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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启示录

2017-2-6 21:03|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4931| 评论: 3|原作者: 一元

摘要: 因此未来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社团执政民主轮替制度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彻底实现劳动人民直接掌管国家政权,把毛泽东的文革实践继续完善,让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更远!

一元:中国革命启示录

------毛泽东主义之历史渊源及历史背景

 

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周厉王带领亲信逃离镐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今山西省霍州市),并于公元前828年(周共和十四年)病死于该地。《史记》一书于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开始记年记事,因此发生“国人暴动”的这一年,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题记

 

 

序:历史的呼唤

 

中国历史的确切记录诞生于一场革命。革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循环往复两千余年。革命基因嵌入中华文化,不知道是否是上天给予中国人民的一种眷顾,使得中国两千年多年的历史中英雄豪杰辈出,优秀人物灿若星河,历史典故俯拾皆是,中国的历史本身就已经升华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必然就不了解中华文化,这种文化特点是世界文化中的独特的现象。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璀璨的宝库,这座宝库充满着人类的艰辛与拼搏、智慧和力量!

 

东西方原始氏族部落时期和奴隶社会时期的政治形态都差不多,比如长老议事、公推选举与贵族共和、领地分封等等。这两个时期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共和议政。公推选举制在中国进入奴隶制的夏朝后被世袭制取代,而在欧洲的奴隶社会时期却得到一定形式的保留和发展。中国春秋和战国时期的诸侯会盟议政的形式随着秦帝国的统一而消失,世界上最早的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由此产生。中央集权为中华文明的整合与传承提供了强大的保护力量,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传承至今的主要根源,成为世界古代文明唯一的幸存文明,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都已经毁于战火,湮没于历史。但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对国家和人民的控制十分强大,尤其是封建生产关系是一种低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为了保证农业生产,一直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都是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尽量避免商业过分发达损害农业,造成饥荒。任何新的生产萌芽都面临中央集权政治体系本能抑制,因此这种封建中央集权体制逐渐成为扼杀新兴生产方式的主要力量。

 

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形成时间早,与秦通过军事战争消灭六国,建立强大的皇权分不开。在这个中央集权体系的内部,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对皇权进行制约,这样的结果就是有远见有智慧的人物控制了皇权,国家将取得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一旦遇上昏庸无能之人控制了皇权,必然给国家带来灾难和灭亡。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中央集权的抗争,其实是极少有胜利的,都是历史的筛选后剩下的最智慧最有能力的人物才能成功。成功的革命都是对整个中央集权体系完全打碎之后的重建,用一个新的中央集权体系去代替旧的体系,形成中国历史特有的王朝战争循环更替,胜利者主导中华文明继续发展。正是由于这样的中央集权体系,导致了王朝更新只能通过大规模的战争,自下而上的农民战争摧毁了一切的贵族阶层和生产结构,导致中国大地上的封建统治被刷新重来,就像电脑硬盘的格式化,土地重新分配,人口重新调整,统治重新开始。跟着革命的旧体系的不满者在新体系中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政治角色。虽然这种战争能力在古代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使得其他民族和国家无法危害我中华文明存亡,然而对中华文明的社会进步发展而言,危害是明显的,每隔几百年的系统重装式的战争,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技术积累随着人口的大量死亡而消失,生产力水平几千年几乎在同一个水平上踏步,而战争能力也在宋代开始之后走下坡路,中华文明两度被少数民族通过战争主导,最终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于近代彻底败于西方欧美文明。

 

