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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2011-11-24 10:43| 发布者: iibfmiyt| 查看: 1004| 评论: 0|原作者: 水陆洲|来自: 自创

摘要: 第二节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莫斯科会议中苏两党对宣言草案基本达成协议以后,在与赫鲁晓夫谈话中,毛泽东说: 这次你们能够平等相待,把会议的宣言搞好,我很高兴。过去说是兄弟党,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而是亚洲式的,带封建性的。这次莫斯科会议,你们改变过去对兄弟党那种不平等的态度,以 ...

第二节  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莫斯科会议中苏两党对宣言草案基本达成协议以后,在与赫鲁晓夫谈话中,毛泽东说:

这次你们能够平等相待,把会议的宣言搞好,我很高兴。过去说是兄弟党,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而是亚洲式的,带封建性的。这次莫斯科会议,你们改变过去对兄弟党那种不平等的态度,以平等相待,共同商量问题,这是好的,希望以后能保持这种关系。 

  (会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估计不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不敢发动世界大战。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很强大,特别是你们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后美国有些恐慌,更不敢。我们对战争的态度,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反对是没有问题的。不怕呢,因为你怕也没有用,你越怕危险就越大,你不怕不见得战争就会打起来。与其天天提心吊胆,不如索性不怕。我们还是应该争取延长和平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二年,还有八年就够二十年,我们应该争取这八年里面不打仗。你们是用十年的时间超过美国,应该争取十年和平,然后再争取十五年,然后再争取更长的时间,总之是力争不打仗。但是,也要准备美国人发动战争,这个警惕性不能放松,不过我们的战略还是防御战略,不是进攻战略。(针对朱可夫说的,如果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我们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进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进攻苏联,苏联要反击。)如果是进攻社会主义国家,你们苏联准备反击,这是对的,但是还得看那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请你们去。战略问题很值得认真考虑。我看还是不要先发制人为好,还是采取防御战略为好。我们不首先打,不首先打原子弹,如果他要打,我们就反击。这就是防御战略,不是先发制人战略。 

二、毛泽东在三次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大会开始,在大会上毛泽东说:

苏联为首是中国党先提出来的,苏联同志开始没有提这个问题。中国党提出来的时候,苏共开始也不赞成。苏联同志提出过以中国、苏联为首,或者为中心。我们党不赞成,认为应该以苏联为首,并且应该写在宣言里面。第一个理由是,我们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头。一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还有一个头,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党,在一起总得有一个领先的、为首的。第二个理由是,就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事务讲,需要互相协商、互相调节,也要互相合作,要协调行动就需要召集会议,也需要有一个头。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外部还存在帝国主义阵营,他们是有头的,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如果我们没有头,就组织不起来,就没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所以从社会主义阵营外部的情况,世界范围的情况来讲,需要有一个头。所谓为首,就是他可以提议召集国际会议,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同由苏联负责召集会议的提法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既然要有头,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头就行了呢?恐怕也不行。如果按国家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来排,那就是阿尔巴尼亚,是不是可以为首呢?恐怕也不能按字母来排。其他国家恐怕也很难当这个头。我们中国是当不了这个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经验少,虽然人口上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上是一个小国。苏联发射了卫星,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只有山药蛋,而苏联共产党有四十多年的经验,是经验最丰富的,也是最完全的。所谓最完全,就是说它有正确的经验,也有错误的经验,总的来讲基本的都是正确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正确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这两方面的经验对我们大家都有益处。 

