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有很多突出的政治课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如何对待中国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一课题具有强烈的冲击性。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资本主义获得大发展的三十年。有的人对此不予承认。但不管承认与否，当今中国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资产阶级，有规模仅次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总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认真观察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发现，现如今中国的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问，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资本主义最为强大，回答无疑就在当下。当今中国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已经相当强大。 中国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起主要支撑作用的是三大板块，即思想理论、金钱资本与资产阶级，简单地说就是有钱、有人、有思想。思想理论是这个体系的灵魂，它在古典资本主义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又吸收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最新成果，号称代表人类发展方向，具有不容置疑的普世意义；金钱资本是这个体系的纽带与工具，强大的金融实力在体系内部起着纽带的作用，使其各部分紧密相连，对外则是得心应手的战略利器，简单地用一句老百姓的话形容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资产阶级是这个体系的实体，也是这个体系的基本载体，他们组成梯队，构成这个体系的社会与阶级基础。 这样一个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在当今中国已经发育发展得相当成熟与完善，具体标志是： 第一，拥有自己的生活规则与活动轨迹 俗话说，鸟吃虫，蚕吸露，各有各的活法。动物是这样， 人也是这样，不同层次的人也有不同的活法，中国现代资产阶级的活法与普通老百姓截然不同，自从他们发展壮大以来，他们创造出许多中国老百姓耳闻目睹但却难以企及的生活方式，如打高尔夫、进高级赌场、境外度假、参加高级俱乐部、以至于吸食人奶等（参见笔者文章《喝人乳不算什么，将来还可能吃人肉》），并把上述这种生活准则或方式当做他们这个阶级的日常或家常标配。 第二，建树了自己的经济伦理与市场准则 经济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市场是其活动的舞台，围绕经济与市场建立他们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是他们从自在走向自为从而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时至今日，在这方面，他们已经构建了一整套理论学说，有一大堆各种各样所谓的“硬道理”摆在那里，成为改革开放这一宏大理论叙事中不容置疑的圭臬。概括起来，这套东西的核心内容就是三个“至上”： 其一，经济至上。一切以经济活动中心，人与人的关系是这样，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也是这样，让政治服从经济，让文化服务经济，其实说白了，就是把一切都简化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而将美其名曰“共赢”； 其二，私有至上。典型的表达就是两个断语，一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二曰“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在这两项基本原则下，共产党的原罪自然也就大到弥天的程度，就算极力进行自我清洗与救赎，也永远洗不干净了，至于救赎，除非把自己彻底打入十八层地狱才行——谁叫你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剥夺了那么多人的私有财产呢？ 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当今中国，地主资本家已在相当程度上翻身了，杨白劳自然还得去还他的旧债，他的女儿喜儿要么甘心当黄世仁的二奶，要么就去当小姐好了； 其三，市场至上。“市场万能论”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灵魂，这个精神灵魂必须完美无缺也只能完美无缺，有谁能设想一个人的大脑可以缺少某些成分或某个部位吗？这当然不行。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看来，市场经济也是这样，只能“万灵”，也只能“万岁”，否则，如果承认这个东西也有缺损的地方，就等于承认资本主义也要不时地发癫痫，就像人的大脑如果有缺损就要发严重的癫痫一样。而一个癫痫病人显然就是一个没有多大前途的人，让资本主义承认这一点，无疑是要了他们的命，所以，世界资本主义从来不承认自己患有先天性的癫痫，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也从不承认，尽管事实上他们总是间歇性地发癫痫，而现如今差不多是正出于严重的发作之中。当然，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现在还比较年轻，还在生长中，癫痫症状还不明显，其剧烈发作还须假以时日。 第三，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与历史观 经济与政治从来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经济伦理必然要上升或升华为政治伦理，中国现代的资本主义也是这样。建立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他们也构筑了自己的上层建筑，这就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观与历史观。这套关乎政治与历史的价值体系相当庞大，真的不好做简单的概括与判断。但笔者以为，其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政治上总的来说同西方靠得很近；二是许多被打倒的历史人物因之而重新占位，比如秦桧、李鸿章、汪精卫等，这些人已在相当程度上被树立为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共赢”代替“零和”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框架内，民国的历史地位远远高于共和国，民国时代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1949年共和国成立不是中国人民站起来而是趴下了，他们讴歌民国军阀的高尚、伟大与为国为民之赤诚，认定蒋介石的历史地位远远高于毛泽东，他才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语境中真正的伟人。 第四，发展了自己的理论队伍和舆论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在向西方学习、向先进学习的大潮之下，中国知识界中的一些人西化、洋化的现象非常严重，突出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现在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言必称希腊”的现象铺天盖地，俨然已成为主流声音。