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与反围剿的政治经济学（下）

中央苏区解决困境的手段：

毛泽东总结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何能够存在时，第一条就指出，三十年代初中国的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受不同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状态。而到第五次反围剿以前，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苏区已经基本处在直接受英美资产阶级支持的蒋系白色政权的三面包围下，全中国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任何能够直接威胁到蒋系政权存在的其他军阀力量。因此这一必要条件事实上已经不存在。同时，从历次围剿的兵力数量，地缘军事态势来看则呈现国民党方面以越来越大的兵力优势，越来越齐备的总体战准备和越来越完整地包围圈向瑞金地区做向心突击的局面。这是中央苏区面对的日渐收紧的口袋阵。

那么，对红军来讲，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呢？

假设红军不及时（比如在第五次围剿之前甚至更早）转移，跳出蒋系军阀的包围圈，主动到各军阀争夺的交界地区重新建立根据地的话，就只有一条路：以总体战对总体战，加紧对战争资源的筹措，以打破第五次围剿。

其具体做法当时的红军全都采取过，《张力》一书中主要介绍了四种。

首先是直接针对苏区残留的地主阶级下手，直接收缴其剩余产品和生产资料，这主要表现为查田运动。查田运动的目标在于进一步深化土地革命，将从前未受到打击的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物分给农民，提高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不过，正如我们讨论过的，苏区本身经济落后，地主数量少，占地小，扩大查田运动的打击面势必会造成富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的恐慌，而且在农民已经普遍分到田地的的情况下，新查出的地主田产在数量上也未必能激起农民的革命热情。同时，由于连年的战事，苏区农业劳动力损失甚巨，许多地方不得不大量动员妇女参加劳动，农民对更多土地的需求减弱，因此查田运动分土地的效果确实不佳。此外红军在苏区之外的地方打土豪时，多有苏区群众尾随，由于群众并不像红军那样有纪律约束，所以在红军夺取白区村庄市镇时多有苏区群众趁乱抢劫之事发生，造成苏区白区群众之间的“红白对立”，再加上当地原有的宗族冲突和土客冲突，苏区之外的打土豪有时甚至被项英称为“部落战争”。因此，通过打击原有剥削阶级获取战争资源的方式既不可持续，也在限制了红军未来在白区的群众基础和外线作战的能力。

另一种是直接从农民手里筹款，手段主要是税收和发行公债。这势必面临一个问题，如果苏区政府的税率过低，则无法有效支撑战争，如果税率过高，则会面对与那些被红军赶出去的地方政权一样的命运：失去民众的支持。苏区一直没能建立特别有效的税收体系，根据《张力》一书，即使在当时的模范县，许多情况下也只能征收到税收额度的一半，即使苏区的税收要比苏区建立之前少一半左右。苏区也曾经数度发行公债，其举债规模远远超过了偿还能力，因此越到后来，民众购买苏区公债的热情就越低，以至于苏区不得不采取严厉的强制措施。

第三种是垄断流通环节，《张力》一书中并没有特别详细谈到，但是毛泽东本人曾讨论过这一问题。在1933-1934年的几篇关于经济政策的论述中，毛泽东指出过往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有地方商人把持，有时将苏区粮食运至白区竟可获利七倍之多，而苏区急需的药物、布匹和盐的进口，商人也从中渔利“剥削真是大得很”。如果能够成立统一机构，打击投机商人，将苏区对外贸易统一掌握在政府手中，一方面可防止商人从中盘剥，另一方面也能将贸易盈余用来扩充军备，同样也能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当然，这些可能的有利因素在国民党后来的经济封锁中也化为乌有。

第四种并非直接的经济行为，不过却是旨在提高获取经济和军事资源的效率。这就是肃反。随着战争的进行，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失利，导致苏区民众，甚至许多党员干部态度发生摇摆。同时越来越重的经济负担也打击着民众的积极性。而这也不可能不影响到作战部队，据《张力》一书中介绍的情况，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红军逃兵现象日益严重，在很多非主力部队中，红军的士气优势开始消失，在赤卫队和地方红军中，临阵脱逃，疏于职守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在有限的战争资源下保持战斗力，苏区和红军不得不展开对内的整肃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肃反与苏联大清洗不同，后者是新官僚阶层对革命势力的反攻，而前者则更有雅各宾时期以革命恐怖对反革命恐怖的意味。这次肃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士气和凝聚力，但是也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红军指战员害怕犯错误，机械执行命令的负面效果。最后，在湘江战役红军有覆灭危险之时，再严厉的肃反也没能阻止新征士兵大量逃亡的现象。