  现在有一些同志觉得斯大林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上犯过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印象不好。我看这个问题不妥当,因为错误已经犯过了,而且现在已经改正了,从前有害处,现在已经变了,已成为我们的鉴戒了。当然,在兄弟党的关系中,苏联党犯过一些错误,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别的兄弟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中国党也有这样的经验。中国党过去对苏联党是很有意见的,因为我们党最严重的一次“左”倾路线错误同苏联共产党有关,但这不应该成为苏联不能够为首的理由。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而我们现在拥有全副武装的也只有苏联,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全世界也只有一个苏联能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如果一旦有事,我们大家还是要靠苏联,这是大局。希望大家认识这个大局。其他一切小的别扭是一个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讲起对苏联有气,特别对斯大林,我也有一肚子气。过去我没有讲过,今天也不准备讲,只是说有气就是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从大局来看,还是应该承认苏联基本上还是对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是大的。我两次到莫斯科来,头一次是不愉快的,那个时候斯大林还在,说兄弟党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兄弟党关系是不平等的。这次到莫斯科来,我感到有点平等的空气,不知道在座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可以互相提不同的意见,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如果第一次意见没有采纳,还可以提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采纳,自己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看谁对。所以中国党认为,还是有必要承认以苏联为首,承认苏联共产党作为会议的召集人,现在这样做没有坏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说: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宣言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很有意义。这个宣言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将来我们去见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怎么样评价我们这个工作呢?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马克思大发脾气,说你们搞坏了,这个宣言不好,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没有机会主义,没有违背我的学说。也许列宁也会出来评价,他会说,现在这些新的共产党领导人工作得不错,他们会工作了、成熟了。他们起草委员会经过辛勤的努力,搞出了一个这么好的宣言,既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我看我们这个宣言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没有冒险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近几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它使我们开动脑筋,努力去避免再发生这样的痛苦。我们这个宣言所以搞得这么好,还因为我们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方法,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在讨论过程中间,我们既坚持了原则,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我们这次开会,形成了一种协商的气氛,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这次会议没有强加于人。在同志之间采取强加于人的办法是不好的。我们用说服的办法代替过去那种压服的办法。虽然费的时间比较多,宣言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定稿,但我们基本上达到一致了。花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办法不是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一个清谈俱乐部,我们有中心也有大家,是中心和大家的统一,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那就成无政府主义了,但是如果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有一家的意见总是不完全的。由于我们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所以搞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宣言。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六十八个党大会结束之前,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优势。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那么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当然在这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反法西斯战争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此希特勒走下坡路,苏联红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这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转折点。现在的形势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帝国主义那么猖狂、那么神气,不大一样了,也同去年反苏浪潮中间西方给我们脸上抹黑,大反共产主义很不一样了。今年的形势是,我们的天下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下是一片乌云。 

  第一件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的时候,英美苏首脑一九四五年初在雅尔塔开会,同意将德国易北河以东作为苏联红军的进攻区,这样就使得东欧国家有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件大事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把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消灭了,美国也帮不了忙,蒋介石只好跑到台湾去了。 

  第三件是朝鲜战争。我们警告美国不要打过三八线,否则中国是不会坐视的。

美国不听,硬是要突破三八线,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把美国打回到三八线。最后,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21公里,美国只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第四件事是越南战争。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党领导人民把法国人打败了。于是开了一个日内瓦会议,法国人同意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人想阻挠也没阻挠得了。 

  第五件事是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两个帝国主义侵略埃及,占领苏伊士运河

区,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反对,苏联提出了严重警告。英法军队被迫撤退。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事件。美国计划好要打的,它的军队在黎巴嫩登陆,又遭到各国人民反对,苏联又讲了话,美国人就不敢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可能将来还会出乱子。 

  第七件事是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美国说它自己很厉害,但是它一个人造卫星也没有发射上去。苏联做了先锋。 

  从这七件事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在我们后面了,我们做得好的话,就可以一直把它抛在后面。赫鲁晓夫同志说他们在15年内可以超过美国。我们想,中国也可以订个计划,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英国现在年产2000万吨钢。据波立特和高兰同志说,再过15年英国钢产可能达到3000万吨。那么中国再过15年也可能达到3000万吨。这样就钢产量讲,不是讲别的,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 

  另外,第八件事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一大片殖民地、半殖民地。 

  第九件事是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 

  第十件事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看起来也很可能还要退出阿尔及利亚。 

  从上面这些事情看,是原来落后的国家强一些,还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强一些?是印度强一些,还是英国强一些?是印尼强一些,还是荷兰强一些?是阿尔及利亚强一些,还是法国强一些?据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这就形成了一个转折点,把西方国家抛在后面,我们占了上风,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的问题是,决定历史的不是由钢铁数量的多少来决定,而首先是由人心向背来决定。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但是终于打倒了沙皇政府,那时候苏联共产党只有4万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24万人。 

