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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不做“走资派”

2017-2-23 13:30|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451| 评论: 1|原作者: “红海军”

摘要: 今天追求进步的青年同志,要做的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不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或者现代的“走资派”。为此,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产生和消亡的一些基本观点。

进步青年要思考: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不做“走资派”

 

作者:“红海军”

 

            前些天,收到某进步青年小组发来的信,征求我对下述观点的意见:

 

“在无产阶级专政,或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工人群众成熟起来,并具有反抗能力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换言之,其机制是什么?普遍的情况下,一党专政必然会打压其他社团/组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便失去了训练的场域。我们是否能够想象这样一种可能性:革命成功之初,不同的党派通过群众选举轮流执政。这样便使得官僚具有替换的可能性,官僚发生变质以后,群众可以通过民主监督和选举等形式重新推选新的执政党。这一方面可以作为预防官僚变质/走资的途径,而另一方面也为群众运动提供了训练的场域。”

 

            提出这些观点的同志,在主观上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初步胜利以后,怎样防止官僚特权集团的产生、防止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官僚特权集团专政(进而发展为资本主义复辟),从而完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从有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在上述观点中,似乎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党专政”,这是不正确的。这里暂不详述。

            在上述观点中,有同志希望“不同的党派通过群众选举轮流执政”,用这样的方法,来防止官员“变质”并通过选举的办法来替换变质的官员,并“训练”群众运动。这样的设想好不好呢?应当说,基本上是好的。这里说,基本上是好的,就是说有好的一面,但是不完全好,不完全正确。在形式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历史上则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都有过设想,而且比上述观点说的更加具体、更加鲜明、更加符合民主的理想。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就指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典范。在为《法兰西内战》撰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恩格斯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原则: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毛主席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中也讲过: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文献“十六条”中也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既然无产阶级的导师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政权形式已经有过大量的设想,为什么这些设想在以往的、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没有能够实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企图绞尽脑汁、闭门造车地设计某种超越前人的美好的“制度”,也不能简单地将历史社会主义的失败归罪于少数修正主义分子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当然也往往是脱离实际的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积极分子所热爱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历史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地、根本地,要从它赖以产生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原因,而不是从它的思想的、精神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上去寻找原因。

            关于阶级社会在历史上为什么存在、为什么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社会分裂为阶级,是不可避免的以及从有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所需要的历史条件,经典作家是有充分的论述的。

        下面就介绍一下经典作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并据此来探讨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由于时间和工作的关系,在下面的论述中,不采用正式的论文的形式,对经典作家的许多论述也不做正式的引用,而是采取随笔的形式。由此而可能产生的错误或者不严谨的地方,当然由笔者负责。

 

一、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不做“走资派”:为什么会有阶级?

            当年“进城”之际,毛主席告诫广大的中国共产党人,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做“李自成”。尽管那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仍然不免于失败,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今天追求进步的青年同志,要做的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不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或者现代的“走资派”。为此,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产生和消亡的一些基本观点。

            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步胜利以后,如何防止“官员”(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经济和文化管理机关的干部)腐败变质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防止新的剥削阶级产生,如何完成从有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以来(即自从社会剩余产品大量出现以来),社会之所以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不是由于人们不懂得“公平”、“正义”的观念,也不是由于人们不懂得如何设计美好的社会制度,不是简单地由于暴力,也不是简单地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存在,在人类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必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并最终走向消亡。对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过高度概括的说明(这里说的是“高度概括的说明”,就是说,恩格斯在这篇文献中所表达的思想是贯穿马恩许多著作中一贯的思想)。

