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对继续革命理论的初步提炼 —— 1967年的三篇历史文献 ...

　　今年是“一月风暴”五十周年了，但是，文革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目前还缺乏较为深入的分析。本文把当年毛泽东和文革小组对于继 续革命实践的分析找出来，并加上简要的评论文字，帮助感兴趣的网友展开思考。有左翼学者认为，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目前已经成为宰杀共产党的一把尖刀，这个 方面的失误确实导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困境和合法性方面的海量损失。因此，无论你的态度和立场是支持还是反对文革，但是反思文革以及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都 是迫切需要深入进行的事务。

　　阅读《戚本禹回忆录》时，看到毛教员当年就希望能够在文革实践展开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异化及其批判者的状况，进行初步的总结，并为此两次 布置文革小组各同学写作文。据戚本禹回忆，这个命题作文，经过文革小组诸成员的努力，先后写出了三篇(见文后附录)，这三篇作文毛教员都做了批改。

一、1966年年底毛教员要求小组诸同学提交自命题作文

　　在1966年毛泽东生日讲话后，就要求文革小组各位同学写自己命题的作文，戚本禹同学回忆，毛教员“要我们从思想和理论上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叫我们要抓大批判，并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写文章。”毛教员还特地对戚本禹同学说“你也要写”，戚本禹同学回答说“一直想要写一篇关于影片《清宫秘史》 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因为毛教员提出过这个问题后一直没有人做过专门研究，同时戚同学表示对义和团这段历史不熟悉所以没有把握，毛教员当 即表示写好后帮助把关“我给你看”。

　　文革小组各位同学领受作文任务之后，后来关锋同学写了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姚文元本来要写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清算建国后文化战 线上的斗争，写着写着跑题了，后来写成一篇批判陶铸的文章。王力同学写了一篇批判农业方面“三自一包”的文章。张春桥同学原先打算从社会基础和根源上批判 走资派，结果写作文速度太慢，没有及时交卷，最后零分。【《戚本禹回忆录》P543-545】

二、1967年毛教员至少两次布置命题作文——如何分析文革这样一场革命

　　文革进行到1967年1月底，军队开始介入文革进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由此开始，毛时代中国每一个重要的群体，都深度参与到了文革中间来了。各自的选边站和策略集，开始呈现出来，政治博弈也逐次展开，毛教员开始要求学生交作业了——如何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

　　据目前看到的文献，毛教员至少两次向文革小组的同学们布置命题作文作业，第一次是2月中旬，作文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第一次布置作文时，戚本禹同学没有在场，第二次布置作文，据戚本禹回忆大约是在5月中旬。

　　毛教员第一次布置作文题目，是在2月中旬与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学的谈话中间提到的：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 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考虑一下，写篇文章，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的口号是反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走向反面。”“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 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大。这是巴黎公社。苏维埃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一 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 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了赫鲁晓夫的苏维埃。”“我们不是只看名称变了，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主 要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我们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资产阶级上了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要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握这是根本问题，不在于名字。”“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 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 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现在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是否还是叫文革委员会，十六条规定了。”【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 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第290-292页】

　　在布置作文并对张姚进行启发和点题时，毛教员较为系统地回顾了国际共运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对巴黎公社、苏维埃等政治形式都没有肯定，并且对于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抗腐蚀能力不抱乐观态度。毛教员唯一肯定的政治形式是党不可或缺。

　　据戚本禹同学回忆，第二次布置命题作文时他在场：

　　“大约是在1967年5月，毛主席在讨论修改《伟大的历史文献》——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文章时说，今年是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乘这 个机会，把苏联变修的问题在理论上说清楚，有些事情还可以结合我国的文革来讲。要写一篇用马列主义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章。”【《戚本禹回忆 录》P669】

　　这三篇作文中间，最重要的一篇作文是作为几年十月革命社论发表的，具体的起草人和起草过程是：

　　“这篇文章就交给了陈伯达和我们几个人来起草。我们公推关锋为主要起草人。……在起草的过程中，我和王、关三人经常在一起进行讨论。一般都是关 锋为主，即由关锋谈他的构思、王力作记录，我也不时提出―些我的想法。……到8月下旬，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这篇文章的草稿已经完成了。其中最重 要的部分，就是它第一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王力、关锋受审查后，陈伯达、姚文元、张春桥继续对这篇文章进行 了修改。我看到陈伯达、姚文元把毛主席关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致革命的六个理论要点排印了出来给主席。……1967年11月6日，这篇文章以《人民日 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公开发表，在国际、国内影 响巨大。”【《戚本禹回忆录》P669-670】