我们可以发现，除第四点外，所有的直接经济措施都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稳定的革命根据地的存在。随着国民党对苏区进行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封锁，苏区周围大量的可以用作纵深的游击区逐渐失陷，蒋军正缓慢的蚕食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在这个时候，已经受到打击的红军，每丢失一个县，就会丢失一个粮食，工业品和兵源基地，其战争潜力就会随之缩水，以至于更无力打破围剿。这种恶性循环的出现就是中革军委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受挫后“六路分兵”的政治经济学。此时的红军，已经不是七年前那只处在相对薄弱且争斗不休的军阀势力之间游刃有余的游击军团，而是必须依托相对稳定的根据地进行越来越“正规化”战争的武装力量。忽视这一点而去简单的谈论当时中共军事领导的“思维僵化”，就会犯脱离实际的错误。因此，中央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诸多内外因素作用的共同结果。如果不承认博古李德等人采取的方针是错误的，那么就无法解释中央为何会从“死守”方针迅速转变为“转移”方针，也无法解释长征初期因为放不下根据地的政权建制（根本上讲是获取战争资源的能力）而出现的大搬家式转移。但如果不承认能让中央苏区继续存在的诸多有利因素已经不复存在的事实，就会生出许多不切实际，以为简单的集中兵力打几次外线作战就能粉碎第五次反围剿的幻想。

提前西进，开辟川湘黔根据地——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张力》一书的故事只讲到了长征。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开，看看与中央苏区命运相似的鄂豫皖苏区的经历，我们就能发现，不能简单地把长征理解为反围剿失败的产物，它其实更是帝国主义，军阀和革命势力在较量中走向另一种力量平衡的表现。鄂豫皖苏区处在的大别山区，位于中央苏区北面，同样处在蒋系军阀统治的准核心区，被武汉，南昌和合肥三座重镇包围。曾经的鄂豫皖苏区一度是除中央苏区外最强大的割据政权，自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该苏区向西转移，在四川陕西交界地区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有意思的是，川陕根据地的发展速度反而远远超过了鄂豫皖，短短两年时间，在与中央红军会师之时，川陕根据地已经扩展到了600万人口，而四方面军也有近十万之众，成为了红军事实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按照毛泽东的红色政权存在条件理论，川陕根据地最有力的条件，同时也是中央苏区最缺乏的条件，就是周围的反动势力既弱小也不团结。川陕根据地北方是秦岭，蒋系军阀尚未能将其实力有效延展到关中平原，因此是可以背靠的环境。南边是诸多小军阀混战的四川，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反动政权。这样，在这种简直是“革命温室”的环境中，川陕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即使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引来了四川大小军阀的“六路围攻”，但是事实证明，只要采取灵活的策略，打破“六路围攻”这种程度的围剿要比打破针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要容易得多。无独有偶，与红四方面军同属原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在辗转征战后，也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从时间上看，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根据地的时间在1933年初，此时距离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尚有22个月。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如果在第四次反围剿后（1933年春夏）红军开始觉察到自己与敌人日渐拉大的差距后，不是选择全员继续留在中央苏区，而是主动向西，向湘西南，川东和贵州地区转移，并在当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话，是否就可以避免在重围之中与统一的优势之敌进行绞肉作战，保存大量的革命力量并在蒋系军阀鞭长莫及而其他军阀又无力抵抗的地方迅速建立并扩大革命政权呢？是否可以想象，提前转移的中央红军，与川陕苏区形成合力，一举拿下成都平原，掌握两千万以上的人口和数个大城市，实现工农业产品的基本自给，最终实现稳定的割据？如果如此，不仅可以避免死守中央苏区和长距离机动导致的重大损失，同时可以利用当时尚存的湘赣苏区作为中继点，在运动中伺机歼灭前来追击的国民党军，取得一定的物资供应。其实，毛泽东在1934年初就提出了类似的策略，即红军主力向西转移，跳出包围圈。不过，毛泽东当时的构想是进入湖南中部，而非贵州或四川，并在此相机消灭尾随的国民党军，再重新杀回中央苏区重建根据地。当然，考虑到双方实力巨大差距以及历史上长征初期红军遇到的实际情况，即使是红军采纳了毛泽东的构想，在并未遭受严重打击的情况下西进，也未必能够实现在湖南中部杀个回马枪的目的。但是，如果当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指挥机构不受共产国际干扰的话，我相信中央红军很有可能走上我们构想中的道路，在川湘黔开辟新的根据地。

当然，这些只是假设，其成功与否我们早已不能知晓。但是后来的历史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从侧面了解了这些假设的重要意义。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了早已是一座空城的延安。此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像12年前那样，喊着“胜利或是死亡”的口号与优势之敌硬拼到底，而是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因为他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参考资料：

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