欧洲古代文明因为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没有力量保护自己,因此纷纷被战争摧毁。但有失必有得,欧洲奴隶贵族共和的政治形式在欧洲向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演变成为有平民参与的贵族议会制度,形成贵族和王权的博弈。尽管当时的欧洲同样也有世袭制,但是必须获得议会认可,一但双方发生利益冲突,贵族常常会发动上层革命政变,重新推选国王,通常情况都是新国王踩着前国王的尸体接受王权,这导致欧洲的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相当缓慢,半奴隶制半封建制历史十分漫长,直到19世纪资本主义大发展后都还保留着大量的农奴制生产关系。贵族和王权的博弈也导致欧洲封建生产关系松散,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能肆意扩张的主要因素,同时也使得欧洲形成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历史非常短暂,使得欧洲很快就过渡到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尽管欧洲的封建领主也“重农抑商”但几乎没有对新兴生产关系产生任何强制性力量压制,一些商人通过贸易或者组织雇佣工人生产迅速的成为富有的资本家,尽管一段时期这些资本家也受到封建贵族和市民的歧视,但这种歧视并没有能阻挡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成为新兴贵族,并进入议会政治,参与国家权力,资产阶级的民主由此逐步发展起来,欧洲文明开始逐渐超越东方文明。

 

历史是公平的,会给不同的人民以眷顾。当世界历史推进到17世纪中期的时候,欧亚大陆的两端的两个小地区几乎同时爆发了一场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性行动:满清入关攻占大明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这两地革命行动的政治性质差异导致国家方向出现颠覆性的发展,从此,中华文明开始了三百多年的逐渐衰落,而欧洲文明开始了三百多年的的逐步强盛。至此,中华文明陷入晚清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余年一大变局’时期,苦苦挣扎。17世纪对于东西方文明是一个分水岭。中央集权政治终于显露了它的历史局限性,而贵族共和政治终于开始显示了它的历史优势。然而认识这两种政治管理形式带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差异性结果,竟然需要我们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才能发现,因此这两种人类主要的政治管理形式都是不可荒废的宝贵资源,都需要我们人类社会去继承和发展。

 

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分别形成议会民主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也就是列宁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其典型特点就是资产阶级内部议会共和,对外集权抗争,将议会制和集权制充分的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性力量。尤其经过20世纪两次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争霸战争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发展到超国家的国际垄断阶段,资产阶级的横向联合大大加深,已经出现专门协调超越国家范畴的资产阶级垄断集团之间的协商机制(如共济会等),那么,一个超越国家范畴的资产阶级国际垄断集团下的中央集权力量也就会在酝酿中,在目前公开的报道中将这种力量称为“影子政府”。

 

17世纪到19世纪这三百年的逐渐衰落使中国已经濒临分裂,但是优秀的文化必然会孕育优秀的人才纷纷寻找救国图存的道路。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最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八年的农民革命战争实践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并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的人民共和是消灭了剥削的多数人的民主政治,相对于人类社会过去几千年的少数人的民主政治和皇权专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次飞跃。尤其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连少数的精英民主都没有过。新中国建立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国家经过过渡期很快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少数人的精英民主权力被剥夺,跨入了多数人的人民民主阶段。中国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很不甘心,于是试图联合起来夺取民主权力,精英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博弈最终全面爆发,导致了毛泽东1966年推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问世时间短暂,因此是人类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发展阶段中不成熟的一种民主制度,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人民民主很快就被中共党内的精英民主取代。精英民主和剥削制度是相连的,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很快就发展起来,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被培育成长,新兴党外精英必然要追求与党内精英平等的政治权力,也就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向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发展,东西方的政治文明必然会走向同一,这样的历史规律是无法违背的。

 

今天的中国已经处于十字路口,资产阶级‘精英民主派’和无产阶级‘人民民主派’都已经不愿意再这样被‘特色民主派’骑在身上,分别都在积蓄力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都已经在酝酿,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大变革的前夜。如何准确把握中国面临的这种社会形势,需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也需要多角度的认识和分析,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道路,那么从中国漫长的革命历史中来认识当下的中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古代中国革命启示

 

中国古代的革命运动,这里主要是指封建社会阶段,其形式、人物、过程和结局的复杂多样和曲折回环,令人叹为观止,蔚为壮观。从贵族到流氓、将军到乞丐都在中华大地的革命舞台上亮过相,有昂眉吐气也有折戟成沙,构成我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生生不息!