　　除了这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之外，还有两篇先行完成的作文，也属于同一个命题作文的范围：

　　“这篇文章同5月份纪念‘五一六通知’的《伟大的历史文件》以及国庆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是文化大革命中论述毛主席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三篇非常重要的文件，三篇文章均经毛主席批阅、修改。毛主席指示，在论述继续革命思想时，不仅要引用他的话，还要多引列宁的 话，要紧紧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原理。”【《戚本禹回忆录》(下)，中国文革出版社2016年，第669-670页】

　　合计看来，毛教员的命题作文，是由文革小组各位同学集体写作的，在经过交头接耳和相互抄袭过程之后，才完成作文答卷的，前后共计三篇。在每一篇 作文完成之后、发表之前，毛教员都有过亲笔批阅。这三篇作文的写作特点是：比较多地使用了苏联变修的材料来说明结论，似乎尽量避免采用中国的材料尤其是文 革的政治博弈材料来展开论证过程，为什么会这样，下文会进行初步分析。

三、这三篇作文中间有哪些内容是没有说透的

　　因为当时的人们没有经历过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在经济基础方面，很多问题只能够预测性地阐述，还不具备进行清楚明晰地展开分析的条件。同 时，在政治方面，虽然经验和事实依据揭示出某些重大问题，但是，清晰的判断并不适合公开讲述。所以，这三篇作文的不足主要有两点：一是经济基础方面有些问 题还缺乏足够的经验所以说不清楚，二是在政治上有些问题虽然比较清楚却不方便说。

　　(一)为什么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都是经济改革——当权派均衡对于改革路径的锁定

　　三篇作文对于毛时代的生产关系状况，都缺乏清晰的界定，从而对关键的政治概念——走资派——的界定就显得不清晰，这是一大缺陷。当时人们不熟悉 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运作过程，今天我们有条件来补上。从毛氏生产政体与邓朱积累体制的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其间的差别和演变。邓朱积累体制相对于毛氏生产政 体的变化，首先是管理权向管理层手上集中并形成垄断，被管理者毫无发言权和参与机会，这是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导致管理者操控被管理者的生杀大权;同时企业 恢复为利润而生产，导致需要向为企业利润作出贡献的外部人分红，造成极度的腐败，腐败同时意味着生产者地位的下降(对于利润的实际贡献小于权力的作用); 被管理者的彻底雇佣化地位，目的当然是为了管理权最大化地起作用;最新的经验显示，由于管理权的过渡垄断和失去有效监督，被管理者的人格尊严极易受到横暴 的侵犯。

　　按照美国左翼经济学家们提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劳动者的雇佣条件变化，企业的盈利目标及其实现所需要的各种制度，构成一个特定的积累的 社会结构，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可以再命名为积累体制。而中国的邓朱积累体制，是从破除毛氏生产政体而来的，较为重要的政策转折是：1978年邓小平强调 权力向官员手上集中和对被管理者强化管理手段(所谓按劳分配)，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恢复国有企业商品生产者地位，搞活大中 型国有企业增强其活力，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是首次申述要恢复企业为利润而生产的目标;对于劳动者的用工制度改革，经过不成功的聘用制与合同制的过渡， 到了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实现了买断工龄和劳务派遣制，恢复了雇佣劳动制;同时对国企抓大放小和MBO实现大部分国企产权的私有化，包括乡镇企业也在政 策压力实现了产权量化给私人。这样，中国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就完成了质变过程。

　　对照事后的经济基础演变过程，来回顾一下毛教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中间的讲话：“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 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 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 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比较毛氏生产政体和邓朱积累体制之间的落差，会发现毛教员的讲话算是抓住了两大要点。改开搞年代在中国推广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很大的林毅夫博 士，通过与西方国家对比，也认为毛时代的体制缺陷也是企业没有自主权和劳动激励不足，这是用不同的语言去证实了毛教员关于复辟的见解。

　　阳和平教授依据资本主义公私领域的划分方式，给毛时代的走资派下了一个定义：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老是想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 主义的经济问题。后来邓小平和朱镕基等人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在毛氏生产政体的范围内，引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方法，逐步地把这个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管理权行 使模式，最终变革为私人领域并形成了老田称之为邓朱积累体制的新制度，这个制度的三大要点是劳动者的雇佣化地位和企业为利润而生产，同时管理权集中并垄断 到了官员手里。

