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一节 壹、本节概述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 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一) 1、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 苏共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我党派出朱德同志为团长、邓小平同志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 从大会开幕到闭幕，我党代表团都没有听到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只是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才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向我代表团通报，只口译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当时，邓小平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 半个月后，《纽约时报》在三月十日详细发表了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犹如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地震。在东欧各国，对当权的领导人，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乘机掀起一场反苏反共的浪潮。 2、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评论秘密报告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晚，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 过去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一九五四年，我国国庆五周年，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那次接触中感到此人比较灵活。那次谈判结果，他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如将旅顺口和新疆的几个中苏合营公司还给我们，帮助我们修建兰州、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给我们贷款五亿卢布，帮助我们修建十五个项目，连同过去斯大林答应的141个项目，共156个项目，是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骨干工程。不过，现在看来，此人有点实用主义。他上台后需要我们支持，所以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些。 三月十九日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说：我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这个话过去不好讲。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只讲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联系到斯大林。那时我们党采取这样的方针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议。还要想一想我们对批判斯大林是否表态，采取什么方针。 三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 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 定，要中国党执行，结果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一切通过统一战 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 在莫斯科决定的。我们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实行保持我党独立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党进行自卫反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第四次，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 （1949年12月16日到达至1950年2 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 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已经发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现在全世界是否要来一个反共高潮，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反，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自己要硬着头皮顶住。 其实，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时间并不长。说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起，迄今也只有100年多一点，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可能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因为要摸清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是不容易的事情。路如何走，不容易。我们搞民主革命也是犯了许多错误以后才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是这样。要树立错误难免的观点。任务是尽量少犯错误，使主观符合客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主观主义，反对片面性。这样才能不犯大错误。我们力求不犯大错误。 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决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没有完全定下来。 是不是用支持苏共二十大的姿态，讲一些道理，弥补赫鲁晓夫报告的片面性， 对斯大林的错误做一些分析，讲一讲我党也是犯过错误的，也不赞成个人崇拜的。 在讲我们的错误时不要联系苏联。对共产主义前景要表示充分的信心。“四十而不惑”，这是中国的古谚。十月革命明年才到四十周年。是不是四十岁就不惑呢？这也难说，可能好一点，但是要充分表示共产主义最终要胜利的信心。 （二）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毛泽东提出撰写文章的基本观点 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下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撰写文章， 毛泽东说：要鲜明地提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犯了一些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其他原因外，这主要是由于他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有严重毛病。 还有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在消灭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什么矛盾？至少还会有新与旧的矛盾，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按照辩证法，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没有运动，生命就要结束，社会就要停止运动，以至灭亡。 第二个观点：斯大林的著作还要不要读？既然斯大林有错，他的书也是有错误的。但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书里正确也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也是第二位的。还是应该读。因为搞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不长，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还是第一人。他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其中是否有错误可以研究，但它毕竟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的书。