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某种角度就是中国西化发展三十年的话，那么，最严重的领域就发生在意识形态，这是西方对中国现代殖民的新高地。时至今日，一些中国的专家学者尽管表面上一幅东方面孔，但实际上却长着一颗西方的脑袋，全身心地浸透着西方的灵魂。 类似的现象历史也曾几次发生，比如洋务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现代革命时期等。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西化洋化与历史上的西化洋化有本质的不同，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西化洋化，为的是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为的是能在西方面前站起来，从而捍卫民族与国家的利益，说得直白一点，学习西方是为对抗西方、反对西方。但现如今中国那些西化洋化的知识分子则不是这样，总体而言，他们如此之“化”己“化”他乃至“化”中国，不是为着对抗西方，而是要获得西方的承认，获得西方政治与价值上的认同与认可，是为了最后西方的接纳与融入。 建立在这一支背景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据此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队伍，发展了自己的舆论工具。这样描述可能有点片面，事实上是现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与中国洋化、西方知识分子二者之间的耦合，他们彼此之间各自找到宿主，互为所用。于是，很多西化洋化的知识分子升华升级为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理论代言人，成为其精神灵魂与政治教父；而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则夯实了这些公知所必须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二者实现了理论力量与阶级力量深度媾和。 总之，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已经重新作为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拥有突出的社会地位，产生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他们实现全面扩张的冲动日益强烈，改造中国的政治冲动也日益强烈，因而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已经站在历史舞台的要害位置，已经鲜明地展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与文化主张。其中，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尤其关键，概而言之，这个新生力量的政治主张主要有二： 其一，强烈要求重塑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 改革开放已经塑造了一种当代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以西方为中心、为秩序原点，而中国为卫星国家围着转的关系，这就是迄今为止中国信誓旦旦地说不挑战霸权而要努力维护现有秩序的原因。在这种关系下，中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并且呈日渐做大做强的姿态，出现了某种喧宾夺主的挑战性、危险性。对于这样一种状态，中国的现代资本主义不满意、不认可，他们更认同中国应该融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种成分而不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版块。总体而言，他们视美国为精神祖国，是可靠的后路与理想的归宿，当然也是最高的政治高地。所以他们强烈感觉现有的改革开放政策依然还很不到位、很不够劲、很不彻底，他们的诉求就是要在这方面更到位、更够劲、更彻底才行。因此，在当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诉求就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一番比较彻底地再造重塑，进行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安全关系等各个领域关系的再造，此前一切有关“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以及“救援欧洲刻不容缓”等各种论调，都不过是上述这个根本诉求的一种反映。至于究竟让中国与西方联结到何种程度才能解渴，笔者以为，大概只有让西方派员直接统治管理中国才有可能。 这样一种突出诉求由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属性所决定。现代中国资本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与西方资本主义同气连枝，他们视西方资本主义为自己的精神祖国与灵魂归宿，也把西方资本主义当作自己随时可用的避难所和避风港，所以，中国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要席卷而逃，各种所谓富豪跑路的故事，不过上述这种政治属性的反映。所以，他们最不能承受中国与美国交恶的代价，他们强烈要求中国要不惜一切代价同美国搞好关系，否则，就等于是斩断了他们通往天堂的桥梁（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缺少民族性》）。 其二，强烈要求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挤出自己应有的份额 经济地位总是要呼唤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地位，这是政治经济关系的一般法则。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是这样，他们也一直谋求在中国的政治发言权与政治主导权，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腐败问题。人们常常把腐败的责任归咎于官员，说这是权力寻租，从一个角度来说，的确如此，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从另外一个视角看，难道就没有资本的推动与需要吗？笔者以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推动了中国腐败问题向纵深挺近。可以说，腐败是中国野蛮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没有腐败官员，哪里来的资本与富豪的暴利？没有腐败大面积纵深程度的发展挺近，哪里会有中国富豪的异军突起呢？任何人不妨设想，在中国，想要做一个成功的资本家，不用金钱收买拿下几个要害人物，能获得成功吗？能与他们富豪的身份相匹配吗？中国现代资产主义需要在权力场上说得上话，并且要做到说话算数，就必须用钱开路，以收买培育自己的代理人。正因为这样，所以，迄今为止那些被干倒的贪官，大都是顶不住金钱持续与顽强的进攻，以至于许多贪官哀叹，人家送钱，不收行吗？顶不住啊！千方百计地将资本所需要官员拿下，这是资本的本能，也是政治上一场空前凌厉的攻势（过去的词句是“糖衣炮弹”，现在还没有新词出现）。所以，从根本上说，现代中国资本主义与中国官僚体系中的贪腐集团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他们其实是一个葫芦上的两只瓜。