　　从邓朱积累体制的塑造过程看，无节制地强化管理权把被管理者最终转化为雇佣劳动者，就是从强化物质刺激(按劳分配)的这条路走下来的，而恢复企 业为利润而生产的目标，导致整个的经济和政治被彻底改造，权力和劳动的分配地位被完全重新评定就是内在于利润目标的逻辑。我们看到，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最 初阶段，不是从所有权变革开始的，而是管理权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再分配入手的，而恢复雇佣劳动制也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分了好几步最后阶段还有一个 “赎买”的环节，确实，在这个过程中间，劳动者在管理权面前的地位，企业为什么而生产的生产目的，是两个关键的环节，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从这两个缺口导致社 会主义大堤彻底崩溃的。这一段历史，足以证明毛教员对于生产关系本质的理解，是完全正确和非常有预见性的。

　　在另外一个方面，毛氏生产政体的存在，使得单位制这样的熟人社区的普遍化，带来一个主要的特点是干群关系的稳定性，到文革初期最老的单位中间干 部群众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已经有十七年了。干群关系的稳定化和长时间相互作用，使得干部滥用权力带来的负外部性记忆，在单位这样一个熟人社区中间持续积 累，这是促使群众的有组织行使批评权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同时，单位制这样的熟人社区中间，管理信息的透明性较高，使得很多群众也具备参与政治的必要信息; 按照法国学者贡斯当的看法，毛时代的单位制内部出现了引入古代人的自由的那种条件。最为关键的还有一点，毛时代的单位制是以普遍的公有制产权为条件，这就 使得权力的公有化观念深入人心，干部垄断权力的基础更为薄弱，这个特点显著地增强了当权派的“可批评性”——群众对干部的公权力私用或者滥用行为，其容忍 度远低于私有制条件下。毛泽东1967年秋天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中间说：干部长期不民主、骂人训人，积怨甚多，文革一起来就遭致群众的批评，这其实就是在 经验形态上强调毛氏生产政体与直接民主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毛时代规范具备引入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自由的条件。

　　在毛氏生产政体中间，权力公有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相当于是社会主义的第一立宪原则，使得当权派处在易于受到群众批评权威胁的地位上。同时，文革 期间群众有组织地行使批评权，激起了当权派倾尽一切手段组织保守派来压制造反派，这不仅反映了反对群众监督的坚定性，还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某种关于改革出 口的“当权派均衡”——当权派对于群众批评权的野蛮而长期的镇压，意味着当权派永远不会接受各种有利于民主化推进的改革措施，面临群众压力时，就只会反过 来寻找各种“经济改革出口”——这意味着在给与部分“头等工人”更多利益的同时搭配给干部增加对工人利益的操控权的设计，苏东改革和中国后来的改开搞事 业，都是这么设计和起步的。

　　“当权派均衡”意味着其核心阶级利益——“绝对不容许动的奶酪”——是各种对于管理权的分享设计，这意味着假如没有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社会主 义条件下所有的制度改革或者推进方向，在当权派的主导之下，只会选择一个增强当权派权力的经济出口，因此，在当权派的眼里政治的民主化改革永远没有合法 性。当然，改革到了最后，一定是首先终结管理权的公共化并转化为私人领域，在管理权领域的私人领域复辟之后，就会伴之以化公为私的产权改革和雇佣劳动制的 恢复。中国改革就是走的这一条渐进的三步走复辟战略。

　　文革时期，上海的陈丕显和湖北的张体学，都曾经要求与造反派打交道的干部：政治上不要随便表态，但对于群众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不要顶。这个当时 被文革小组和造反派批评为“经济主义妖风”的表现，检验出后续改革的出口：当权派对于权力分享要求是绝对不让步的，但是却有足够的意愿保留经济上的灵活 性。这其实就是文革这样一种政治博弈所检验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权派愿意着眼的唯一改革方向。贝特兰的看法。

　　(二)在政治上不宜说清楚的经验

　　在基础性的毛氏生产政体之外，文革初期以来的系列政治博弈过程，也是认识公有制社会官民矛盾的重要经验样本。同时，博弈所需的策略性问题，也对 文章的写作设置了严格的禁令，其中最重要的事实是1967年的八一社论引发的，由“揪军内一小撮”的不适当口号，导致8月30日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被 停职审查。