            概括来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物质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产品;这就使得一小部分社会成员可以从直接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专门从事宗教、艺术、军事、公共管理等事务。另一方面,由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仍然不充分,绝大多数人口仍然要用他们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的时间从事直接生产劳动,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以及社会剩余产品。于是,就产生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久而久之,少数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成员发展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将社会委托自己承担的各种职能转变为独占社会剩余产品的手段,建立专门的暴力机关(国家)来镇压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反抗,并且用宗教等意识形态形式从精神上来麻痹广大劳动群众(在人类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中,这个过程是用了成千上万年的)。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都要一方面用暴力手段来镇压劳动者的反抗,另一方面从精神上麻痹、欺骗劳动群众,并且从法律上将自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确立下来。但是,不能认为,阶级剥削和压迫仅仅是由于暴力、欺骗或者法律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或者“国有制”)才得以存在的。只要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只要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的或者几乎全部的时间用于直接生产劳动,从而被排除在社会的公共管理和各种创造性活动之外,社会分裂为阶级就是不可避免的,剥削和压迫就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在东方和西方,都曾经爆发许多次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有的还推翻了旧的君主或王朝,但是胜利后的奴隶领袖和农民领袖仍然免不了“打天下、坐天下”,在改头换面以后将旧的社会秩序重新建立起来。

            在资本主义时代,物质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得普遍地、大大地减少全体社会成员用于直接生产劳动的时间成了一种实际可能性。但是,一方面,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各种奢侈消费恶性膨胀,人为地扩大了物质生产和消费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迫使每一个资本家都将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扩大再生产。这种扩大再生产消耗了社会剩余产品的很大一部分,一方面给地球的生态系统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得全球生态系统濒于崩溃,另一方面又妨碍了社会劳动时间的普遍减少。

 

二、“走资派还在走”: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即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步胜利后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在这些国家,旧的统治阶级以及新兴的本地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建立巩固的民族国家并充分动员经济剩余以用于资本积累的历史任务。只有将底层的广大劳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彻底推翻旧的统治阶级、重组国家机器,才能应对世界资本主义强加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挑战。

            因此,一方面,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大革命的历史产物,承载了广大劳动群众要求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历史愿望。另一方面,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或者说,其实际的历史合理性)并不是完成从有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建设巩固的民族国家、完成资本积累。这个矛盾,贯穿了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始终。

            由于革命是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半外围国家,这些国家普遍没有完成工业化,不仅劳动群众普遍被束缚在直接生产劳动中(不能从事社会的公共管理和创造性活动),而且绝大多数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农业生产占用了社会的绝大部分劳动时间,乃至在革命之初,文盲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管理国家和各项经济工作的职能很快地就集中在少数干部和技术官僚手中,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来自旧的地主、资本家家庭。

        当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管理职能集中在少数干部和技术官僚手中以后,其中从旧社会留用下来的官僚、技术人员,以及来自地主、资本家家庭但是又被“新社会”重用的专家、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求享受物质特权。不仅如此,原来的革命干部队伍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很快在思想上也会发生变化,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初衷,认为自己也该“享受享受”了。这样,要不了多久,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集团就会产生(这个官僚特权集团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

            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有过十分活跃的苏维埃民主。但是经过残酷的三年国内革命战争,不仅大批布尔什维克党的老党员牺牲殆尽,就是原有的革命前的工业无产阶级也已经不复存在(工人中的先进分子或者在战争中牺牲或者被抽调到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各个工作岗位)。新一代工人阶级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因而也带着这些阶级的烙印,无产阶级政权的阶级基础被极大地削弱了。

        为了进行工业化,苏维埃政权不得不依靠资产阶级专家,并且给资产阶级专家提供高薪。到了后来,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也要求有与资产阶级专家同样的待遇。苏维埃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和沙皇留下来的“大杂烩”(列宁语)。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也很快出现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工薪制代替了供给制,企业实行八级工资制、党政干部实行24级工资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工业化建设,大量出身地主、资本家家庭的知识分子成为党政干部、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早在1957年,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中共党员人数就已经超过了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人数。

            起初,在形式上,生产资料仍然是公有的。官僚特权集团还没有私人财产,其物质特权也还受到一定限制。但是,这个过程一旦开始,那么在外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包围、压迫和引诱下,在内部由于官僚特权集团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官僚特权集团中越来越多的人就会产生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放、公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或者很难避免的。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直接发动广大群众与官僚特权集团做斗争的一次伟大历史尝试,但是受限于客观的历史条件,终究不免于失败。

 

三、民主也是专政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形式上普遍实行的是“一党制”。在当时许多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为了和强大的国内外反动派做斗争,各被压迫阶级必须将他们的政治力量集中在一起,并且用严密的纪律将自己的先进分子用一个先锋队政党的方式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所以,革命后的“一党制”国家是那时革命斗争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

