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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事件”与中国想象 —— 读陈映真《乡村的教师》

2017-2-10 10:02|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96| 评论: 1|原作者: 吴舒洁|来自: 《保马》公众号

摘要: 我认为《乡村的教师》可以看作陈映真打通台湾历史与中国现代史的一次初步尝试。小说经由吴锦翔的“想象”不断逼近一个“真实”的中国,这种渴望克服历史分断,重建国族认同的焦虑与无能,以吴锦翔1950年代的堕落集中爆发出来。
保马公众号按:

  本期推送吴舒洁老师的文章《“光复事件”与中国想象——读陈映真<乡村的教师>》。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从日本殖民地回归祖 国。但是对大多数台湾民众而言,光复这一事件是被动的,它中断了台湾人的被殖民状态,却未能彻底清理过他们的殖民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人对殖民与光 复的认知仅仅停留在二元对立的状态上。这为今天台湾的认同缺失埋下了种子。陈映真的小说《乡村的教师》就呈现了这样的心理印记。正是小说中“1950”所 代表的“冷战、分断与白色恐怖”摧毁了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和认同求索,才使得吴锦翔眼中的历史仅仅成为反复的表象,最终造就了一个对立于“政治的中国”的 “美学的中国”。无论是对“正体字”的自矜,还是“大河只是大河”的言论,都是这种缺失的体现。就此而论,《乡村的教师》的价值,正在于提醒我们注意“台 湾光复”的历史整合意义。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吴舒洁老师。保马特别推送文章的修订版。感谢吴舒洁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正文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从日本殖民地回归祖国,成为中国行政区划中的一省。光复给台湾人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也带来了新的政治与文化上的冲击。当时台湾本土精英的代表林茂生曾提出台湾光复具有三大意义:

  一是,发见“我是人,是自然人”,从来处于帝国主义之桎梏下,我不是人、不是自然之人……二是,发见“社会”,五十年來,我辈无社会,是对立之 社会,分裂之社会,强权第一之社会……今也,一民族,一语言,一历史,利害共通同胞相助,此种社会方是真社会。三是,发见“国家”,从来之所谓国家者,伪 国家也……今同一历史,同一法制,同一语言,同传统之真国家。[1]

  林茂生此言道出了光复带给台湾人的多重意识觉醒。对于台湾人来说,“再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学习国语,认识中国文化的过程,更是从身到心的全面 改造。在一夜之间拥有了中华民国“国民”身份与政治权利之后,更艰难的是如何脱胎换骨再做中国人,如何将自我与国家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主体。

  竹内好谈论日本的终战时说,八·一五对于日本而言是一个“屈辱的事件”:“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或个人仿佛是白痴般地迎来了八·一五。比起朝鲜和中 国来,这实在是无法忍受的耻辱之事。就是比起我们明治时代的祖辈们来也是可耻的。”[2]之所以感到屈辱,不是因为战败,而是因为日本人民毫无抵抗地接受 了战争的结束。在竹内好看来,这种和平不是以人民自主独立的方式换来的,它恰恰证明,法西斯主义耗尽了日本人民的力量。竹内好强调应“以痛苦的实感取出渗 透在我们体内骨髓里的天皇制重荷”[3],重建日本人民的主体意志。尽管并不能将日本战败与台湾光复相提并论,但对于大多数台湾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未尝不 是被动地迎来了光复这一事件。这种被动的状态不是说他们拒绝回到祖国的怀抱,而是指他们还未真正明白光复的意义就被裹挟进了新的历史。曾经既是日本殖民 地,也因此而成为战争协力者的台湾,如何面对殖民与光复的交接,不能仅仅依赖由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教育,而是需要展开长期的自我清理。