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这些书中肯定有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读。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任何国家的经验，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生搬硬套，全盘接受，不加分析、思考，不联系本国实际，这当然是要不得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犯过这样的错误。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时要加以分析，要联系本国当时当地的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态度。所以，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比如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党历史上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是王明“左”倾路线时期，后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处理比较妥当。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还规定：在党政机关中搞肃反，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社会上则劳动改造，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不仅可以保留活证据，如果他真是反革命的话；如果我们搞错，他不是反革命，还可以改正。一旦人头落地，平反也没有意思了。 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还是初步的态度。苏共大反斯大林，各种议论正在开始，以后还会有，还会有更广更深的影响表现出来。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吸取教训。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时期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的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2、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原文及要点 这篇文章的要点，参加编写者之一的吴冷西概括如下： 1，文章从各国反动派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兴高采烈讲起，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出现错误同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错误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人类社会自分裂为几个阶级以来，几千年间经历了奴隶阶级专政、封建主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犯过无数次错误，而且重复地一犯再犯，最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促进自己的灭亡。 无产阶级专政是十月革命后产生的完全不同于过去一切阶级专政的新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的斗争，无疑是情况很复杂、道路最曲折、斗争最艰难。因此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许许多多错误，但也存在着无限发挥人民群众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以克服种种错误的可能性，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开拓光辉的前景。 2，文章充分肯定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大大鼓舞了和支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业绩。 同时，文章在指出苏联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在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产生的严重错误。文章指出，作为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苏联的伟大成就中有他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苏联的严重错误中也有他的不可否认的责任。当斯大林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的荣誉时，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他骄傲，不谨慎，脱离群众，脱离集体。他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他接受个人崇拜和实行个人专断。他离开了原来自己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基本观点，理论同实践脱节，从而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作出了不合实际的错误决定，并且使那些个别的、局部的错误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和严重错误。 3，文章指出，斯大林一生的后期，愈来愈深地陷入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文章在这里提到的斯大林的错误，有同于又有别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指出个人崇拜的影响，又指出思想的原因。文章还指出，对于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4，文章专门论述了个人崇拜。文章指出，个人崇拜是人类长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遗产，也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接受和鼓励这种落后思想。 文章肯定，苏共二十大展开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扫清前进道路的思想障碍的斗争。 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肯定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任何时候也反对夸大领导人物作用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思想影响还会长期存在，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出现，有时由这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这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5，文章没有谈到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出过的一些错误的主意。文章只是正面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路线错误，检讨自身的错误教训，强调反动教条主义，特别是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其实，这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都是同斯大林有关的。文章只批评了斯大林在革命中基本打击方向是孤立中间社会政治力量的公式，但指出这是我们自己犯了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的教条主义错误。 6，文章把斯大林的错误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论述。文章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以至主观与客观、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一切还都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样看来，存在着个人与集体矛盾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 7，文章指出，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多少倍。