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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劳动大众群体的历史走向

2017-3-1 13:35|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369| 评论: 1|原作者: 张志坤

摘要: “穷人命苦”曾经是中国历史中的铁律,不管这种“穷”是相对还是绝对,只要“穷”,就必须忍受千般万般人生之苦,这是难以逃脱的宿命。过去的中国革命,实际上是把改变中国的命运与改变中国穷人的命运二个命题合二为一了,因而才有穷人的解放与国家的独立。
    劳动大众历来是中国为数最多的人群,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不管他们从事什么劳作,为农、为工、还是为贩,或者为仆为奴,总之他们都是靠出卖体力而维持生计的人,这一现象,很早就为政治家、思想家们所注意,因此,孔子才高度凝练地指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把社会群体划分为“劳心”与“劳力”两大范畴,并明确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劳动大众历来都处于中国社会的底层,遭受沉重的剥削与压迫。正是出于剥削与压迫他们的实际需要,所以古往今来的政客与思想家才发明并构建了多种多样的政治逻辑与治理体系,当然,这些东西也有很多内部自洽的功能,但主要使命,还是作为针对劳动大众的工具而存在。正因为这样,所以自古以来,劳动大众就不断发起各种形式的反抗与反叛,力图改变自身的地位与处境,用一句现代语言描述就是“搏上位”,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他们都不过是在拼死“搏上位”而已。当然,成功者为数聊聊,并且历史总是这样的轮回,当一些劳动大众侥幸“搏上位”成功之后,他们也很快沦为劳动大众的对立面,立即成为剥削与压迫劳动大众的政治与社会集团。

    中国劳动大众这种“搏上位”的活动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高潮,轰轰烈烈席卷中国并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曾经的劳苦大众第一次翻身当家做了主人,老百姓用自己朴素的语言形容是“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万年的枯树发了芽”,文学一点的描摹则是“黑手高悬霸主鞭”,其文化标志就是各种标有“人民”字样的标牌或主题充满神州大地,其突出的社会形象就是“穷”,以至于一个时期内人们甚至可以在顶层权力机构中看到有挣农村工分和工厂工资的国家领导人。从技术与效率角度看,这样做并不划算;但如果着眼于避免政权阶层固化或贵族化世袭化,解决上述历史轮回的问题,则不能不说是空前大胆的探索。

    但是,同曾经有过的情形一样,如何保持劳动大众“搏上位”的政治连续性与社会可持续性,很快就成了历史性的大问题。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后三十年”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拒绝历史轮回、保持劳动大众地位命题被新的历史主题所覆盖,新的历史主题可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富”,并且还要分出“先富”与“后富”,从而让中国人分别走出不同的历史步伐,分别开启不同的演绎演化进程。

    由此引发了当代中国从三十年前一直持续至今的大分化、大改组浪潮。在这样一个历史大潮的冲刷下,中国社会所有人群的政治与社会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劳动大众所遭受的冲击最大,因此而发生的演变也最大。就冲击而言,他们中传统意义的农民大都已蜕变为“农民工”,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词汇,其政治与经济内涵十分丰富;劳动大众中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也分化解体,其中相当一部分演绎为现代城市市民。不需要做怎样认真的历史考察,人们仅仅通过直观印象就完全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从历史的顶点上迅速滑落了,尽管就纵向比较而言,当代中国的劳动大众整体上比以前富有得多,但他们的社会与政治位置已经严重边缘化。现在,他们的经济地位十分低下,政治地位也只有理论与纸面上的位置,因而除了被大潮所裹挟而随波逐流外,基本上失去了左右政治与驾驭历史的任何可能。以前那些标志性的“人民”招牌,如同昨日梦幻一般,看起来已经十分滑稽可笑了。

    现在,中国的劳动大众包括形形色色各种劳动者,他们区别于富豪阶级,也基本上同官僚集团不搭界,这个群体核心部分很清晰,就是那些靠打工挣得微薄工资来艰辛养家的人。这些人居今日中国人的多数,大概要占全中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其一,总体地位低下