  戴国辉曾对光复后台籍精英的缺乏反思进行批评:“大多数自以为精英的台籍人士,甚少对这一次大战的结束作过具有自主性、原理性、思想性层次的思 考而对其定性。究竟对台民来说,大战的结束系单纯的‘终战’呢,抑或‘胜利’?但教有志之士啼笑皆非的却是:有人暗里跟着日本人认其为‘败战’而一起涕 泣”[4]。光复后,台湾人的“皇民化”经历常被视为耻辱,受过殖民教育的本省人也难以获当局信任。这种政治和文化上的低人一等,造成许多本省人急欲表白 自己的爱国之心,避而不谈过去的殖民经验。再加上当局的去殖民措施大多只停留于对日本因素的禁止,并未对殖民与战争的历史和心理影响进行讨论和清算。林衡 道回忆政府宣布不追究台湾人战争责任时,台湾人是何等地如释重负:

  等到国防部长何应钦在湖南前线声明台湾人对战争没有责任以后,台湾人民害怕中国报复的恐惧心理才一扫而空,纷纷感谢祖国的宽大为怀。街头巷尾人人欢呼说:日本统治下的我们也是战胜国,日本吃败了,还是战胜国。台湾人最幸福,永久是一等国民。[5]

  可以说,光复只是突然中断了台湾人的被殖民状态,却从来没有彻底清理过他们的殖民经验。于是,“大多数人就把战争的结束,原封不动地直接看成‘光复’了”[6]。

  《乡村的教师》正是一篇描写“光复事件”的小说。1945年后,台湾本省作家已创作出不少光复题材的小说,但在这些光复书写中,殖民经验总是可 以一笔勾销,或者已然成为过去时态。二二八事件后,本省作家对光复经验才开始出现某种反思,但多是通过殖民与光复经验的对比,以及省籍族群的对比,表达对 战后台湾社会的不满和犹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跨越日据时代与战后的吴浊流所写的《波茨坦科长》,小说不断将台湾人放在中国国民与日本皇民两种身份之 间进行对比,意在戳破光复后台湾人“祖国崇拜”的虚幻。

  出生于1937年的陈映真,光复时也不过是孩童。对于当时的他来说,从殖民到光复只是忽然而至的热闹景象:

  忽而有一天,我看见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喧天的锣鼓,令人目瞪的舞狮队,张灯结彩、焚香祭祖。大人们轰传:“日本仔打输,台湾光复了!”[7]

  那么为何他会在1960年写下这篇表现光复经验的小说呢?一个直接的原因恐怕是当时即将迎来台湾光复15周年纪念,官方正大举宣传,号召全省人 民共同担负复国使命,不忘备战反攻。纪念光复的胜利,却是为了失败者的新的战争,这种历史的讽刺,是否消解了光复的意义?在《乡村的教师》中,殖民与光复 并没有陷入前述本省作家的二元对立叙事,也不单纯表现为过去与现在两种时态。更确切地说,这篇小说所呈现的,是前光复与后光复共同构成的历史时空,而陈映 真写作的1960年代,无疑仍是处于这一时空里的。

  陈映真为何要塑造乡村教师这样一个形象?这篇小说发表于1960年8月的《笔汇》上,而在此之前,1960年1月的《现代文学》上正好组织了一 个卡夫卡的专题,其中登载了欧阳子所译的卡夫卡的名篇《乡村医生》。如今已无从考证陈映真是否受到了《乡村医生》的启发[8]。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两篇小 说恰好共享了一个主题:救赎的无望。《乡村医生》中的“我”自称“不是一个立志改造世界的人”[9],在风雪夜出诊后却再也回不了家。“我”非但没能救治 病人,反而为病人所骗,连自救都无能。偏僻的乡村构成了一个远离人间的封闭场所,却又是充满荒诞与罪恶的人间缩影。《乡村的教师》可以说是逆写了这个主 题,吴锦翔是一个立志者,他充满希望地回到故乡改造社会,最终却走向了自我毁灭。陈映真虽也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却从来不曾掉入模仿的窠臼,他笔下的现代 主义叙事,总是尽力向历史与现实中深拓,铭刻着个体乃至家国的情感和经验。在《乡村的教师》中,乡村的内外连结在历史变革的重大事件中,它既是吴锦翔改造 世界的实验场,同时也是吴锦翔的故乡。因此,在这篇小说中,乡村承载了多重的隐喻,现实的缩影、理想的乌托邦、想象的中国,甚至是吴锦翔的阶级出身,它们 交织指涉,网罗起了一个重层时空中的改革者的命运。