资本要有代理人，这是资本的通则，全世界都是这样，历来都是这样，中国也不能例外。 收买和培育政治代理人，这是现代中国资本主义挤占中国政治舞台最现实可行的方法。他们要寻找两种代理人：价值逻辑的代理人，如戈尔巴乔夫之类；经济利益的代理人，如盖代尔之流； 除此以外的方法也是有的，但基本不大管用，比如被安排进入各级人大、政协，或者担任各种“民间”组织职务等，这种途径往往成为“御用”，并因而改性变质；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自己钻进去实现鸠占鹊巢，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但道路漫漫且成功的概率极低。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中国的现代资本主义想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挤占位置，只有以经济手段发动政治攻势一途，其具体的办法就是行贿，以此打造资本与权力之间牢固的链条，建立起彼此之间的神圣同盟，打造牢固而畅通的权力与资本通道。这就是迄今为止政府的反腐败始终得不到公知、精英认可的原因，个中缘由，是他们一手要拿腐败向执政者问罪，而另一手则需通过腐败向政坛进军，目前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恰恰阻绝了他们的这条道路。 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将利用各种手段，经常性地向执政者叫板，时时发动对政权的进攻，这将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新常态。 对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诉求，稍有政治常识的人无不心知肚明，执政者当然更是如此。对此，必要的政治安排已经有很多、且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相关的理论阐释也做了很多，为从理论上接纳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做了逻辑上的演绎，力图弥合执政者与当代中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分歧，敉平彼此之间的严重对立。但是，笔者以为，这种人为的努力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并不能满足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要求。因为从根本上说，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政坛上长期在野的局势不会变，现在提“不忘初心”更要使他们战战兢兢、噩梦连夜了。所以，他们与当局的关系，将始终都是一种矛盾的统一关系，彼此之间将既对立斗争又相互依存，这就给政治平衡带来严重的挑战。 如果摆正现代中国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位置，从而实现政治上的平衡，这是当今中国在政治上崭新的、也是最具挑战性的课题。执政者需要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调动资本与富豪们的积极性，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否则，即便在斗争中把本国的资本主义打败，也将极大地损耗自身的执政资本与政治信用，直白地一点说，甚至富豪大规模跑路都成难堪之重；从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角度看，他们也需要这样的平衡，因为他们始终把自己当做中国资本主义的拓荒者，而把中国当成现代资本主义的拓荒地，认定这是一块亟待开垦的高产地，并且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来说，也不允许这样的一块荒地不被垦拓而放任。所以，他们也还离不开中国，“跑路”只是不得已的办法，他们所渴望的，还是继续在中国发展壮大。 但是，现代中国资本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二者都在动态发展的进程中，所以，彼此之间所能形成的任何政治平衡都是相对的和暂时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和长远的，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必然要不断同现存秩序与既有规则发生碰撞冲突，这就导致彼此之间将频繁密集地出现严重的对峙与较量，要不断用新平衡代替旧平衡，这就导致“改革开放”将永远不到位，永远都是进行时；也将导致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发生交织与交互，这就像目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导致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政治骚动一样，须知，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曹德旺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曹德旺因为某种原因到美国办工厂，只是资本在大环境下的一种表象性运动，其所折射的是资本与政治之间的博弈，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空间与位置的问题。曹德旺事件强有力地证明，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强烈呼唤在中国的新存在、新空间、新表现、新作用，中国社会能够提供足够的条件，以适应他们的诉求吗？中国的执政者能无止境地修改既有的政治框架，以满足他们的政治与经济胃口吗？ 窃以为，现代中国资本主义与现有政权之间的矛盾冲突将日趋激烈，双方将走出一条由合作到分手直至对抗对决的历史路径，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样的矛盾冲突必然导致严重的政治斗争，这一斗争是对抗性的，任何折中与调和都是暂时和表面的，而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排他则是根本上和深层次上的（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当今中国的主要政治危险是“右”而不是“左”》、《右翼力量在中国的影响及今后出路》以及《关于中国左翼民众力量的若干错误倾向》等文章）。由此就带来一个一体两面的政治命题：即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如何对待现政权以及现执政者如何对待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考虑到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如何对待共产党政权已经达成国际范围的高度共识，所以，剩下问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执政者如何对待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了 笔者以为，这将是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最为突出重大政治命题，这一命题将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而变得日益迫切，而且很可能，这将是中国社会一个新的危机增长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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