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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全球金融危机

2017-2-12 22:32| 发布者: 御姐脚上袜| 查看: 1385| 评论: 0|原作者: 何萍、骆中锋|来自: 激流网

摘要: 2010年2月,英国左派刊物《历史唯物主义》在加拿大约克大学举办《历史唯物主义》2010年年会,会议以“这次危机”(The Crisis This Time)为主题,集合西方各国的左派力量,借助讨论2007年秋在美国爆发继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共同商讨左派的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事业。……


  2010年,对于西方左派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的2月,英国左派刊物,也是在全球最有影响的刊物《历史唯物主义》在加拿大约克大学举办《历史唯物主义》2010年年会,会议以“这次危机”(The Crisis This Time)为主题,集合西方各国的左派力量,借助讨论2007年秋在美国爆发继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共同商讨左派的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事业。

  会议的组织者利奥•潘尼奇(Leo Panitch)、格雷格•奥尔博(Greg Albo)和维维克•齐贝尔(Vivek Chibber)在谈到这次年会的目的和意义时,特别强调全球金融危机,对于西方左派来说,是理论和实践复兴的一次重大机遇。他们在这次年会的第一本论文集《这次危机》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经济危机在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时,也会带来一些政治机遇”。[1](P.viiii)然而,“自这次危机以来,是统治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抓住了这次机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弱点,同时,要深入地分析这次危机,揭示它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前景。这是复兴左派的一项重要工作。”[1](P.X)

  由于以讨论2007年秋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契机,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对这场危机的讨论中。本文重点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在时间上,主要采用2009年至2010年的成果。这主要是为了证明两个事实:

  其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金融危机的思考,不是受到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的启发,而是独立地展开的。因此,在时间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具有同步性;在理论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依然沿着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路分析金融危机,而不同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非批判的立场、从修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视角来研究这场金融危机,因而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其二,《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将2010年年会的主题确定为“这次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2008年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金融危机的理论背景。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一理论背景,才能发现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的理论进展。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全球金融危机-激流网       一、资本的金融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

  2007年秋在美国爆发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资本不仅具有自身的独立性,而且已经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由此决定,资本的金融化已经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满足于对这一事实的描述,而是力图揭示这一事实形成的深层根源。基于这一理论诉求,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努力地探究资本金融化的起源及其今天的表现和影响。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要阐明资本的金融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就必须阐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或者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以及两者在当代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紧密地联系实体经济,或产业经济,来探讨资本金融化的源起。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资本的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实体经济衰退的结果。他指出:“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出路,于是资本通过对资产价格上涨的投机,不断将额外的剩余/储蓄注入到金融领域。从金融机构方面来看,它们为大量货币资本的涌入提供了新的、‘创新性’的方式,并通过‘杠杆化’不断把金融的上层建筑推向新的高度——各式金融工具,如衍生品、期权、证券化等等”。[2]基于这种认识,福斯特将金融化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转移”。[3]这就是说,资本的金融化是作为解决实体经济增长放缓和资本投资渠道不足的对策而出现。

  罗宾•布莱克本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资本的金融化是从金融经济自身的逻辑中发展起来的,具体地说,是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兴起的消费信贷、金融体制和基金管理中发展起来的。[4]彼得•高恩持同样的观点,强调“我们对信贷紧缩的理解,应该超越传统的观念,即实体经济的变化造就了一个所谓的金融上层建筑”。[5]他强调,金融化是金融业自主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个因素是金融产品的“革新”对金融业增长起着重大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金融精英把金融化作为一项战略来处心积虑地推行。金融化就是在这种经济运行和管理体系中,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精英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形成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强调,金融化通过各种政治措施或社会措施日益广泛地“嵌入”(或“渗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如布莱克本所述,金融化正不断从企业战略扩展到私人金融领域,通过产品的日益商品化,渗透到日常生活中。[4]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尽管在资本金融化的起源上观点不同,但在看待资本金融化的表现上,观点则是相当一致的。他们认为,当前资本金融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以美国为例,金融利润从1960年占总利润的17%飙升到2002年的最高峰值44%,虽然2007年下降至27%,但在联邦政府的救助下,出现了反弹并维持在稳定的比例(31%)。[6](2)债务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不断攀升。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未偿债务总额达到GDP的1.5倍,到2005年跃升至3.5倍。(3)金融、保险、房地产形成一种共生的、相互支持的约定。即所谓的FIRE部门,它们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上升,从1957年的13%上升至2008年的20%。[7](4)由于对金融部门管制的解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形式(各种期货、期权、衍生品、掉期交易等),尤其是在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后,金融管制全面放松,金融体制变得更加复杂、不透明和难以管理。(5)金融泡沫的高度膨胀。有数据显示,全球资产泡沫的规模达到了290万亿美元,是世界经济总产出的五倍以上。[8]以上五个方面的特征表明,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经济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利润以利息的形式从实体经济领域向金融经济领域大规模地转移。也就是说,资本日益流入金融投机市场,进入生产领域的逐渐减少,这就意味着,金融化恶化了资本积累的条件。[9]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金融化经济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突出表现形式。