  研究者往往将吴锦翔视作陈映真的化身,集中于讨论他的左翼理想困境。然而,陈映真并不是吴锦翔,他和吴锦翔之间只是构成了某种生命连续体。吴锦 翔既是陈映真探寻台湾本省人战后认同的一个对象,同时也是从历史返回自身的一个中介。他们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债务,对于吴锦翔而言是参与殖民战争,对于陈 映真而言则是来自本省家庭的殖民经验。在历史的重轭下,如何坦然地接受新的国民身份,这一问题直至光复15年后依然令人痛苦,只是已经转化为历史分断下的 认同分裂。因此,吴锦翔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状态,陈映真与吴锦翔的关系,都无法抽象地从精神层面进行讨论,而必须放置于殖民与光复的历史情境 中,才能充分呈现其中的延续与断裂。

  (一)战争阴影中的“光复事件”

  主人公吴锦翔从南方的战地归国的时候,“台湾光复已经近于一年”。但小说并不是从吴锦翔归国开始讲起,而是特意选择以“光复事件”作叙事的起 点。吴锦翔的家乡是个朴拙的山村,村民们虽习惯于战争,却仍不免为光复感到几分兴奋,日据时代中断了的社戏风俗重新上演,“撼人的锣鼓声五十余年来首次响 彻了整个山村”:

  【这样的薄薄的激情,竟而遮掩了一向十分喜欢夸张死失的悲哀的村人们,因此他们更能够如此平静而精细地撕着自己的希望……[10]】

  光复的“薄薄的激情”冲淡了战争的阴影和失去亲人的悲哀,村民们冷漠地对待着死亡,战争也仿佛只剩下南方热带的异闻奇谭。然而,人们“一度又一 度地反覆着这个战争直接留在这个小小的山村的故事,懒散地谈着五个不归的男子”[11]。在表面的麻木下面,其实是战争对于日常生活的笼罩,即使在光复这 样的激情中,战争的阴影仍以一种“异乡的神秘”存在着,并没有烟消云散。于是,“一切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坡上的太阳依旧是那样的炙人,他们自己也依旧 是劳苦的;并且生活也依旧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恶意的追赶。宿命的、无趣味的生活流过又流过这个小小的村庄,而且又要逐渐地固结起来的了。”[12]

  光复的时间堕入了日常的时间之中,直到吴锦翔归国,当他用乡音说出“太平了”的时候,光复的意义才开始显现——“战争终于过去了”。不过,吴锦 翔作为战争幸存者的归来,既宣告了战争的彻底结束,也开始召唤出战争记忆的恐怖。吴锦翔不时搬动手指的“咯吱咯吱的声音”,仿佛那热带丛林的荒漠传来的讯 息:

  爆破、死亡的声音和臭味;热带地的鬼魂一般地婆娑着的森林,以及火焰一般的太阳时不时机械地映进入他的漫想里。然而在这个新的乐观和入世的热情之前,这些灼人的悲惨,无非只是简单的记忆罢了。[13]

  战争到底还是“像梦一般过去了”,举国上下的乐观推动着吴锦翔信心满满地施展他的抱负。“忽然所有他在战争以前的情热都苏醒了过来。而且经过了五年的战争,这些少年的信仰,甚至都载着仿佛更具深沈的面貌,悠悠的转醒了。”[14]