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当继续总结这些经验。不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或错误方面，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许多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它们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文章最后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批判个人迷信之后，苏联曾经被压抑的一切积极因素将普遍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 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以后的反应及工作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发表独特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一九五六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接见米高扬时说：面对西方国家的反共喧嚷， 中苏应当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如对斯大林。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接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古巴、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的共产党代表。他们在谈话中对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致给予好评。 毛泽东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我们认为，斯大林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否认他好的东西是不对的。毛泽东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名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含义是明白无误的。 九月和十月，毛泽东会见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谈了我党斯大林的看法。 毛泽东在单独同米高扬谈话时指出：兄弟党之间有不平等的现象。 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出了一些坏主意。苏联总的来说是好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反苏反共攻势，我们应当支持苏联。 毛泽东会见英共主席时，波立特称赞《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写得好。毛泽东说：我们有些话还没有在文章中讲，现在说了没有好处。由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对斯大林问题只说了分量和原则，说了三七开，说了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根源。但对责任问题，我们说了斯大林的责任，但没有说只是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别人没有责任；也没有说不但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其他人也有责任。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党中央是认真的、慎重的、也是维护大局的。 可以说，毛泽东和党中央着眼点放在如何从苏联历史（包括苏共二十大在内）吸取经验教训，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二、波匈事件，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波匈事件 1，波兰事件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以后，六月间波兰各地不满增长。波兹南市工人首先要求提高工资，政府不接受。工人要派代表团谈判，政府不愿意谈。这样一来，工人开始罢工，然后上街游行示威。波兹南事件以后，波兰许多地方的工人都在闹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间召开七中全会，讨论局势。会上，大家认为这几年的经济工作不好，不如哥穆尔卡时期。（哥穆尔卡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任波党总书记，一九四八年由于他反对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党，被免除总书记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一九五一年被监禁，一九五四年秘密释放出狱。）七中全会认为哥穆尔卡没有错，开除他是受斯大林的影响。会议决定为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并在全党和全国平反错案、冤狱。 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后积极参加了波兰党中央的工作。这时波兰党内批判斯大林的情绪高涨。由于过去斯大林对波兰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这种批判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苏联认为这是反苏。但是波兰党认为，过去党的路线是错误的，要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那样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要加强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意见很激烈。 波兰党政治局决定在十一月初召开中央全会，到十月十五日又确定提前在十九日召开中央全会。苏共知道波兰党决定召开中央全会后，非常紧张，要求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苏联去谈判。波兰党的答复是在中央全会之后再去莫斯科。接着，苏共又建议苏共派代表团到华沙去。波兰党回答说，他们要开中央全会，无暇接待，要苏共代表团在波兰党开过中央全会后再来。赫鲁晓夫认为这是波兰党采取拖延的办法，以便中央全会上改组政治局，然后再让苏共代表团去。 赫鲁晓夫非常生气，于十月十七日决定下命令调动军队。首先调驻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华沙，同时调动驻民主德国的苏军向波兰西部边境靠拢，苏联西部白俄罗斯驻军也向波兰东部边境集中。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 命令下达后，苏联方面通知中国，说苏已采取行动，并征求中国的意见。 赫鲁晓夫还决定不顾波党不同意接待，匆匆率代表团于十月十九日晨飞往华沙。苏共代表团的座机到达华沙上空后，华沙机场拒绝接收。结果赫鲁晓夫所乘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一到两个小时），最后才被降落。 这时，波兰党正在开中央全会。会议由奥哈布主持。原来的波兰党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贝鲁特参加苏共二十大后，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情绪激动，导致心脏病突发，在莫斯科逝世。这以后波兰党的工作就由奥哈布主持。奥哈布在会上宣布，现在苏联代表团已到达华沙，问大家是否先开会再同苏方会谈，还是先与苏方会谈然后再开会。会上有人主张先同苏联代表团会谈再开会，但多数人主张先选出新的政治局后再跟苏联代表团会谈。最后，按多数人的意见，先开会选出政治局成员。其中包括哥穆尔卡。 苏共代表团十九日上午到达华沙以后，一直等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选出新的政治局，然后举行两党会谈。两党代表团在十九日整个上午到下午一直进行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首先指责波兰掀起反苏情绪，谴责波兰党对民族主义情绪不加制止，致使事态迅速恶化。赫鲁晓夫说话非常粗野，态度非常横蛮。会谈很决变成了互相指责。在两党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看出波兰方面不会同意苏方不让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也不会采取措施制止所谓反苏浪潮，他在会谈过程中曾同华沙条约国军队总司令、苏联元帅科涅夫商量，并与苏藉波兰人、当时任波兰国防部长、波兰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商量。