  借助于斯威齐—马格多夫对垄断资本主义研究的相关成果,福斯特对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展开了四个方面的分析:其一,传统的观点认为,金融扩张应与实体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而当前的现实却不然,实体经济陷入了滞胀状态,金融扩张是建立在不良的基础之上。其二,现代信用制度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本质,由于通过举债而实现的杠杆化经营不断增加,真实资本的所有权开始从属于股票资本所有权。其三,这不仅意味着企业成为了投机漩涡中的泡沫,而且意味着实体经济受制于金融市场,出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颠倒关系,这种颠倒的关系,是理解当前经济形势的关键。其四,要了解这一结构的变化,必须着眼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双层价格结构:“一个是与产品的定价有关,并与GDP和‘实体经济’相联系;另一个则与资产的定价有关,在现代主要由‘金融资产’或账面的财富构成”。[2]福斯特认为,这种结构性的转变意味着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垄断金融资本”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滞胀—金融化陷阱”①,在这种情形下,金融扩张是体系的主要“修复手段”,但却不能克服经济停滞的根本性问题。

  在这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资本主义结构性转变中存在着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在现阶段的关系,或者说,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包括虚拟资本)在现阶段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些学者,如彼得•高恩、帕利、让玛•瓦苏德万等强调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分离。他们认为,当代金融业已经直接参与了剩余价值剥削,凸显了金融经济的独立性。

  与之相反,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依赖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福斯特、兰迪•马丁、希勒尔•蒂克廷、迈克尔•赫德森、杰克•拉斯姆斯等。他们认为投机资本的猖獗是资本主义陷入非理性的表现,因为货币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只有通过吸收抽象劳动,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并创造剩余价值,因而,通过资产价格泡沫所制造虚假的利润和充满活力的金融体系,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这些学者认为,实体经济是金融经济的最终基础和利润来源,当金融经济过度膨胀,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范围之外,它必将走向覆灭。兰迪•马丁指出:“构成真实经济的是商品和服务的创造,金融不是这种创造所固有的一个部分,偏离了这种意义,就会引发生产的混乱。”[10]此外,他们还对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关系作了两个方面的论述:一方面,他们认为金融化的过度扩张使得实体经济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金融爆炸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增长,金融资产的泡沫不仅掩盖了实体经济的危机,而且还延缓了危机的爆发。约瑟夫•库拉夫将金融增长视为推迟危机的两个机制之一②,其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1)债务的增长推动了商品和服务中潜在的剩余价值的实现;(2)资产泡沫制造了虚假的利润率和活力;(3)作为浪费性消费的金融部门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利润率下滑的压力。基于以上原因,约瑟夫•库拉夫认为,“金融扩张最好被看作是一个暂时延迟危机的‘抵消倾向’,这个临时解决办法的代价是经济领域中的巨大不平衡,包括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的增长、不断飙升的金融和贸易不平衡以及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泡沫的形成。”[4]大卫•科茨依据社会结构理论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导致大量泡沫产生,使得利润危机的解决被拖长。……资产泡沫起到了延长经济发展期的作用。具体说来,由于正在经济泡沫化的资产市场价值攀升,资产持有者的货币收入增加,消费力提高,从而暂时缓解了由不平等引起的利润实现危机。”[11]通过对以上两个方面的综合考察,福斯特揭示了症结之所在,他指出,“虽然金融扩张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停滞问题”。“实体经济的增长率日渐消沉,经济的金融化却急速发展,以激活资本积累过程的所压制的过剩产能,其代价是日益沉重的金融危机”。[12]