 

中国古代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改朝换代,实现皇权更替,但革命的起始动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一种是皇权的争夺,这种革命主要来自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比如“王莽篡汉”建立的新;“陈桥兵变”建立的宋等等。这种革命多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也不具有普遍性,甚至连进步性都比较小,因此这里不进行分析。第二种是有政治意识的个人在现实中却没有政治出路,因此谋反。这种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唐末的黄巢和清末的洪秀全。这类人物的特点就是具有政治抱负,但是由于受到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比如地位低贱被歧视,或者是屡试不第,因此无法进入统治阶级的队伍中施展才华。但是他们大多都具有谋略,也会选择时机,因此一旦发动革命,往往是规模巨大,牵连甚广,旷日持久,对统治阶级的打击是致命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王朝的终结期的开始。第三种是阶级压迫所造成的生存危机,真正的官逼民反。比较典型的人物有陈胜、吴广和朱元璋、李自成等。古代历史中,这种官逼民反的情况最多,历朝历代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大多规模比较小,官府也比较容易镇压,但必然也有规模宏大,斗争时间很长直至夺取政权的。

 

中央集权体系是一个权力单向辐射体系,自上而下的权力贯通,而几乎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通道。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进入这个政治体系只能从中央选拔官员的方式中产生,不管是世袭制、察举制度和科举制度,本质上都是在统治阶级内部选取权力的继承者,一般的平民家庭子弟极难进入。就像今天的高考一样,工农子女极难考出好成绩。底层平民的政治地位固化,绝大多数人失去政治上的上升通道,要想在政治上翻身就只有一条路,革命造反。但是中国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有政治抱负的人还有一种机会,就是帮助朝廷镇压造反者,通过镇压造反者,也能快速的爬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三国时期的曹操,孙坚,刘备,清末的左宗堂都是这么上来的。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给不同阶层的人都提供了政治机会,不管是选择革命,还是镇压革命都成为古代政治人物角逐的历史舞台,革命也是政治野心家最期盼的历史运动。中央集权体系下给予普通人物进入政治权力体系的政治通道太少,就整个科举历史中只有10万人左右的学子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平均每年不过六七十人,尽管在科举制外官府增添了别的入仕途径,但依然是少数人的机会。有不少具有政治抱负的底层人物进不了体系内就选择了和体系对抗造反。宋代有个典型人物张元,由于仕途不畅远走西夏与宋为敌,给宋朝带来巨大的战争损失。宋代的落第者甚至夸张到了用造反的方式来获取朝廷的招安做官,形成一个书生造反入仕的奇特现象。用朱熹的话说,今日学校科举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贼盗遇士,士亦分明以盗贼自处,动不动便鼓噪作闹,以相迫胁,非盗贼而何?这些政治失落者也推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运动频繁发生,而且革命运动爆发后常常就会规模宏大,持续时间漫长,斗争十分残酷,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性巨大。

古代中央集权体系下社会的政治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差。古代中国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新兴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大多来自底层,尚能体恤民情,具有主动的领悟“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智慧,会主动减轻阶级压迫,这个时候一般都是社会最稳定的时期。一旦新兴贵族官僚的二代三代N代接管集权体系之后,下层平民能进入集权体系人员逐渐减少,最后几乎停滞流动,集权体系几乎没有了更新活力,这种主动的政治智慧和觉悟就丧失了,底层百姓就会面临残酷的阶级压迫,为了生存只有革命造反,王朝末期就来临了,社会进入最不稳定时期。中央集权体系的特殊性导致了他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皇帝为首的贵族官僚的政治能力和智慧,也就是通常说的“人治”能力。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政治能力普通,统治阶级对百姓的盘剥没有调控能力,常常导致阶级压迫过度,造成官逼民反的现象比比皆是。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一般而言减轻剥削的方式主要通过统治阶级轻徭薄赋,而无法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来减轻阶级剥削。因此一旦王朝赋税加重,必然出现农民革命,尤其是如果再有天灾出现荒年,饿殍遍地,那么大规模的推翻中央集权体系的革命战争必然出现。古代中国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几乎没有政治通道向上层统治阶级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只能依靠上层统治阶级主动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施舍。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体系由于是一种自上而下单向的政治信息传递,很难有民间自下而上的政治信息传递形成沟通。封建等级中的‘君为臣纲’导致了即便有极少数的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到上层,皇权的独断,导致上层贵族中也没有可以能与皇权博弈争锋的能力和机制。凡是那些试图与皇权博弈,为民伸冤的贵族官员常常下场惨淡,人头落地是常有的事。因此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体系下的社会稳定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统治阶级上层,而不是下层百姓。尤其是上层统治者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施舍一旦消失,整个中央集权体系的腐败就会加速,腐败同时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大大加深,而上层统治者越是希望依靠军队暴力维持稳定,就越是加速了社会崩溃。