  吴锦翔出身佃农,但由于读书的缘故,曾秘密参加过抗日活动,也因此被日本官宪征召到火线的婆罗洲去。从小说提供的草蛇灰线大概能推断出吴锦翔生 于1920年左右[15],少年时代正经历了台湾的皇民化运动(1937-1945)。台湾主要的抗日运动大多已在1931年前后被扑杀,“文协”解散, 台共溃灭,民众党被取缔,农民组合被检举,等等。因此,吴锦翔在皇民化时期所参加的抗日活动,已不可能是大规模的组织性运动,只能是些小团体的自发性活 动。有意思的是,这篇小说在发表于《笔汇》的初版本中,明确地写到吴锦翔“曾秘密地参加过文化协会的活动”[16]。从历史细节推断,以吴锦翔当时的年 纪,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文协”解散时吴锦翔仅有11岁);即使曾参加,最多也只能是懵懂跟从。这一细节的微小失误,也可看出当时陈映真对日据时代社会 运动的陌生——在战后台湾历史断裂,岛内左翼力量遭受清洗的噤哑年代里,台湾的左翼运动传统几乎消亡,更被禁绝谈论[17]。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一细节也 透露出,吴锦翔的政治信仰基本上没有在现实的运动中获锤炼的机会,而这其实已注定了他最后的堕落。

  (二)作为风景的中国

  吴锦翔被推举为乡村小学的教师,“看着十七个黝黑的学童,吴锦翔感觉到自己的无可说明的感动”。他不仅爱他们,甚至尊敬这些农民的儿女,热烈地 期望着“使这一代建立一种关乎自己、关乎社会的意识”。他的这一新身份,与另一篇小说《故乡》中光复后归国、在焦炭厂当保健医师的“哥哥”异曲同工。后者 “白天在焦炭厂工作得像个炼焦的工人;晚上洗掉煤烟又在教堂里做事”,满怀信心地通过医术(肉体)与宗教(灵魂)帮助底层劳工。教师与医师,皆是以一己之 良善改造世界,这种带有无政府主义互助色彩、兼以宗教性人道关怀的实践,大概是尚未豹变为左翼青年的陈映真在现实中所能找到的改革之道吧[18]。

  但吴锦翔的信仰远不止于此,他那因光复而接续起来的生命冲动,实实在在地寄托于一个新的中国。“国定的教科书”的启用,使光复给台湾造成的变革 真实起来,中国开始变得具体可感。在这个小小的山村小学中,吴锦翔从农人的孩子们身上看到一个平等、进步的未来中国。然而很快,他发现其实无法与这些“局 促而且无生气”的学童进行沟通,这是遭遇的第一个挫折。吴锦翔虽然出身佃农,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阶级。他的母亲,仍把这个26岁的儿子视作“虚弱的孩 子”,起早贪黑要靠自己的劳作养活他。并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吴锦翔,只会以小知识分子的浪漫打量自己的家乡,像看风景一样从村民们的辛劳中汲取诗情:

  那些梯子一般的水田;那些一任坡上的太阳烘烤着褐黑色的背脊的农民们;那些窗下山脚的破败但仍不失其生命的农家。四月的风,揉着初夏的热,忽忽地从窗子吹进来,又从背后的窗子吹了出去。一切都好转的,他无声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19]

  农民和土地在吴锦翔眼中成了中国的“风景”。光复的来临改变了他的观看之眼,原本粗糙麻木的农人,在中国的想象中变成亲切的同胞,贫穷破败却不 失其生命力。于是,“同胞”取代了“乡邻”,“中国”取代了“家乡”,现实的生活都幻化入一种抽象的政治感召中。吴锦翔其实并不关心农人的生活与命运,即 使对这些村民产生了亲切感,也只是暂时在一种国民的共同体中忘却了他们和自己的差别,一旦他回到现实中推行自己的改革理想,便又对他们的麻木感到无所适 从。

  乡村的风景如田园般温柔,吴锦翔已习惯于从这风景中疗愈现实的创伤。小说隐晦地点到了光复之后“省内的骚动和中国的动乱”,自然指的是二二八事件及中国内战的背景。台湾与中国的变局使吴锦翔陷入了混乱,他开始思考自己对于中国的情感和认知,重新打量着中国的“风景”:

  他整日阅读着“像一叶秋海棠”的中国地图;读着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岳,每一个都市的名字。他仿佛看见在浑浊而浩荡的江河上的舢舨,宿着龙和留 着白胡子神仙的神秘山峦;石板路的都市,挂满了优秀的正楷写成的招牌的都市;病穷而肮脏的、安命而且愚的、倨傲而和善的、容忍但又执着的中国人。[20]