　　在政治博弈的经验方面，在这三篇文章公开发表的时候，文革的群体性博弈还在持续当中。如果就经验所见进行表达，有可能根本上影响到政治博弈的走 向，使得文革这场演习的成本继续提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有些事实虽然暴露充分，还不适合公开进行披露和评价，进行学术总结，这最为典型地体现在“揪 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文革进入到1967年年，由于党政和企业的当权派在有组织的群众的批评权的冲击之下，大部分选择了怠工或者罢工抵抗策略，因此，军队 支左并在秩序维护方面起到支柱作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军队介入文革之后普遍地选择“支保吃左”，甚至还有些省份军队直接出面开枪镇压造反派群众，最恶 劣的是青海二二三事件、四川抓人十余万，由此激起了全国造反派群众的强烈批判，并提出“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和“揪军内一小撮”问题。

　　1967年8月份，这个严重局面曾经导致周总理判断中国这一次革命肯定要失败了，据李敦白回忆，周总理曾经半夜接见过他的朋友雪莉，非常沮丧地 告诉雪莉说中国革命可能会暂时失败，雪莉转告诉李敦白说“(周总理)告诉我一个消息。他说‘整个中国革命的结果可能暂时会失败。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切。可是 没关系，如果我们在这里失败了，你在非洲可以学习我们的教训，你们会培养出自己的毛泽东，会做得更好。这么一来，我们最终也会成功。” 雪莉追问究竟是怎么 回事，周总理不肯细说，“他只说现在的形势非常复杂，未来也很不确定。”李敦白后来回忆说，文革出现了严重局势之后，毛主席采取的措施是终止它。“文化大 革命最困难也最危险的部分到来了。毛泽东亲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现在他要制止这场革命。”【[美]李敦白，贝内特著:《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丁 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5-257页】这个严重局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军内一小撮不能揪、同时文革必须迅速终止的原因所在，反应在作 文写作方面，这个方面的问题即便是看清楚了，也不合适清晰地讲出来。

　　当时对于文革的总结，在经济基础方面的情况，是缺乏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而说不清楚，只有毛主席能够看到部分本质要素的演变趋势。在政治上有些严 重问题看得很清楚，但是当时的局面是不适合说出来，这是典型的策略妨碍战略。这些问题从政治上看，当时确实不宜说清楚，但这对于学术分析和教育群众提供认 识来说则是一大缺陷。政治通常不能够在现场进行总结的原因，也在于此。

　　纪念十月革命社论中间提出了继续革命的六个要点，最重要的是第一条：要以马列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的毛时代，从文革前 的经验和文革的政治博弈中间，可以看出相互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就文革的政治博弈而言，造反派是毛泽东和文革小组出面支持的新型的民间批判性力量，站在造反 派对立面地位上的，是当权派的绝大多数和保守派群众。如何认识这个矛盾的性质，不仅是对文革性质，还是对毛时代社会矛盾性质的最基础判断。对于反对文革并 镇压群众的当权派斗争性质的判断，毛教员至少两次把这两群人与国民党相提并论：

　　“在治安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 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 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从这次 镇压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 镇压学生运动，我看该处理。”【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载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第266-267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 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转引自《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 晖》，载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第345页】

　　即便是定性了一些党政系统的走资派，批判他们镇压群众跟国民党差不多，但也不适合进行敌我矛盾定性，搞一场新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认识上，毛教 员把最终这个问题从属于社会分化的规律，看做是与一些人当官掌权之后的地位变化带来，换言之，是社会原因而不是个人原因造成的，因此，文革最终的努力方向 最后还是得要回归到世界观的改变方面来。上述引文中间，提到要处分团中央的走资派，1966年8月15日，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去团中央宣布胡耀邦、胡克实 和胡启立停职反省听候群众批评。事后不久，毛主席对此就有反思，认为处理得过于匆忙，“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 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载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当权派镇压文革派的力量，只有偶尔具备条件调用国家机器去镇压异己的批判性力量。在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在群众中间组织保守派 去对抗造反派，包括后来对造反派进行野蛮清算的“两情一批”运动，也是依靠保守派作为逼供信的动力来完成的。在如何对待镇压群众的当权派问题上，毛教员的 看法曾经有过波动和变化，但是对于群众中间的保守派毛教员的主张一直很稳定就是只能够团结和教育他们，而不能与他们对立起来。虽然很多造反派群众特别讨厌 保守派，科学院的造反派甚至得出结论说：保守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但是毛主席的态度自始至终很明确，就是不能够与群众对立起来，不能够把责任 怪罪在这些群众头上。1966年夏天毛教员就说要取消保皇派这个词，到了1967年年初就开始转发哈尔滨师范团结保守派群众的经验，到了1967年3月份 就开始批转天津延安中学按照班级实现大联合、贵阳棉纺厂按照行业系统实现大联合的经验，这实际上是把造反派和保守派一锅煮的主张，这个主张未能得到造反派 的支持;此后，转向承认山头再削平山头的努力方向，到了1967年秋天，毛教员派张春桥去湖南传达他的指示，说对保守派不能压，还以革命时期的经验为例说 蒋介石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来，这么多群众不会一辈子保皇，随后就明确要求成立革委会要有保守派代表参加。