  (哥穆尔卡说,他不同意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纸老虎是我一九四六年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说的。我说的意思是,希特勒是纸老虎,他被打倒了;沙皇也是纸老虎,中国皇帝也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都被人民打倒了。现在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倒,还有原子弹,但我看也是纸老虎。蒋介石也是个纸老虎。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了长期的残酷斗争,在这长期的斗争中间,我们慢慢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在整体上要藐视它,要打倒它。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要打倒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有根据藐视它。但是并不是轻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一切敌人,就是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要重视它,要认真地、具体地研究如何同它作斗争。这样我们一方面不至于犯右倾机会主义,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丧失斗志,没有信心;另一方面又是认真地同敌人进行具体的斗争,一仗一仗地同它打,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直到最后完全消灭敌人,这样就不会犯“左”倾机会主义。这好比吃饭一样,我们战略上要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一定能够吃下去。但具体来讲,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把一桌子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就要逐个地解决,军事上叫做各个击破。 

  我们说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就是不要怕原子弹。帝国主义手里有原子弹,苏联也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这个问题最初是我同尼赫鲁会谈时提出来的。尼赫鲁说,原子弹不得了,美国人讲了,原子弹一打世界就要毁灭。不是我们要打原子弹,是美国人要打原子弹,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拿氢弹来吓唬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一打原子弹全世界的人就死光了呢?我当时回答尼赫鲁说,极而言之,如果打原子弹的话,美国一定要打,我们也没有办法。它要打,极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的一半,可是还有一半人口,他们还要革命,还要造反。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原子弹,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现在有27亿人口,死掉一半,还有13,5亿,再过若干年,人口又会增加到27亿,而且一定还会更多。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不要怕原子弹,不要怕帝国主义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我们中国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打完仗再建设。如果我们天天怕战争,战争来了怎么办?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又不能决定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我们怕也不管用。与其天天怕不如索性不怕。对这个问题,既要藐视它,又要认真对待它。从藐视这点讲,原子弹是纸老虎,跟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样,我们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这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团结,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上升的朝气。当然,

我们还有很多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 

  这次会议开得很团结,反映在我们六十多个党的大会上有一种朝气,而且这次会有一个头,一致承认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能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每个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有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闹成无政府主义了。听了哥穆尔卡的讲话很高兴,不过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接受不了,暂时还想不通,可以换一种形式讲,比方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信波兰同志、哥穆尔卡同志都是好人,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够使先进分子同意,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意。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在十二党宣言上签字不方便,他们党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不在十二党宣言上签字。因为斯大林组织的情报局整了南斯拉夫党,包括铁托同志,所以他们搞国内建设需要西方世界贷款,要美元。西方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在南斯拉夫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党不能在骂美帝国主义的宣言上签字。但是我很高兴南斯拉夫同志准备在第二个宣言上签字。这就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党的宣言上签字,使本来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了一个,从十三个变成十二个。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有困难,我们想不签字也可以,不要强加于人。南斯拉夫同志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好了。我想,若干年后他们可能会在像第一个宣言那样的宣言上签字的。 

  我只想讲团结的方法问题。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这些人要采取辩证的方法,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所谓辩证的方法,就是一切事物是可以分析的。要承认人是会犯错误的,不要因为人犯了一些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就讲过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我自己也曾经犯过许多错误,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教育了我。所以任何人都需要别人来支持。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做:“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你赫鲁晓夫这朵荷花很好,但是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需要绿叶扶持。中国还有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我们这次十二党的宣言不是经过好几稿吗?到现在文字上的修改还没有完结。把一个人看作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看法是不对的。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个适当的态度,就是分析的态度,辩证的态度,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就是说,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斗争,就是批判他的错误思想,肃清他的错误思想;第二要帮助,帮助他改正错误。在中国,这叫做“一斗二帮”,就是从善意出发,来帮助他改正错误,斗是为着帮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斯基、像陈独秀、张国焘,那只能打倒。对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只能打倒。那是敌对分子,是敌人。对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最后也只能打倒。这是从整个战略上说的,但在策略上有时候就需要妥协。我们在朝鲜三八线不是跟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在十七度线妥协了吗?所以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也要善于妥协。 

  对敌人是这样,那么对同志中间的关系呢?我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就需要谈

判,不要以为加入共产党的就个个都是圣人,没有错误,互相之间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了,都铁板一块、整齐划一了,不需要谈判,不需要交换意见,不需要协商了。这些还是需要的。因为加入共产党的人,有100%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90%的、80%的、70%的、60%的、甚至有50%的、40%,所以还是要谈判,还要帮助改正错误,用帮助的精神来谈判,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就不同于跟帝国主义谈判,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我们这次召开十二党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六十多党的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实际上都是谈判,互相妥协,在不损害原则的基础上接受别人的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的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就能够使大家逐渐取得一致。 