  地图变成了抽象与想象交汇的另一种“风景”,山川、河流、都市,地图上的符号与名称,在吴锦翔的脑海里具象化为一些诗意远古的风景。吴锦翔凭着 这地图努力重建他的中国,对于因二二八而加深的“省籍的芥蒂”,“想象的共同体”危机重重,他只能通过地图来守住中国的完整。“像一叶秋海棠”的地图,自 然也是和“国定的教科书”一样,充当了台湾“再中国化”的媒介。光复后的台北街头,曾挂起巨幅的中华民国地图,向台湾民众介绍祖国。此后,国民政府颁行了 “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命名者正是摊开中国地图,按照方位和省市名称一条一条给台北的街道命名。借由平面的地图,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复制”了 整个中国,那些纵横遍布的街巷,营造了一个身处中国的想象空间。反讽的是,地图本身即为现代地缘政治与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物,而吴锦翔在地图的阅读中所看到 的,却是神秘而贫弱的老中国,他对于祖国同胞的想象,也仍停留于近代启蒙主义的国民性话语中。因此,吴锦翔虽然反复通过地图来唤起自身的中国认同,但他在 地图中所“看到”的静态而古老的中国风景,却无法解释台湾“省籍的芥蒂”从何而来,也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革命与战争。“除了血缘的亲切感之外”,他不能不 感到“一股大而暧昧的悲哀”。

  (三)战争记忆与现代中国

  由此几乎可以判断出,吴锦翔的思想和信仰基本仍处于五四式的启蒙主义框架中。小说描写了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对吴锦翔的祖国认同所起的重要作用:

  他想像着过去和现在国内的动乱,又仿佛看见了民国初年那些穿着俄国军服的革命军官;那些穿戴着像是纸糊的军衣军帽的士兵们;那些烽火;那些颓圮;连这样的动乱便都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了。[21]

  “穿着俄国军服的革命军官”所提示的国民革命军以及国共合作的历史,也伴随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光复初期,本省知识分子大多对国民党 及其三民主义理想有着发自内心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他们在日据时代为国民革命所受到的感染。但是二二八之后,这一革命中国的图景在吴锦翔看来却如 “纸糊的帽子”一样滑稽。革命的激情只换来战乱频仍、千疮百孔的中国,曾经的同仇敌忾也变成你死我活的内战,更不用说国民政府的军队在二二八中给台湾人所 带来的噩梦。“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对于吴锦翔来说只存在于历史反复的荒谬之中了。尽管吴锦翔通过读书获得了进步思想——其中混杂着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思 想、现代民主主义思想和以无政府主义面目出现的左翼思想等,但他并未从中生长出理解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视野。

  光复后赴台的大陆知识分子王思翔曾如此描述当时台湾人对于中国的认知:

  大多数台湾人,包括一些早年到过大陆的人,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情况,知之甚少。例如我所接触到的一些文化界朋友,都知道五四 时代的陈独秀、周氏兄弟和胡适,却只有个别人曾在日本闻知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零星消息,更不用说,伟大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文化界发生的巨大而深入的新变化、 新动向,远在台湾人的视野之外。[22]

  因此,光复后王思翔、杨逵、宋斐如等许多知识分子不分省籍,携手合办各种文化刊物,积极推动了两岸进步文化的交流。然而吴锦翔显然是完全外在于 这场文化重建运动的。他的知识和理性仍停留于日据时代的读书所得,无论是对于国民还是国家的想象,都暴露出了“市镇小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局限。

  于是,战争的记忆开始压倒一切。二二八的枪火给吴锦翔带来的冲击,并不是省籍的隔阂,也不是新政权的残暴,而是所有战争记忆的复苏。他亲身参与 的侵略,现代中国的被侵略,国共内战——吴锦翔、台湾与中国共同构成了历史的“恶”。吴锦翔正是经由自己的“恶”看到了台湾内在于现代中国的“恶”。身为 侵略者的一员,同时也是被侵略的祖国的一员,这一分裂反而在二二八的刺激下获得了连结。但同时,他的困局也在于此。在吴锦翔的战争之眼中,历史陷入战争的 牢笼而失去变革的动力,只剩下反复的表象。吴锦翔身上确实具有鲁迅式的“历史中间物”特征,他深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中国历史的“人质”,无法抽身于历史之 “恶”;然而他缺乏对于这“恶”的承担与反抗,终至被“恶”所吞噬。