    他们在政治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任何层面的权力分配都很难有他们一份。事实上这确实也难以操作,简单的一人一票可能会使他们的政治权力在表面上得以表达,但鉴于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他们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力很大可能要被资本及各种社会关系所收买,从而在中国造成一场空前严重的政治扭曲,就像在一些“颜色革命”国家所发生的那样,这条路行不通。在经济上,尽管他们人数占人口的多数,但占有社会财富的比重却低得可怜,有人估计甚至连10%都不到,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劳动大众只占有全社会10%不到的财富,其经济地位可想而知。除个别聪明和有机会的人外,劳动大众的受教育程度也处于地水平,因而上升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可行性很小,通道也十分狭窄逼仄,对此,他们也已经认识得十分清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又成为他们基础性的“共识”,也已经为全社会所认可,其社会地位呈长久固化与代际传递的基本态势。

    其二、处在持续的滑落之中

    人们经常用阶层固化来诠释中国劳动大众的现实状态,这其实是不够准确的。这种描述,从其量只是一种静态的定位,而从动态与发展的角度看,现代中国劳动大众的历史地位呈持续滑落的趋势,表现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滑落并没有终止,政治边缘化的趋势还在加强,经济上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财富剪刀差还在持久扩展,他们整体上将始终要居于被安排、被处置、被慈善、被关照的地位,既可能是建设性实验的受益人,也可能是社会破坏性实验的承载者,命运操之于人而不可能实现自我主宰,其历史主体性不复存在。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劳动大众“搏上位”的历史进程已经阶段性地终结,处于历史的低潮时期。

    其三、最深刻地同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绑架在一起

    对于国家、历史与民族,不同的人群历来都抱有不同的态度,现如今也不例外。从根本上说,这完全是利益之使然,所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笔者以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构成,大体上可以区分成四大群体,即现代资产阶级群体、官僚集团、知识分子群体及劳动大众,四大群体之中,同国家民族利益关联程度最高的是劳动大众,这与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完全不同,中国现代资产阶级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同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绑架,而中国的劳动大众只能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中国的复兴与崛起之上,因为没有中国的强大,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们的情形将更加糟糕。尽管在复兴崛起的过程中他们很可能并不是最大收益者,但即使别人吃肉,只要他们能有汤喝,也算知其所止了。所以,劳动大众是当代中国爱国者最集中的群体,也是爱国主义情怀比较深厚的阶层,正是建立这一社会土壤上,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才得以发展壮大,而在上述其它三个群体当中,无论是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被严重地分化稀释,特别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群体,整体而言,爱国主义在那里已经没有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复兴中华民族的主要力量,仍然是中国的劳动大众。

    既然这样,当代中国劳动大众未来将有怎样的前途与命运呢?

    今年春节过后,媒体话题的一个热点是农民工外出,一幕幕农民工送妻别子的悲情画面被尽情地加以展示。看到这些渲染,笔者以为,这统统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这等骨肉别离的场面固然煽情,但其实只不过是中国当代劳动大众基本命运的冰山之一角,或者说,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已。真实的现状是,“穷人命苦”的法则又在中国重现,又在展示与发挥它的魔力影响了。“穷人命苦”曾经是中国历史中的铁律,不管这种“穷”是相对还是绝对,只要“穷”,就必须忍受千般万般人生之苦,这是难以逃脱的宿命。过去的中国革命,实际上是把改变中国的命运与改变中国穷人的命运二个命题合二为一了,因而才有穷人的解放与国家的独立,现在,革命时代已经过去,革命党也已经成为过去,中国劳动大众的未来已经不能同革命联结在一起了,这就是大概所谓的“天命”。

    所以,展望未来,天道轮回,中国的劳动大众尽管渴望与理想依然不泯,但也只能等待新的历史周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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