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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行动 —— 珠三角抗争工人口述集第二辑》前言

2017-2-7 13:32|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221| 评论: 1|原作者: 吴季

摘要: 2016年过去了。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并未真正过去,珠三角工人还在期待提高2017年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国家在多方面准备防范可能的社会冲突。在珠三角,“停工半天,老板加钱”的简单套路,正在成为过去。工资待遇方面“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得差不多了,向上的战斗一定会更沉重得多。

工厂里的行动——珠三角抗争工人口述集第二辑(2017年1月)

工厂里的行动——珠三角抗争工人口述集 第二辑(2017年1月)

改动:1、更换联系邮箱(包括封底相关信息);2、《前言》后半部分做了补充修改。

联系电邮:factorystories@protonmail.com

前言



  这本小册子收集了2012-2015年间的十七个工人访谈,内容涉及厂内日常维权、罢工、“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催生的员工代表小组、官方工会推动的劳资协商试点以及自发的工资谈判。此外,访谈也多少展现了资本主义大生产制约下的工人生活。这些受访工人来自不同行业的工厂,有电子、塑胶、汽配、体育用品,也有玩具、家具、制鞋和五金业,绝大部分位于珠三角地区。

  经历了90年代的长期沉默后,2005年以来,珠三角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的劳资纠纷明显增多,特别是要求加工资。在工业区里,不时可以看到工厂的草坪拥挤着停工的人群,或者穿着工衣的队伍在街头“集体上访”。起来反抗的工人往往注重眼前利益,提的要求也不高。抗争结果是成功也好,受挫也罢,都不会一夜之间改变工人的精神世界,顶多有一点潜移默化的思想沉淀。即使在外部推动下,出现一点工人联合的萌芽,活跃其中的积极分子,最关心的也还是找个工资高点的“好厂”努力赚钱。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工业的跃进发展,许多工人经历了收入倍增的时期,“买房买车”、子女上大学不再是纯粹的幻想。但珠三角工人阶级刚刚尝到一点市民生活的宽松滋味,中国就陷入了严酷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并与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互相影响。最近一段时间,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珠三角的许多老板忙于搬迁工厂、吞并对手或转让资产,而国家用日益严密的法网为老板保驾。工人的收入增长又开始停滞,劳资冲突的外在环境,对工人更不利了。

  作为一个整体,珠三角工人像一个活的有机体,长到了一定年纪,需求也日益复杂。他不仅需要一份工资,也开始考虑老年的生计,儿孙的前途,或者至少能够跟上“文明”生活的起码标准。他开始比以往更积极地争取社保,他渴望更进一步提高工资待遇,让子女的教育、婚姻、事业比自己这一代要强,相比从前艰难求生的日子,他想方设法活得舒服点,色彩更丰富。工人的后顾之忧变多了,但加重的负担,同时蕴含着投入更严肃斗争的潜在动力。

  2010年南海本田的汽配工人罢工,引发了汽车业的一轮工潮,震动了上层的统治者。虽然国家貌似掌控一切,但它还没经历过与工人阶级的公开战争,缺乏历练。国家拿不准珠三角工人的“造反”程度,也难以把握劳资矛盾的复杂性。国家开始考虑如何更有效地瓦解工人的反抗,驾驭工人的意志。2012年前后,广东省总工会发起了工会基层选举与劳资集体协商的试点。试点集中于汽配、电子等行业,相关工厂通常利润高,员工处境有提升空间,也是国家产业战略的重点对象。为了预防“捣乱分子”趁机闹事,官方严格限制了选举的自由度,其中包括选举结果必须得到上级工会认可。至于集体协商,它始终处在国家与老板的联合监督下,确保万无一失。

  官方的工会选举噱头,本意是要学习、演练如何从统治者角度出发,误导、驯服工人集体,孤立不低头的那部分,拖垮大多数,招安投机派,把潜在的风暴扼杀于无形中。但珠三角工人仍然缺乏有组织改良的认真想法,有威信有斗志,愿意持续抗争的工人积极分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是说,珠三角还不存在一个统治者必须煞费苦心套上笼头的工人运动,工会的改良试点也就显得“骗术超前”,局限于积累经验、训练干部。