 

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造反,是一个低生产力水平下的革命。中央集权体系的结构也对革命本身造成了巨大的历史局限,由于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农民阶级无法进步,大多数的农民革命只能依靠迷信和宗教思想的宣扬来组织人员。尽管农民革命中出现过不少的比如“均贫富,等贵贱”之类要求平等共富的进步口号,但是却找不到实现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农民革命最后也只能用一个新的封建集权体系代替旧的封建集权体系,剥削和压迫始终存在,形成一个特有的循环更替现象,而无法打破这种革命的周期率,无法形成一种长期稳定发展的社会制度,也无法产生一种和平的政权更替结构。古代中央集权体系也束缚了地主阶级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也极大地制约了地主阶级的进化,无法提升成为进步文明的阶级。缺少贵族共和议政制约的中央集权体系致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阶级都无法获得进步,是中国近代之后落后于欧洲文明的主要政治根源;频繁的形成王朝更替的农民革命战争,既使得大量含有手工业者在内人口死亡,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导致封建中央集权体系的强化,进一步限制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步,这是中国近代落后欧洲文明的主要历史根源。那种把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历史责任全部归罪于满清是完全错误的,相反的是满清中央集权体系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达到了非常成熟稳定阶段。正是这种非常成熟的封建中央集权体系使得中国即便承受了全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近百年的侵略战争,却依然没有彻底衰落反而逐步走出历史低谷,重新走上强盛之路。

 

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两大动因中,底层人民被阶级压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处境,这个是主要原因;具有政治觉悟的个人没有政治出路,这个是次要原因。这两个动因如果是单独的起作用,那么王朝尚可以平衡与调和,还有机会弥补,而王朝如果同时遇上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革命,改朝换代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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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龙翔五洲 2017-2-9 09:23
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阶级,是不是我们就要反对官僚?或者说反对官及其僚员?反对领导和办事人员?反对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到什么时候都会有管事的头和办事的人员,问题是他们从哪里来,代表谁,为不为人民服务,合不合人民的意。我们在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阶级时还应同时反对无政府主义。人民应当有真正的从班组长开始的选举权、监督权、撤换权和罢免权。还有就是适时的轮换制,取消终身制。等等。总之,要避免官僚阶级和官僚主义的形成,保证人民的权力永远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中。
引用 龙翔五洲 2017-2-8 01:23
【从已经有的历史经验来看,只有两种方式可以进一步尝试,第一种模式是文革中把上海夺权模式复制到全国各级政权中,把直接让工人政治社团民主执政模式坚持下去,进一步形成社团执政的轮替制度,让老干部结合进各个不同工人社团,把不与工人社团结合的旧官僚全部清算出政治权力中心,把旧官僚分化掉;第二种模式是学习苏联直接剥夺和消灭农民,迅速建立低生产力水平下的集体农业,把农民直接改造成为农业工人,但是这种模式必须要解决官僚化问题,否则官僚特权阶级依然会重新演变成剥削阶级。】——文中没有提到在这个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党的作用和地位。是不是干脆不要有任何党的存在,完全由工人阶级社团执政的轮替制度?那末,工人阶级社团执政会不会形成新的多党制执政?值得探讨。
引用 远航一号 2017-2-6 01:09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本网过去曾经发表过一元同志《中国革命启示录》的一部分,这是作者这篇文章经修改后的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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