　　总的看来，当时站在反对文革立场上的两大群体——当权派和保守派，他们确实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反对多数人利益的群体，也 是公有制社会政治异化的两大人格化承担力量，但是，基于这些问题本身是源于社会分化的规律起作用的结果，所以，不宜定性为敌对力量，而是要反过来强调团结 干部和群众的百分之九十五。毛泽东总是说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呼吁造反派要联合他们，团结起来。

四、四十年后重新回顾文革官民冲突的性质和双方的策略集

　　文革后冯友兰重写哲学史，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强调“仇必仇到底”，与儒家的“仇必和而解”相反，这个说法要不是故意装着无知的话，显然就是有心人别具怀抱了。

　　还有左翼学者认为，毛泽东只是想要搞一场演习，但是文革小组和造反派领袖却把这一次博弈搞成了真的敌我矛盾对抗，因此，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文 革小组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没有经过矛盾主次方面力量对比的校验，应该说，文革期间是反对文革的派别和力量占据优势，是优势群体选定了博弈策略和对 抗性质，造反派和文革小组的策略集合主要属于被动跟进性质。在造反派的视野里，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同盟始终是要以敌对眼光来看待和处置造反派的，是这群人决 定了斗争的性质和策略集。硬说要有“仇必仇到底”的话，显然，这是反文革派别的优势地位和强势策略集的内涵，毛泽东、文革小组和造反派都属于被动跟进性 质，而且恰好与冯友兰说的相反，毛泽东及其指导下的文革小组，是在反文革派别的仇恨策略集中间徒劳地寻找团结大多数和扩大教育面的努力，就连策略性较弱的 造反派，也不得不被动跟进“仇必和而解”的选择。换言之，群众有组织地行使批评权，结果激发了“当权派均衡”的反扑，把群众定性反党反革命，当权派的核心 阶级利益是权力分享和监督是永远不能够接受的目标，因此，文革的扩大化有两步，群众的有组织行使批评权是一个诱因，但是，当权派与群众的阶级对立则源于当 权派对自身核心利益的确认——因此当权派永远都不会选择与群众的批评权妥协，文革显示的对抗性上升和运动根本停不下来的原因就在于此。

　　毛泽东曾经以赞赏的口气提到南京大学某位学生写的文章，这位的文章指出：事物的本质是由主要矛盾所规定的，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文革的引 发，是毛泽东和文革小组出面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蕴含着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当权派联 合保守派对造反派的镇压。

　　当然，这位左翼学者的看法也有其依据，毛泽东和造反派与文革小组也确实是有差别的，主要体现在如何正确对待保守派群众和当权派多数的方式上。应 该说，就事实表现而言，造反派本能地选择与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对立并对其彻底批判，是准确和有事实根据的，但是，从政治策略方面讲，多数人的不觉悟意味着重 建新的领导权缺乏条件，因此，只有在真正实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之后，才能够寻找到世界观革命的初始条件，因此，造反派的错误不是对于事实认定的错误， 而是缺乏政治远见在寻找出路方面的不足。

　　到1975-1976年年初，毛泽东凭着印象说：“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 主义，现在比较稳妥。”蒯大富和聂元梓倒不一定本人鼓吹过无政府主义，而是现实政治博弈过程中间上升到需要重建秩序的时候，未能够团结多数确立新秩序，本 人的声望和权威反而成为新秩序形成的阻碍因素，这是一种客观态势分析而不是主观动机认定。武大一位亲历文革的老校友曾经告诉老田说，当年北京的五大学生领 袖确实上升到了全国的领导地位上，但是这些人未能够发挥恰当的领导作用，领导全国的大学生造反派走出当初的困局，以此而论，是形势逼人而领袖还不够成熟， 事实造就的领袖人物其认识落后于实际需要。从整个认识政治发展和认识进步角度看，这些问题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更不是个人品德问题，而是一个新认识的形成 本身就需要从实践到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够完成，认识落后于实践是普遍状况，五大领袖的认识落后于实际需要因而未能及时发挥好引领作用，也属于这个认识规律 的体现。