  尽管上述两种观点存在着对立,但是他们分析的逻辑前提却是一致的,这种逻辑是建立在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二分的基础之上。大卫•哈维不赞同这种思维方式,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作为经济不同方面的‘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有着一个更加辩证的关系”。[13]

  此外,在分析资本金融化的后果时,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都很重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福斯特、帕利、杰克•拉斯姆斯等人肯定了明斯基的理论对于解释金融结构和金融化趋势的贡献。其中对明斯基的理论较为推崇的帕利认为,“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的关键作用在于,它为新自由主义的增长模式能够在长时间内避免经济停滞提供了解释”。[14]明斯基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段历史。同时,他们也指出了明斯基理论的缺陷与不足:其一,明斯基理论存在着某些含糊不清之处,如他未充分解释金融的脆弱性与追求利润率的动力之间的关系,也未能明确指出何种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15]其二,明斯基的分析囿于“排他性的金融市场”,没有注意到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三,明斯基虽然对金融危机的周期性质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但对金融的长期增长问题考察不足,这使得他的理论所涉及的只是短期的周期性现象。其四,明斯基将美国经济从较为复杂的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中剥离出来,这导致他无法认识到金融问题所带来的全球性的影响。[12]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扬弃了明斯基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从全球化的视角研究了资本金融化的世界性扩张问题。

  在资本金融化的世界性扩张问题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资本金融化的世界性扩张不过是资本扩张本性的一种表现。然而,从今天的情形看,资本金融化的世界性扩张绝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英美这两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垄断资本集团为着自身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结果。

  从美国方面看,1971年,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关闭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崩溃,为了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提升美国经济的影响力,美国建立了以“石油—美元”相挂钩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玛•瓦苏德万认为,这种浮动的美元本位制的安排“源于美国对自由金融市场激进的诉求,该一体化为中心国家机制的调整和金融工具的扩张提供了广阔的弹性空间,金融流动(金融化)对维护和扩大美元世界货币的职能,发挥了重要作用”。[16]彼得•高恩也称以美元作为法定货币的体系、汇率风险的私有化和外汇管制的解除,是全球金融体系成长和繁荣的土壤。[5]此外,20世纪70年代,面对着实体经济利润率的持续下滑,美国开始将制造业转移到外围国家。这不仅造成了美国国内生产的不景气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而且使得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攀升,美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最后消费国和最大的债务国,其贸易赤字占了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三。这些都使美国的经济体系高度的金融化,而这种金融化又对美国经济起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债务拉动美国国内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它可以实现剩余价值在国际范围的转移,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美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金融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的流入。特别是在1999年实行《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地引入了“赌场资本主义”,“推动了世界范围巨额资本的集中和流动、投资资金向国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转移,也促进了一系列的新的、快捷的投机性投资工具的开发”。[17]美国正是借助于金融化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利用并占有了世界范围内廉价的劳动资源、能源、原料资源和资本资源,从中攫取了高额的利润。

  从欧洲方面看,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也面临着与美国同样的遭遇,即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并通过外包来加以解决。由此决定,欧洲也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但是,西欧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不仅与美国存在着经济上的合作,也存在着经济上的竞争。“欧洲金融体系的变化是美国金融市场竞争性压力的结果”。[18]但是,美国金融市场比欧洲更具吸引力,是因为欧洲金融市场流动性较差。除此之外,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还受着欧洲民主意识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成为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受到了广泛的认可,由于其接受了有效市场的假设和货币主义的理论,并对全球金融持乐观的态度,从而对全球金融做出了战略性的适应。正是这样,尽管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着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诉求,但是,欧洲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无论是在面临的境遇上,还是在具体的措施上,都与美国的金融化进程有着诸多不同之处,从而使得金融危机在两个地区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从其他经济体来看,其被纳入到全球金融体系中,与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上的“现代性话语霸权”有着很大的关系。其一,受发达资本主义国际制造业外迁的影响,许多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建立起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福斯特指出,“虽然工业化已经在边缘国家得到扩展,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公司主导了工业化的范围,这种工业化往往是以核心国家的需求为导向的。因此,边缘国家的两个生产部门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影响。”[2]其二,这些国家被纳入金融体系,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游说与进攻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其阶段性的表现有:在拉美地区推行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演变东欧、推动非洲“经济结构调整”和在亚洲直接策动的金融危机。其三,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防范资本逃逸造成的经济动荡,许多新兴经济体都建立外汇储备(大部分是美元)。同时,为了维持美国的消费和稳定出口,不少国家也增持美国的国债,这就使得这些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市场繁荣的虚假外观,对外围国家极具吸引力,许多国家纷纷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市场体系并投身于全球金融浪潮中,希望能参与到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的富矿中来。于是,这些国家作为低工资的外围区,作为出口拉动的工业化的新兴的、开放的经济体,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区的停滞和金融化,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关系。