        这种“一党制”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形式上,社会主义国家由共产党领导,实质上,政权掌握在官僚特权集团手里。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在当时是人民大革命的产物,打上了革命的烙印,因而新生的国家在相当一个时期中承认并保障了广大劳动群众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虽然在形式上缺乏政治自由,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在实际上拥有的权利超过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同等地位国家的劳动人民。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过程来说,形式民主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天然的、经典的形式。即使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中,资产阶级国家在相当一个时期中也是处于有“宪政”(即用资产阶级宪法来限制王权)而无“民主”的状况。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才普遍实现了成年男性的普选权;一直到20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年妇女才普遍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胜利以后,美国才在形式上结束了种族歧视,从而基本具备了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形态。至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半外围国家,在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各种军事独裁政权、法西斯主义政权、权威主义政权乃至专制君主制度,一直是普遍存在的。

            在世界历史上,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确立,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

            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爆发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国不同,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主要爆发在受过相当现代教育并且具备相当政治觉悟的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业国。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预期,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建立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

            但是,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形式上来说,现代民主的本义就是国家(或者作为国家具体体现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方式就是通过投票或者选举代表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做出决定。

            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就是多数对少数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谓的“多数暴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被专政的“少数人”首先是不甘心灭亡的资产阶级以及附庸于他们的一些社会势力。此外,在无产阶级内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之间,也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些矛盾一般也要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解决。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少数服从多数”被滥用的危险。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无产阶级中的某个集团(可能本身就是多数,也可能通过与其他集团结盟而形成多数)为了某些本集团的短期的、局部的利益,滥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压迫无产阶级中的少数,从而危害整个无产阶级的长远的、全面的利益。比如,在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严重的时候,某些多数甚至可能滥用自己掌握的政权来剥夺无产阶级中另外一些集团或者其他劳动阶级的一些基本权利。

            所以,未来的无产阶级民主或者无产阶级专政在客观上也面临着如何保护少数人权利、保护少数人的政治自由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更不能仅仅靠一纸宪法。从根本上,只能依靠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组织能力的增强,从而经常地、普遍地为争取和捍卫政治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四、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仅仅有民主是不够的

            即使是建立了形式上的无产阶级民主,同时又保障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基本政治自由,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还会面临着产生新的官僚特权集团、蜕化变质、资本主义复辟或者演变为新的阶级社会的危险。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无非是每隔几年就让人民挑选由资产阶级政客中的这个或者那个人物来“代表”人民罢了。类似地,即使是有了形式上的“无产阶级民主”,如果没有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绝大多数人仍然被束缚在直接生产劳动中,无暇关心政治,而政治、经济管理和其他创造性活动仍然是少数人的特权,那么,设计得再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无非是每隔几年让劳动群众来选择由这个或者那个“专家”来代表劳动群众管理社会罢了。久而久之,这些最初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专家势必发展为脱离群众的一个特殊的集团,乃至骑在劳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

            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形式上要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并力争践行巴黎公社原则以外,还必须立即着手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主要的办法,就是普遍地、大大地减少所有社会成员用于直接生产劳动的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大量的“生产劳动”是用于生产并非社会所必需的奢侈消费品。此外,大量的劳动时间浪费在广告、营销、金融、保险、律师事务等许多非生产性活动中;更不必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对内镇压、对外掠夺而维持的军队、警察。为了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国家还将社会产品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资”(这在中国特别重要)。如果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些浪费性活动都予以取缔,再将整个社会物质消费的规模限制在生态可持续性所要求的水平,并且逐步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大大地减少所有社会成员的劳动时间,使得所有劳动群众(而不仅仅是少数资本家和知识分子)都有时间、有条件从事各种创造性活动(科学、艺术、文学等)并且参加一部分社会的公共管理。

            当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不再为占社会少数的某个特殊集团所垄断的时候,社会的剩余产品也就不再为某个特殊集团所独占,而被置于全社会的民主控制之下。当这样的情景出现的时候,马克思所预言的真正的人类历史也就可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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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远航一号 2017-2-21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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