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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死亡20周年,重温邓小平“经典著作”

2017-2-19 23:5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10| 评论: 0|来自: 红旗网

摘要: 今天是201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20周年。让我们重温《邓小平文选》没有收录进去的、但其实是他历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作,来感受他不同常人的风采。
邓小平死亡20周年,重温邓小平“经典著作”
2017-02-19 原创首发 红色中囯


今天是201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20周年。让我们重温《邓小平文选》没有收录进去的、但其实是他历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作,来感受他不同常人的风采。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摘选):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1967年6月2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以下是部分节选: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叁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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