  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方面跟他斗争,另一方面跟他团结,斗争的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是原则性,团结就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妥协,这是灵活性,两方面加在一起,叫做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我们的大会之所以取得圆满的成功,就是用了这种方法,团结的、协商的、谈判的方法,互相交换意见的方法,互相妥协的方法。 

  在会议过程中,我想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讲辩证法,要讲哲学。哲学要走出哲学家的小圈子,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我有一个建议,希望各兄弟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谈谈怎样运用辩证法的问题。 

十一月,经过一系列交换意见之后,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

应当提出两种可能性。从理论上、原则上讲,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能掌握政权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一定会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理论原则问题。但是,在和平时期,为着争取群众、动员群众,可以提出一个策略口号,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并不是拒绝、反对和平过渡,也是希望能够和平过渡。同时应强调,究竟是和平过渡还是非和平过渡,与其说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决定于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当然,如果它们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只能也使用武力自卫,进而夺取政权。(另外写成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 

三、毛泽东在莫斯科告别时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哥穆尔卡率代表团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说:

(关于召集会议的问题)一般情况是两年开一次,三年开一次也可以,如果有要紧的事一年开几次也可以。开会不开会首先要通过协商。开什么会,多大范围的会,也要通过协商。有事就开,没有事就不开。开会的时候先要有个题目,要有一个文件,预先准备好,发给参加会议的各个党。文件要尽早同各个党商量,而不是像这次会议这样,到十月二十八日我们才收到文件,可是南斯拉夫党在十月十八日就收到文件了。苏共不和我们商量,先跟南斯拉夫党商量,这就耽误了时间,而且南斯拉夫党早就否定了这个文件,声明不签字,可见还是要大家商量好。我们这次会议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大家一起搞文件,大家一起商量,创立了协商一致的原则。 

  (关于共同刊物的问题)刊物不容易办好,既然要办就把它办好。谁参加谁不参加由各个党自己决定。不要搞联络局,也不要搞联络局刊物,更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情报局那样的固定组织。 

  我们中国党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教会我们党怎么样来正确对待战略、策略问题,怎么样才能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自己国家的实际结合起来。只有成功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有失败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就不能比较,而且最好既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可以比较,才会在人们的脑子里引起震动,才能够找到既不“左”又不右的正确路线。 

  对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要一棍子把他打死,使他感觉到没有出路,把事情做绝。一方面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严格批判,肃清他的错误影响,这一点绝不能妥协。但是另一方面,在做组织处理的时候,可以采取宽大的方针,这个宽大并不是要他做总书记,而是给他政治上出路。因为这些错误,特别是路线错误,它的影响是有相当范围和相当长时期的,要改正过来并不容易。所以对犯错误的人,只要他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拥护党中央,那么我们不仅要把它当做同志,而且要当做兄弟,这样他就会感觉到有出路。 

