巴不仅成功地将流氓无产者动员起来，还坐拥小农的支持。更不幸的是，大资产阶级也背叛了原本代表他们利益的秩序党，倒戈向波拿巴。这种形势下，秩序党议会在波拿巴的步步挑衅面前无所适从、步步退缩。最终，波拿巴成功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废除 1848 宪法，第二共和国宣告终结。

波拿巴的上位之路

在这段故事中，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深思：对于各股政治力量，我们都能指出其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但波拿巴是个例外——他走上政治舞台，却不是任何阶级的政治代表，而是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左右逢源，策略性地在特定时刻争取特定阶级的支持。

为什么偏偏是没有阶级代表性、只有个人利益的波拿巴，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个问题，又可以被切分为两个小问题。第一个：为什么波拿巴能当选总统？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厘清总统选举这一政治过程的性质，尤其是要明白：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是根本不同的。

《雾月十八》 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每位议员只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或地区、甚至仅仅代表了凑够七百五十这个数字的要求，而总统是由全体国民选出来的，总统选举是作为主权行使者的人民每四年便运用一次的王牌。国民议会和国民的关系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总统和国民的关系却是个人化的、具体的。议会中的议员们代表着国民精神的各个不同方面，但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实在化身。和议会相比，总统拥有某种近似于神权的权利；他之所以成为总统，是因为人民的恩赐。

议会中的议员，代表着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但总统却代表着 “全体人民” 来掌握国家机器。选举总统，是选出一个人作为全体国民的符号象征。换句话说，在总统选举中，“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和利益” 从一开始就不是其原则或目的。总统是 “国家整体” 的代表，因此总统候选人需要声称自己代表广泛的 “人民”，而避免给选民留下 “某个特定阶级的政治代表” 的印象——正因为波拿巴不是任何阶级的政治代表，他才能承载着跨阶级的政治支持而当选总统。

今天的总统选举，也往往体现出这种特点。在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宣称自己代表某种普适意义上 “人民” 的声音，而不是特定阶级或利益团体的传声筒。他们背后的选民构成，也的确十分多样。支持特朗普的群体，囊括了宗教保守势力、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本。而支持希拉里的群体，涵盖身份政治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城市穷人、工会、职业中产阶级和一部分新兴资本。

总统选举的这种特点，早在波拿巴时代就已经显示出来。

但要理解波拿巴为何能成功复辟，必须考虑另一个问题：波拿巴为什么能成功击垮议会、彻底打碎议会的政治制衡？

最直接的解释是，由秩序党控制的议会过于软弱，在波拿巴一步步向议会进攻的过程中一味退让。但我们需要追问：议会为何表现得如此软弱？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了议会作为代议制民主机构的内在问题。

在议会和波拿巴对峙的时期，秩序党议员们要想捍卫自身的政治利益、扩大手中的权力，就需要保卫议会制度、与波拿巴对抗。然而秩序党背后的大资本家们，却出于对政治稳定下赚钱做生意的渴求、对强大国家机器的依赖、和更加复杂的政治原因 （后文详述），选择了支持波拿巴。于是，议会中的秩序党人作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出现明显矛盾，也就是所谓的代表性危机。

在代表性危机之下，这些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就顺从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向波拿巴投降；要么就彻底地追求自身的政治利益、与波拿巴斗争，这就要求秩序党人跳出 “代表大资产阶级” 的框架，转而去寻求其他阶级作为民意基础，或者打造一种无关于阶级的民意基础。但秩序党议员们的实际做法却是，一直在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名义上的 “阶级代表性” 之间挣扎，在波拿巴的步步紧逼之下无所适从，最终也被其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彻底抛弃。

今天的代议制民主，已不是 “利益代表” 的政治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秩序党议会的垮台，实际上揭示了代议制民主机制的一种内在缺陷。

在通俗理解中，代议制民主的运行机制是这样的：各个社会群体选出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些政治代表作为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传声筒，参与政治决策。代议制民主之所以是 “民主” 的，是基于这样一种预设：政治代表在参与政治时，是依照其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行事的。

但实际上，代议制民主机制选举出的政治代表，并不是其代表的选民群体控制的木偶，而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独立个体。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偏离其理论上应该代表的选民群体的利益。

理论上讲，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分化，政客需要在个人利益与其代表的选民利益之间求得最大公约数。但是在现实中，总有某些具体的议题上，政客个人利益与选民利益无法被统一，导致政客的私人立场和他理论上代表的群体立场出现直接矛盾，成为可见的代表性危机 （正如秩序党和大资产阶级在是否支持波拿巴的问题上表现出的那样）。

当代表性危机出现时，政客们若想在代议制民主的游戏中不被淘汰出局 （或者说，不犯下秩序党议员的错误），就必须以个人政治利益为坐标，模糊他们原有的代表性。这种模糊化的努力，往往需要政客们停止宣称自己代表着某个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而通过寻找新议题、建构新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等方式，将自身包装成某种广泛利益诉求的代表、打造某种包含多个选民群体的庞大支持基础。因为一个政客所宣称代表的选民群体越单一，其自身利益与该选民群体利益之间的分化就越容易被察觉，丧失该群体支持对政客自身政治利益的影响也越致命，秩序党就是前车之鉴。

代议制民主之下政治代表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不仅体现在个体政客身上，也体现在政党身上。新近的一些政治社会学研究认为，政党不是被动代表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是积极主动地塑造新的利益诉求、身份认同、群体分界。更有甚者，政党也会通过话语宣传、政策收买等手段，积极收编浮现的新社会思潮，将具备潜在革命性的新认同扼杀在萌芽中 （比如美国民主党对独立劳工运动的收编）。同时，当代议会制度也给政客提供了足够空间 （比如在不同选区之间、两院之间、乃至议会与行政机构之间切换）去模糊自身的代表性、创造性地重塑自己的支持基础。

这样看来，代议制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 “代表性” 的政治。我们很难把当今某政客或政党的支持群体，归纳成某个具有清晰身份和诉求的社会群体，更无法将该政客或政党看作这一群体实际上的政治代表。政客和政党从自身利益出发，确实会在特定情境下选择性地回应特定群体的诉求，但他们本身不以“特定群体的政治代表”身份参与政治决策。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国家原本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最终扩大或转换了自己的选民基础 （比如英国工党和加拿大新民主党）；以及，为什么许多国家出现了纯粹以吸引最多选民为己任的 “囊括型政党”（catch-all party，既包括一些没有清晰政治立场、纯靠历史上遗留的动员结构来吸住选民的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包括有清晰立场、但希望用自身立场广泛讨好选民的党——如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

如此解读 《雾月十八》，我们可以看到：总统选举本就不以代表性为原则，而代议制民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代表性政治的意涵。因此，对“某某政客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分析，可能已经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民主国家的政治。我们恐怕不能将支持特朗普的群体看作是他实际上代表的群体，特朗普也不必然会回应某个支持他的群体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