赫鲁晓夫了解到：目前波兰反苏情绪激昂，华沙正在酝酿示威游行，局面难以控制。波兰军队的情绪也很不稳，很难依靠他们来平息群众示威。于是，他与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后，在会谈过程中就要科涅夫下令驻波兰境内的苏军部队向华沙前进。苏联军队的这种行动，很快被波兰方面察觉。哥穆尔卡在谈判中听到这个消息，不觉激动地站起来，绕过会议桌，走到苏联代表团那边去，大声地对赫鲁晓夫说：你们的部队正在向华沙前进，我要求你们马上下命令叫他们停止前进，返回驻地。赫鲁晓夫开始时抵赖，哥穆尔卡走出会议室，很决又返回来说，我证实这是确实的，我要求你马上下命令叫部队立刻返回营房，否则后果由你负责。现在我要求休会，你们考虑一下答复我们。这样，会议休会到晚上再开。 在两党会谈休会时，赫鲁晓夫得知华沙人民准备自卫，阻止苏军入城，大工厂的工人已拿到枪枝，成立工人自卫队，准备巷战。如果苏联军队坚持进城，就会发生战争。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曾经表示，如果发生战争，他不能保证波兰部队支持苏联部队。这样，赫鲁晓夫的态度才软下来，只好同意波兰的意见，命令苏军停止进入市区。 晚上会议的气氛与白天不同。赫鲁晓夫同意波兰党所做的决定，新选出的政治局由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波兰方面欢迎苏联的态度。哥穆尔卡激动地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胜过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并说波兰党中央委员会结束之后，他一定到莫斯科去讨论如何解决波苏关系问题。 苏共代表团在二十日早晨（北京时间十九日晚或二十日凌晨）返回莫斯科。 这时，苏联同波兰的关系的形势已经缓和。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发来关于波兰问题的通知， 毛泽东说：看来苏联要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苏联要动用军队来对付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不妥当。儿子不听话，老子要打棍子，旧社会习以为常。但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看来苏联就是把波兰当作儿子。苏波关系搞得很紧张，我看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不对，可是他对波兰的政策比斯大林还要厉害。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晚七时，在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毛泽东说：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 二十日，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知道了中国的态度。苏共中央打电报给中 国，邀请中国方面派两位负责同志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波两党会谈。建议苏、 波、中三党在一起协商解决苏波关系的问题。 二十二日晚七时，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联的邀请。毛泽东说：现在惹上麻烦了。我们对波兰问题表了态，反对苏联武装干涉，主张协商解决问题。现在他们要协商，要求我们参加。 刘少奇、周恩来都主张参加。毛泽东说：我们可以派人去，以调解人的身份 去，不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去，不参加他们的会谈，而是从旁调解。我们不好当波兰同志的面批评苏联同志，也不好当苏联同志的面批评波兰同志。就是说，我们只能分别同苏方或波方谈，不搞三方一起谈，这样我们可以主动一些，回旋的余地大一些，说话也方便一些。 常委会最后决定，代表团的任务是劝和；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 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总的是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巩固苏波友 谊。方式是分别与波兰或苏联代表团谈，不参加他们双方的会谈。会议决定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苏联发表宣言，十一月一日，中国发表声明支持；一度十分紧张的波苏关系，经过莫斯科苏、波、中三党的三角会谈告一段落。 2、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几乎与波兰事件同时发生。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三月中旬，匈牙利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许多是党员）组织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要求所谓民主和自由。 一九五六年四月，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下台，原因是匈牙利中央指责他搞资本主义复辟，并把他开除出党。 一九五六年七月，苏共派米高扬去匈牙利，要求匈牙利党的领袖拉科西下台，认为他实行斯大林式的领导，把匈牙利局势搞糟了。匈牙利改选格罗为党的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 一九五六年十月，为原党的领导人之一的拉伊克（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平反； 同时为纳吉恢复党藉。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宣布撤换原总理格罗，由纳吉当总理。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苏联军队应纳吉的邀请进驻布达斯。同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到布达斯，参加匈党中央会议，会议选举卡达尔代替格罗任第一书记。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纳吉发表广播讲话，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全国罢工不断发生，反革命分子的夺权活动非常猖獗。甚至在首都以外的一些省都宣布解放。布达斯到处听到枪声。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苏军基本上控制了布达斯的局势。同日，纳吉宣布成立新政 府。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匈党中央又举行会议，成立六人小组代行中央职权，以纳吉为首，把卡达尔排挤出中央领导层。 这时，整个局势非常混乱，许多共产党员、公安人员和群众被叛乱分子抓住吊死，街头电线杆上、树上到处挂着许多尸体。反革命暴乱越来越严重，而纳吉政府却采取节节退让的方针。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到达布达斯，他们表示；苏联党和政府准备从匈牙利撤兵。并把这一决定通知了中国。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苏联准备从匈牙利撤兵问题 毛泽东说：苏联在波兰问题上冒失决定派军队干涉波兰是错误的，而现在在匈牙利问题上又匆忙决定撤出驻匈的苏军，置匈牙利政权垮台于不顾，同样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一左一右的做法都不对头。我们不赞成他们从匈牙利撤兵，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党和人民。 3，中共中央讨论波匈事件的教训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军重返匈牙利后的问题，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不但要支持赫鲁晓夫，还要支持卡达尔。对波兰也是这样。现在摆在世界各国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要根据最近一个月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发表演说。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我看是坏事也是好事。凡事有两重性，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两点论。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烧起来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也教育了苏联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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