  吴锦翔承认了自己的懒惰,对母亲的依赖以及空想的性格,然而这种自省却又无可奈何地与“中国的懒散”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悲 哀。战争的记忆终于吞没了光复的热情,革命中国也沦落为一种风景。吴锦翔所孜孜以求的“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其实只不过是将历史凝固为壅滞不前的美学的对 象。身为这荒谬中的一分子,吴锦翔恍然发现了自己的幼稚:

  他的知识变成了一种艺术,他的思索变成了一种美学,他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文学,而他的爱国情热,却只不过是一种家族的、(中国式的!)血缘的感情罢了。[23]

  这句话是理解吴锦翔心理变化的关键。我们还记得他在战争中的思考:“知识或者理想在那个定命的战争、爆破、死尸和强暴中成了什么呢?”战争的残 酷使知识或理想变得无用,然而在二二八之后,知识和理想都变成了美学,它们不再指向外在的客观现实,而是转向了主体的内在。经历了二二八的吴锦翔,尽管守 住了心中的祖国,但这个祖国正在与现实的中国相分离,一如吴锦翔的知识正在与理性相分离。这种分离对于吴锦翔来说是一场深刻的危机,它既包含了认识的对象 “中国”的危机,同时也是认识的主体——吴锦翔自我的危机。

  两种中国风景在吴锦翔心中逐渐明晰地对立起来,一种是现代中国的“恶”,一种是古老中国的“善”,后者最终成为吴锦翔克服历史虚无的寄托:

  中国人!他嗫嚅着。窗外的梯田上的农民,便顿时和中国的幽古连接起来,带着中国人的另一种笔触,在阳光中劳动着,生活着。[24]

  农民劳作的图景又一次出現,从同胞的共通感到此时的“另一种”中国,美学的中国正在与政治的中国分离。吴锦翔的佃农出身也与他的小知识分子身份 分离,不事劳作的他自然无意于去理解一个农民中国的历史,而只是赏味着梯田、阳光、劳动等美学的意象。风景变成纯粹的风景,从共同体的理想中逃逸出去,成 为政治的对立面。

  (四)历史整合的失败

  战争打碎了吴锦翔的知识和理想,却反过来使吴锦翔凭借经验、直觉获得了一种历史整合的感知方式,从而将台湾与中国的历史、殖民与光复的经验打通 以形成某种中国想象。因此,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国共政权两岸分立,并没有加深吴锦翔的思想危机。中国的内乱似乎是注定的,国共的对峙,只不过印证 了“改革这么一个年老、懒惰却又倨傲的中国的无比困难”。他目睹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在与日本兵的对比中失望于国军的笨拙涣散,而是“仿 佛看见了数百十年来的中国的兵火”,感同身受着命运不能自主的悲哀。吴锦翔从国军的失败中看到了自己的战争经验,也看到了现代中国的宿命,或许就是在那一 刻,残兵败卒的共鸣使吴锦翔前所未有地触摸到了真实的中国。

  历史整合是陈映真在1980年代开始关注的重要课题,为的是克服民族历史与认同的分裂,“重新从历史的观点搞认真的,根本的再思索和反省” [25]。“好好站在历史的整合上,在台湾创造出自主性的革新努力,我想这是当前台湾最紧急的课题吧”[26]。80年代的“白色恐怖”史书写,以及世纪 之交的《忠孝公园》系列小说(《归乡》、《夜雾》、《忠孝公园》),都属于陈映真重新认识台湾史的历史整合性书写。