  除上述的分析之外,在全球性的金融扩张进程中,还有四个因素需要提请注意:跨国企业和跨国资本的全球运作;全球性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通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金融体系和产品的不透明性。以上诸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形成了所谓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经济体系,这一体系的中枢是“美元—华尔街”的霸权。在这种体系中,一方面,通过债务和衍生品交易,各类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紧密联系,形成了全球性的“风险连锁”机制;另一方面,美国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导致了资产阶级统治结构的变化,使得美国经济和政治权力日益为金融资本所控制,并形成了所谓的金融权力精英,从全球范围来看,垄断金融寡头(特别是美国)对全球经济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彼得•高恩阐述了新的体系的六个主要特征:“(1)借贷贸易模式的兴起;(2)投机套利和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3)为最大化杠杆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驱动;(4)影子银行体系的兴起,伴随着它的伦敦分部和相关的‘金融革新’;(5)货币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它们的转变为资产泡沫中的投资贸易基金;(6)信用衍生品的新的集中。”[5]这些要素之间彼此相互加强,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合体。

  这一体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均衡和不对称,比尔•邓恩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这些不均衡涉及世界之间财富的分配、生产模式的变化、国外直接投资的分配、产业之间的布局等等。[19]然而这一体系最深刻的特点是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全球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国际收支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加深;其次,发达国家利用边缘经济体的债务负担,强制要求它们实行苛刻性的改组;再次,欠发达国家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对发达国家来说起到了缓冲带的作用,中心国家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向外围输出脆弱性,摆脱其债务型通缩的趋势;[16]最后,美国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寄生体,因为现在世界经济的状况是美国消费,其他国家生产,美国经济依赖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借给美国的巨额债务。由此可见,这种世界性的、一体化的金融体系,作为一种全球资本积累机制,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在帕尼奇看来,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可以借用“帝国”一词来形容。在全球性国家阙如的背景下,美国就以这一方式肩负起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协调、监管和危机管理的作用。[20]从二战后至今的历史进程来看,美国对霸权的维护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美国统治阶级致力于构建并推广有利于美国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度,这是主要方面;另一个方面,不放弃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来重塑和强行实施美国的霸权。以上两个方面的平衡,是建立在具体的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基础上。

  这种新的帝国秩序,与传统的帝国秩序的一个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借助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通过金融体系来进行非正式的统治。这种秩序在经济上也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在美国旧有的帝国主义模式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榨取的核心进程发生在美国本土,帝国主义的特权则通过各种公开地或秘密地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或其他手段,获得廉价的资源;而在新的帝国主义模式里,这种剩余价值榨取的核心进程则发生在美国本土之外,美国通过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使得世界范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流向美国。[21]萨米尔•阿明指出,“在这种新的帝国主义全球化中,核心地区的统治不再是以工业生产的垄断为基础,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诸如控制技术、金融市场、战略性的自然资源、信息和通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这种体系是“全球规模的种族隔离”。[22]热拉尔•杜梅尼尔则直白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就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23]正是在这种紧密联系的不对称的经济体系中,某些特定国家和地区发生金融问题就会产生传染性的影响,并迅速蔓延至全球,造成世界经济的动荡与恐慌。作为全球金融体系中枢的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崩溃和衰退正是这种体系结构特征的鲜明体现。

  这样,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体的现状的分析,勾勒了当今世界资本金融化的全景。

  二、金融危机根源的探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就是要探究金融危机的根源,找到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研究金融危机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总是从外因方面来探究金融危机的根源,或将原因归咎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管制的懈怠,或将原因归结为外部的冲击或暂时性的失衡。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则从资本主义制度上去探究金融危机的根源,从而揭示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金融危机根源的说明也不尽相同,从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危机理论。其中,最典型的有五种:(1)新自由主义制度失败论;(2)利润率下降论;(3)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4)过度积累论;(5)比例失调论。下面,我们将逐一地介绍这些危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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