  与此同时,阶级斗争本身的规律,常常逾越官僚的谋划。再有限的劳资集体协商,一旦启动,就可能刺激工人改善待遇的期望,让局势“失控”。事实上,有的汽配厂集体协商甚至引发了罢工和骚乱。当经济在继续下滑,老板在抱怨“人工太贵”,广东工会大张旗鼓的选举、协商试点,也就悄悄收敛了。

  2016年过去了。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并未真正过去,珠三角工人还在期待提高2017年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国家在多方面准备防范可能的社会冲突。在珠三角,“停工半天,老板加钱”的简单套路,正在成为过去。工资待遇方面“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得差不多了,向上的战斗一定会更沉重得多。  2010年南海本田的汽配工人罢工,引发了汽车业的一轮工潮,更震动了上层的统治者。国家开始考虑如何更有效地瓦解工人自下而上的反抗。2012年前后,广东省总工会在若干个工厂发起了工会基层选举与劳资集体协商的试点。为了预防“捣乱分子”趁机闹事,官方严格限制了选举的自由度,


                       


☆☆☆ 目 录 ☆☆☆

前言

第一部分 厂内日常斗争


一切皆有可能!——港资油漆厂员工自述
如果劳动部门管一下,就不可能出现罢工——在老家变压器厂的罢工经历
不加工资就不上班——法资电子厂的罢工
厂里贴通告都是颠倒黑白的——某仿真器材厂员工自述
看大家都停工,我就跟着停了——铝合金厂的两次罢工
罢了这么多年的工,一直都没代表——台资鞋厂的罢工往事
觉得不合理,就有人闹——万人家具厂的一日罢工
高管有很多歪理,这是他们生存的本事——一个机修工人的两次罢工
我感觉自己太积极了,老公说我是犯傻——塑胶玩具厂三次罢工记
白让我加班不行,不给我加班也不行——电池厂女工自述

第二部分 搬厂•关厂

管理很松,工人胆子比较大——工厂转让引发的停工
2009年:玩具厂搬迁引发的罢工
政府的说法是很有决定性的——电源设备厂搬迁罢工始末
电子厂老板卖厂,员工追要赔偿、社保的罢工经过

第三部分 工人组织与代表

“分而治之”的杀伤力是很大的——一次失败的谈判
我们做的很多事,应该是工会来做的——某工厂员工代表小组自述
你懂的东西,就要对不懂的人宣传——日资汽配厂的罢工与劳资谈判
〔附录〕日企底层农民工担任工资协商谈判代表的血泪史

附《前言》初稿末三段:

  2010年南海本田的汽配工人罢工,引发了汽车业的一轮工潮,更震动了上层的统治者。国家开始考虑如何更有效地瓦解工人自下而上的反抗。2012年前后,广东省总工会在若干个工厂发起了工会基层选举与劳资集体协商的试点。为了预防“捣乱分子”趁机闹事,官方严格限制了选举的自由度,其中包括选举结果必须得到上级工会认可。至于集体协商,它始终处在国家与老板的联合监督下,确保万无一失。

  但事实证明,貌似掌控一切的国家,高估了珠三角工人的“造反”程度,却又低估了阶级斗争本身。至今为止,珠三角工人仍然普遍缺乏有组织改良的认真想法,官方的工会选举噱头,也就发挥不了误导工人的本来目的。与此同时,再有限的劳资集体协商,一旦启动,就可能刺激工人改善待遇的期望,让局势“失控”。事实上,有的集体协商甚至引发了罢工和骚乱。当国家意识到这一切,广东工会的选举、协商试点就悄悄收敛了。

  2016年过去了。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并未真正过去,珠三角工人还在期待提高2017年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国家在多方面准备防范可能的社会冲突。在珠三角,“停工半天,老板加钱”的简单套路,正在成为过去。工资待遇方面“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得差不多了,向上的战斗一定会更沉重得多。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7-2-7 10: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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