  不过,我认为《乡村的教师》可以看作陈映真打通台湾历史与中国现代史的一次初步尝试。小说经由吴锦翔的“想象”不断逼近一个“真实”的中国,这 种渴望克服历史分断,重建国族认同的焦虑与无能,以吴锦翔1950年代的堕落集中爆发出来。1950年之后的吴锦翔,“大的理想大的志愿”已经崩坏,只能 退缩至个人的“良心”,行些小善帮助学生,也失去了对知识和教育的信念。赵刚在其研究中敏锐地注意到了吴锦翔堕落的年代,是1950年之后而不是二二八之 后。这一区别在于,“1950”所象征的“冷战、分断与白色恐怖”的整个变局,使吴锦翔“那要参与到整个中国民族的发展的心志被暴力摧折了”[27]。这 是民族主义者吴锦翔压倒了社会主义者吴锦翔的结果。

  但准确地说,“1950”对于吴锦翔的堕落其实并不构成必然的节点。二二八之后的吴锦翔,就已经只能依靠血缘和情感勉强维系自己的祖国认同 了,“1950”的历史分断,不也是内在于这种脆弱的认同之中吗?吴锦翔在战争记忆的复苏中感受到了中国与自身的生命联结,但这种联结却是以主体的放弃 ——或者说是以知识和理性的放弃为代价的。“1950”造成了吴锦翔“大的理想大的志愿”的崩坏,但正如前所述,这一“大的理想大的志愿”既无关乎对于历 史动力的思考,也完全无涉于他的阶级与乡邻,更缺乏对于一个现代中国的理解与承担。在台湾历史上,与吴锦翔同一世代的叶盛吉、郭琇琮等,都在二二八之后坚 定了左翼的信仰而加入中共台湾省工委,后牺牲于“白色恐怖”中。“白色祖国”与“红色祖国”之区分,使他们在光复之后的动荡中坚实地守住了中国认同,而这 正是吴锦翔的小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所无法获得的。

  因此,“1950”在小说中所具有的断裂意义,其实是对于陈映真自己而言的。正是因为无从了解那些左翼前辈们的故事,也无从了解台湾的左翼运动 史,陈映真只能从“1950”的高度压抑和恐怖中去想象主体的精神断裂。这种断裂不仅指向中国,也指向台湾。“1950”所构成的巨大隐喻在于,对于本省 人而言,“1950”之前的台湾历史只剩下了“光复事件”,之后则只剩下了年复一年的“光复纪念”。随着“1950”成为禁忌,台湾历史的曲折与进步,台 湾人民的解放运动与认同求索,都消失不可见。在历史被抽空之后,殖民记忆也沉入深渊,如同吴锦翔挥之不去的战争梦魇,无法现身也无法被谈论。

  吴锦翔在堕落之前,最后一次“看见”他的中国:

  【中秋方才过去,一入晚,便看见一轮白色而透明的月挂在西山的右首。田里都灌满了水,在夕阳的余晖闪耀着。不久便又是插秧的时节了。秧苗田的细 致的嫩绿,在晚风中温文地波动着。吴锦翔吸着烟,朦胧之间,想起了遣送乡归之前在集中营里的南方的夕蔼。自这桃红的夕蔼中,又无端地使他想起中国的七层宝 塔。于是他又看见了地图上的中国了。冥冥里,他忽然觉到改革这么一个年老、懒惰却又倨傲的中国的无比的困难来。他想像着有一天中国人都挺着腰身,匆匆忙忙 地建设着自己的情形,竟觉得滑稽到忍不住要冒渎地笑出声音来了。[28]】

  乡村的风景、征战的记忆、地图的中国、懒散的古老中国,吴锦翔关于中国的所有想象和情感,伴随殖民的创痛一起涌现,更无端地想起了“中国的七层 宝塔”。“七层宝塔”是否暗指革命的圣地延安,已无从确认。但无论是哪一种中国想象——乡土的、传统的、国民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对于吴锦翔都曾代表了台 湾历史的种种出路,最终又都在殖民与战争的鬼域里堵上了出口,连他自己都感到滑稽可笑。