  我们中国党的领导核心,从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现在,是经过很艰难的过程才建立起来的,又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巩固的。我是不是可以坦率地跟你们说,劝你们要看到你们领导中央只有一年,现在还不稳固。你哥穆尔卡,你们中央这个朝廷,要经过至少十年,才能够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基础。我劝你在这一点要自觉,切不可以认为已经是稳固了。根据中国的经验,领导核心是要经过长时期才能稳固的。今年米高扬到中国来谈苏共“反党集团”的时候,我就跟米高扬说过,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就是说不要粗心大意,以为一切都好了。有很多事情是料不到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总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会出现的。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把自己摆在一个危险的地位。我向你讲这些话可能不对,不礼貌,搬了中国的经验。但是我是由衷的想把这些当作礼物送给你们的。也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毛泽东真是岂有此理。我是希望你们的朝庭一年比一年巩固,不希望你们朝庭毁灭。我是真心诚意说这些话的。看一个人也好,看一个党也好,是好是坏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观察,党外也有人要观察。一个党也是很容易被人误会的。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来,斯大林是不高兴的。本来我们到莫斯科来,并不完全是为了祝寿,还希望中苏两国订个条约。但是祝寿完了以后,斯大林就把这个事搁起来,不想跟我们订条约。有一次我生气了,就直接给斯大林挂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我到这里来不完全是为你祝寿的,也希望我们订个条约。现在我没有事情做,你看怎么办?这时斯大林火了,他把电话挂了。后来我又一次去电话,那边说斯大林不在家,你有什么事可以找米高扬。这个时候我也火了,我就抓住苏共联络部派来跟我联络的同志(其中有一位过去在中国当过总顾问,现在是苏联铁道部长)大发脾气,狠狠骂了他一顿。他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有兴趣。我这次来不是专门为斯大林祝寿的,还得做点工作。既然现在没有工作可做,那么我的任务就是三个:第一个任务是吃饭,第二个任务是拉屎,第三个任务是睡觉。我拍着桌子狠狠批评了他们一顿,目的就是要他告诉斯大林。后来斯大林也大发脾气,把我们代表团和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狠狠批评我们一顿。会上有三个人放炮,一个是莫洛托夫,一个是贝利亚,一个是斯大林。总的意思是说,中国有民族共产主义,毛泽东如果不是一个铁托的话,至少是半个铁托。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批评我们的。我当时就在鼻子里发笑,一点也不申辩。什么中共是民族共产主义,什么半个铁托,等等,我都不申辩。我只说一句话。我说:同志们,你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他们也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后来他们想一想,还是签个条约好,因为不签条约我就不走。他们知道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后来周总理来了,就跟莫洛托夫专门谈订条约的问题,最后总算把条约谈妥了。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路,在新疆开了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当时我们都忍下来了,当时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都按苏方要求办了。到什么时候他们才想改变呢?什么时候斯大林觉得我不是半个铁托呢?那是朝鲜战争。原来他们说我是亲美英派,我们抗美援朝了,哪有亲美派同美国打仗呢!一九五0年初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我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答谢苏联的招待。当时我们请了斯大林,别人以为他不会来。结果他还是来了。他说他那天夜里没有睡好觉。在招待会上我先致辞感谢苏联,斯大林也起来祝酒,说的都是好话,说中国如何如何好。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也是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斗的结果,经过几个礼拜,他想了一想,先是不赞成订条约,后来觉得还可以。当然也要讲公道话,斯大林还有好的一面。抗美援朝一来,他就说我们是真正共产主义者了,不是民族共产主义了,不是半个铁托了。所以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分歧,兄弟党之间的一些分歧,需要时间,需要等待,要准备挨骂。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晚,在启程回国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

这次会议开得好,开会的方法也好。你们愿意跟大家商量,这点我们很高兴。我们两家达成一致意见,中国代表团是满意的,相信你们也是满意的。现在宣言是达成协议了。以后是执行的问题。各个党根据宣言中肯定的原则,结合自己国家的情况去执行,可以有这种政策或那种政策,这种方针或那种方针。在执行中会有不同意见,如果发现有不同意见,我们希望还是内部谈清楚,不要采取公开批评的方法。不要在共同办的刊物上展开兄弟党之间的争论,不要一个党发表文章批评另一个党。在各个党自己办的刊物上,也不要公开批评别的党。两个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内部协商,内部解决问题。历史证明,一个党公开批评另一个党效果都不好。这个问题跟多列士谈过,跟杜克洛也谈过,跟意大利党也谈过,跟英国党也谈过。他们都觉得,公开批评别的党的办法不好,即使意见正确,别的党也不容易接受。所以希望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达成协议,不要公开我们内部的分歧,不要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这个问题我是答应了哥穆尔卡的。在最后临别之前,给你提这么一个建议,刊物办起来之后,不要办成互相争论的刊物。

 

贰、本节简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是一非常重要的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与各党的交流、协商中,既坚持了高度的原则性,又具有适当的灵活性。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一段话对这次会议作了深刻的阐述: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错误观点。我们对于苏共中央先后两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作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以后,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我们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然后提出《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苏共领导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强调“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虽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们对于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表述,还是不满意的。只是由于照顾到苏共领导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的愿望,我们才作了让步。

但是,当时我们就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这个提纲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见附件一)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

同时,中共代表团作了必要的妥协。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以外,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段文字,我们是不同意的,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见。但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当时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坚持修改这一段文字。

 

2011年7月17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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