　　对于文革小组成员，到了1967年元月之后，党政系统的当权派普遍选择怠工或者罢工之后，中央文革碰头会业已成为唯一事实上的最高指挥系统，这 个时期仍然把视野局限于支持造反派就是狭隘的，需要拓宽视野纳入保守派和当权派的全体来看问题并为整个局势寻找出路，毛泽东1967年“2月12日  同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目无政治局，目无常委。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 (《毛泽东年谱》第六卷)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实际上也是局势巨变之后，文革小组已经成为最高指挥部中间最有活力和思考能力的一群，需要及时转型去面对整个 局势而不是困守从前的局部任务——从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压制下支持造反派的成长壮大，支持造反派的任务确实还没有最好完成，但是，这个任务需要结合整个局势 来重新看待。

　　在事实对照方面，文革小组地位的上升，实际上是党政指挥体系的瓦解和怠工状态的发展，并不存在文革小组指挥整个党政体系的现实，因此，这也是一 个客观形势的体认问题——党政体系罢工或者怠工之后，文革小组参与的碰头会必须履行全体系的指挥或者重建职责，后来的各级革委会重建过程文革小组成员都参 加了，但是属于被动参加性质，缺乏主动性和前瞻性的规划，结果主导权潜在地转入军头手里，中央层面是周总理和康生有些发言权，无论有没有更好的选择，认识 未能够及时转型在最低限度上也未能主动积极地去寻找更好的替代性机会。

　　所以，经过力量对比和策略集的校验之后，应该准确滴指出是反文革派别制造了无法协调的对抗性局势;同时，造反派和文革小组的不足是：缺乏有预见 性的政治眼光和足够成熟的认识去团结大多数，就结果而言，即便是文革派的认识到位，也未必就能够团结到矛盾的主要方面——促使反文革派别放弃其对抗性选 择，因此，不能够团结起来的原因不在于造反派和文革小组的主动认识和努力问题。但是，无法实现团结目标的后果，不能够成为造反派和文革小组认识不足的辩护 理由，因为，文革派的内因——认识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团结困难的反作用，这恰好是需要反省和提高的方面。毕竟对于反文革派别而言，对抗性的上升导 致运动垮台，与他们的追求不矛盾，但是造反派和文革小组则需要殷切地寻找成功的出口，所以，毛泽东对于造反派和文革小组的批评始终是合理的，虽然当初造反 派和文革小组成员都未能因此把认识提升到位，但是都被动地调整了自己的策略集。就历史后果看，反文革派别不受毛泽东的批评调节，并把自选策略集的非道义水 平提升了，对照的是文革派付出的巨大牺牲由此也形成了稳固的历史道义地位。

　　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掌握着优势和权力，是这两拨人组成的反文革派别选择了违背基本道义的策略集，因此，任何洗白反文革派别的策略都是无效的，在以 后的文革历史研究中间，文革的正当性肯定要文革派的道义地位关联起来，这是一切价值论证的最本质基础。2003年老田第一次见到武汉百万雄师的第一号头头 喻文斌，看到他亲口向造反派工造总司一号头吴焱金道歉：对不起你们，百万雄师当年进攻你们总部搞死你们那么多人。【1967年6月24日百万雄师进攻设在 刘少奇纪念馆原址的工造总司司令部，杀死28人杀伤上百人，是武汉单次杀人最多的武斗。】对于历史和政治而言，道义是一个永远有效的标准，那些采取反道义 策略集进行政治博弈的群体，永远都不能够把自己正当化——无论是官方为百万雄师的平反还是把他们树为反文革英雄，都不能够免于道义的追问。造反派和文革小 组到底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历史的最后判断和个人感受可能会相反。与道义标准相关的历史正当性和政治合法性，官方铺天盖地的宣传都无力颠覆，冯友兰那点 学术地位也难济大事。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附录：依据人民日报发表的文字，把三篇命题作文搜罗如下。同时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录的毛教员对这三篇作文的批阅意见，一并找出放在一起。（见老田同志整理的毛主席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等三篇文章的批注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