  吴锦翔最后只能退至个人的道德自修,甚至连读书都只是读日本杂志。他在战争中吃过人肉的经验,使他不得不以死亡换取救赎。吃人肉的隐喻将战争中 的同胞相残转化为一种刻骨的身体记忆,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戕害,它所揭露出的个体与历史同谋之恶,远远超出了“奴化”与否的命题。吴锦翔的死宣告了“光复事 件”的无效,光复并不意味着历史的新生或中断,反而证明了历史的反复以及历史之恶的绵延不绝。但另一方面,光复意义的崩解,正是陈映真试图通过对“光复事 件”的祛魅,复活真实存在的台湾史,在殖民、光复、革命三者交织的历史时空中,重新认识台湾与现代中国。

  同样是林茂生,在对光复寄予了高度期待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光复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29]。光复的三大历史任务:去殖民化、再 中国化、民主化,在战后的台湾远未完成。陈映真仍处在吴锦翔的时空延续中,他的左翼理想与中国认同,无法不面对殖民经验与光复经验的敲打和质询。而 1950年代的恐怖与分断,又使陈映真只能处在一个破碎、抽象的后光复时空中去想象吴锦翔的生命,进而构想自己的前世今生。今天,在虚假的历史客观性话语 中,“光复”为“终战”、“战后”所取代,二二八与“白色恐怖”则被“转型正义”彻底消解。年复一年的“光复纪念”仍在进行(也正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 然而纪念之余,“光复事件”的后果,光复所具有的历史整合意义,却鲜有被讨论。重读《乡村的教师》,仍是在这样的时空中,再一次去谈论“光复事件”,思考 吴锦翔和陈映真未能解答的问题。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台湾研究中心项目“当代台湾左翼思潮研究”之一)

  注释

  [1] 林茂生:《祝词》,《前锋》“光复纪念号”,1945年10月25日,转引自曾健民著:《台湾光复史春秋:去殖民、祖国化和民主化的大合唱》,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0年,第136页

  [2] 竹内好:《屈辱的事件》,孙歌编,《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26页。

  [3] 同上。

  [4] 戴国辉:《台湾总体相》,《戴国辉全集2》,第201页。

  [5] 陈三井、许雪姬等:《林衡道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2年,第71页。

  [6] 戴国辉:《台湾总体相》,《戴国辉全集2》,第201页。

  [7] 陈映真:《鞭子和提灯——<知识人的偏执>自序》,《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9》,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8] 卡夫卡另有一篇题为《乡村教师》的小说,为陈映真所喜爱的契诃夫也有短篇《乡村医生》,但从主题上看,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与陈映真的《乡村的教师》更有共通性。

  [9] 卡夫卡:《乡村医生》,《卡夫卡文集》第3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第246页。

  [10] 《乡村的教师》,《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11] 同上。

  [12] 同上,第26页。

  [13] 同上,第28页。

  [14] 同上,第28页。

  [15] 小说中点明,光复一年后,吴锦翔26岁。

  [16] 关于《乡村的教师》的版本差异,参见张立本,《导读<乡村的教师>的现实感——革命彷徨,和不可得的革命主体》,《两岸犇报》,2016年,第134-136期。

  [17] 直到1970年代,陈映真所参与的《夏潮》杂志才最早开始系统整理、复活日据时代的社会运动史。

  [18] 陈映真在回忆中提及,自愿到非洲医治穷人的德国医生史怀哲曾是其青少年时代的偶像。见《鞭子和提灯——<知识人的偏执>自序》,《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9》,第20页。吴锦翔和“哥哥”身上或多或少带有史怀哲医生的影子。

  [19] 《乡村的教师》,第28页。

  [20] 《乡村的教师》,第30页。

  [21] 《乡村的教师》,第30页。

  [22] 王思翔,《台湾一年》,周梦江、王思翔著,《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1995年,第28页。

  [23] 《乡村的教师》,第30页。

  [24] 《乡村的教师》,第30-31页。

  [25] 陈映真,《台湾变革的底流》,《思想的贫困:陈映真作品集6》,第201页。

  [26] 同上。

  [27] 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台北:联经,2011年,第246页。

  [28] 《乡村的教师》,第30页。

  [29] 曾健民:《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北京:台海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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